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
1945年9月4日,《中国陆军各地区受官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于8月21日至23日,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谈投降事宜的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22日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军、空军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了中国战区各地受降区的划分和受降部队的派遣。
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划分为16个受降区。在河南省内有郑州和郾城两处。其中郑州的受降工作由胡宗南领导的第一战区负责,郾城的受降工作由刘峙领导的第五战区负责。
最初确定的受降地点并不在郑州,而是洛阳。根据史料记载,8月22日,何应钦给冈村宁次发出电报,在电文中明确了各受降区的受降主官及所属受降地区及接收地点,电文中清楚地指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负责接收洛阳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10师团长木村经宏中将,受降地点定在洛阳。”
《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公布了受降主官、划定接收地区,但台湾受降主官待定。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胡宗南,接收地区是洛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刘峙,接收地区包括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负责河南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由于投降日军复杂的隶属关系,在受降区域上出现了一定的争执。
为协调两个战区的矛盾,1945年8月28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冈村宁次,将第一、第五战区的受降区域、受降地点进行了明确划分。电文中说:“为受降方便,第一战区负责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四个地区的受降工作,总称仍为洛阳地区,受降地点定在洛阳,投降日军为第12军团,日军投降代表改为军团司令官鹰森孝中将;第五战区负责南阳地区,受降地点在郾城,日军投降代表也为鹰森孝中将。”此时,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还在洛阳。但是,在9月4日第六战区受降纪实公布的《中国陆军各地区受官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中,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已改在郑州,接收地区包括郑州、开封、新乡。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按照国民党史著《抗日战争大事记》记载:由于日军第12军团的军部在郑州,于是中、日双方商定将投降地点改在郑州。但是实际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为了扩大地盘而导致的结果。在西安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原奉蒋介石命令,负责接收洛阳地区日军投降事宜,命令国民党军队和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胡宗南乘刘峙行动迟缓,率部从秦岭、伏牛山下来,沿陇海铁路向洛阳、郑州推进。
鉴于这种情况,何应钦只好于9月4日又改令胡宗南部接收开封、郑州、新乡等地日军投降的事宜。当时,郑州为日军第12军团司令部驻地,司令官为鹰森孝中将,其部队分驻于开封、郑州、新乡、洛阳等地。当胡宗南部队到达郑州之后,即下令在郑州成立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今二七路商城大厦处)。任命其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为主任。李昆岗于9月6日偕同战区司令部作战课长杨荫寰乘军用飞机抵达郑州。随即发出备忘录送交日军司令官鹰森孝,命令其前来接洽投降事宜。但因日方原被通知向第五战区投降,尚未接到更改投降规定的命令,以致受降问题拖了一星期之久。其后,日方接到命令,才派出军团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等到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请示投降事宜。
9月20日,第五战区在郾城举行了受降仪式,刘峙主持了仪式,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在投降书上签字,在郾城投降的日军有31560名。22日,第一战区在郑州前进指挥所举行了受降仪式,第一战区参谋长李昆岗主持仪式,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向胡宗南部投降,在郑州投降的日军有43334名。随后,位于河南各地的日军陆续解除了武装,按照胡宗南的命令,解除武装的日军撤出市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同时将武器、弹药、器材、物资、车辆、马匹等,造出原始清册一式5份,呈交接收人员按册逐一点收。
为了纪念接受日军投降这一盛事,第一战区还发行了《胜利日报》,“阐扬政令,报道消息,鼓励士气民气”。
1945年9月,在国民党陆军第一师师长黄正成(右一)的引导下,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右三)进入郑州受降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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