一位英国军人眼里的北平受降仪式
来源：历史筱佰科   2020-11-27 16:14:44

约翰·斯坦费尔德

受降仪式列席证

　　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过一次日本屈从仪式，英国军官约翰·斯坦费尔德先生就是代表英军在日本屈从书上签字并见证了在北平举行的规划盛大的日军屈从的仪式。

　　约翰·斯坦费尔德1920年出生在我国汉口(武汉)，其父母是在我国的传教士。1930年他被送回英国学习。1939年8月，他的父母刚从我国返英，长沙捍卫战时，大火相同烧毁了他们的住处。约翰·斯坦费尔德刚入读利物浦大学不久，战役就初步时了，他被征召入伍，进入皇家“通讯”兵团，接受了包括无线电通讯理论和实务、野外生计、运用武器、驾驭车辆等练习。1941年他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1942年成了炮兵部队“通讯部分”的一名中尉军官。

　　1943年初他被派往印度，担任旧德里的陆军总部通讯办公室作业，后又被特别行动局(SOE)调往印度北部一所间谍学校学习，与许多国家的无线电报员和谍报人员一起接受隐秘作业的练习。几个星期后，他被颁布BB669的代号，预备接手136部队我国通讯部副指挥的作业。1944年春天他被派往我国，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空降至昆明。

　　1945年8月，约翰·斯坦费尔德在参加一个由国军官方举行的晚宴时，听见街上有叫喊声，他们让一个男孩出去探问发生了什么工作。男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大标题“威力巨大的炸弹摧毁了日本两座城市!日本人屈从了!”周围一片惊惶。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拟定侵犯日军的计划，而现在悉数结束了。

　　接下来恰当长的一段失常安静的间歇时刻。重庆的信息来了，指令约翰等人一起当即飞往北平。9月14日，一架道格拉斯DC3飞机带着他们飞行了3小时抵达北平颐和园附近的西郊机场。一队穿戴长筒靴、佩带军刀的日本军官迎接他们，用一队奢华的日本军车护卫他们进城。他感到很乖僻，日本卫戍部队依然全副武装，却协同我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接连抵达)维持秩序直到被替换。他们在北平饭店住了下来，猎奇地调查这座城市。

　　随后，约翰留下来担任北平的事务，他和他的几位通讯兵成了华北地区仅有的英国军事代表。不久之后，重庆传来信息通知约翰被提升为上校，并指示代表英国戎行参加10月10日国庆日(注：中华民国国庆，下同)在北平举行的日军在华北战区的官方屈从仪式。

　　北平气候现已很冰冷，约翰照常穿戴寒酸的亚热带的束腰衣裤，看上去很寒酸。他找了一位裁缝，用日本军官用的最上等的料子做了一身美丽的军服。

　　参加完受降仪式，约翰就怀着激动的心境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进程具体地记录下来：

　　仪式是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的途径举行的，就是五百年来我国皇帝宣告成功的地方。如此布景和日子的完美结合使这一工作与我国前史中的每次工作一样引人入胜、令人惊叹!

　　太和殿位于紫禁城中心，内有皇帝的龙纹宝座，屋檐和木制品漆着或装饰着金龙。立柱和墙是深赤色的。今天是双十节(注：中华民国国庆)，汉白玉栏杆和台阶插满了四国联军国旗。阳光灿烂，照得房顶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汽车载着我们英国小队人马开往紫禁城，行进在北平街道上，经过拥挤在凯旋门下喝彩的人群，凯旋门插满四大国——中美英苏的国旗。汗流浃背的兵士为我们从比肩接踵、激动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让我们的车辆经过。抵达紫禁城的午门，再经过50码长的过道我们来到广场的另一边，在此下车继续步行。我们走过两段台阶来到太和门。经过太和门时，我们看见下面太和殿前巨大的广场上比肩接踵，至少有十万人，一直到大理石台基和通向殿前途径的台阶，一切当地都挤满了人。

　　台基上装饰五颜六色的彩旗，能够看到宫殿的赤色立柱后边、两头进口的墙上覆盖了中英美苏的国旗。这景象太绚丽了，我们经过列队的兵士，走上三段台阶向途径走去时，一片喝彩声响起，有一阵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国际的中心。

　　途径上铺着一块皇帝的龙毯，上置一张屈从文件的桌子。

　　我国政府很明智地花费许多时刻进行准备作业。各代表团成员都佩带着官方红绸标识，我们在阳光下闲逛、拍照片。身穿长袍神态严肃的官员们、穿戴美丽的高领制服的我国将领们、美国海军和空军军官们以及我们英国代表——我、大使馆高档官员和两名初级军官，被前来观看受降仪式的各国群众观光者们簇拥着。

　　一位我国将军伴随我代表英国戎行在受降书上签字。受降文件是四本折叠得像手风琴般的书，用黄绸带扎住，用可吸墨汁的吸水纸做成。

　　这期间，每一次喝彩声响起都提示一批新的显要人物的抵达，担任受降仪式的高档军官随后引领官方的观礼者，外国人在左面，我国人在右侧，我们背对大宫殿，军乐队站在两头，前面空位留给日本人。

　　当悉数安排稳当，当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与他的随从们从宫殿内走出，来到阳光下，担任仪式的主持人指示群众摘下帽子向我们武士行礼。

　　一位副官要求把日本代表带上前来。一阵呼吁，标明日本军方正走在足有二百码长、被我国观礼群众围住的巨大广场。当他们走上三层台阶时，呼吁声变成了成功的喝彩声。一切要以这些军官的羞耻来结束，他们就将在以前五百年来被我国打败的敌人扔掉权利的标志的地方，交出他们的军刀。

　　日本武士在孙连仲将军面前排成一排，立正，行礼并列队向左候命。孙将军指令日军在华47师司令官在屈从文件上签字。日军司令官走近桌子用预备好的毛笔签了字，然后孙将军签字。接着孙将军指令道：“现在交出你们的军刀”。在高档将领的带领下，日本军官一个个走向桌子，解下军刀，放下。再次列队，行礼，回身向右走。向孙将军行礼，回身离去，回到太和殿。暗淡的立柱深处，立着巨大的龙椅……观礼群众受邀向联军恭喜。

　　我们的脱离又是一次凯旋游行。当我们经过宽广的广场和宫殿时，人群再一次拍手和喝彩，感觉好像从十五世纪回到了二十世纪。

　　我情感干枯了。眼前的这一幕实践太具有纪念意义、太生动了：金色的砖瓦、深赤色的围墙、汉白玉的栏杆和喝彩的人群，这样的场景一个年代只会发生一次。对我国来说，这个屈从仪式是日本打败的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定是亚洲或许是全国际最绚丽、最激动人心的屈从仪式，但由于通讯不像现在那么晓畅，在我国之外简直没有什么报道。

　　12月12日，约翰·斯坦费尔德脱离北平接受新的任务，成为香港通讯作业的担任人。后于1946年3月搭船回来家乡英格兰，并脱离了部队，进入剑桥大学，先后读了经济学、神学，并在卫理公会的教堂初步了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