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漯河。
受降点起初并没有漯河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中国战区只分了15个受降点,漯河是后来补进来的。”一听记者说明来意,马树奇老人便语出惊人。
这位在漯河区划后就从事文史资料编写工作的老人,曾先后两次整理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漯河投降经过的史实资料。“关于漯河成为受降地的原因,既与漯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也与漯河当时是日本侵华部队第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有关,更重要的是与‘西北王’胡宗南有关。”马树奇老人说,他 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于1989年查清了这段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电台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派出全权代表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签字。蒋介石在中国战区分了15个受降点,命令日军集结指定地点,委任他的亲信大员为受降官,前往受降。
当时河南省和湖北省北部区域隶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受日军投降。
刘峙随即以受降官的身份集结部队,从襄樊出发,准备在郑州举行受降仪式。当刘峙的部下孙震率领部队于8月底到达许昌时,深受蒋介石宠信的“西北王”胡宗南忽然向蒋介石提出,准许命令日军第12军团所有在豫西(含郑州)、豫北的部队均由胡宗南派员接受投降,并且快速集结部队到了郑州,处理受降事宜,同时拒绝刘峙前往郑州。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临时将漯河增设为受降点。刘峙遂命孙震率部由许昌南进漯河。
受降仪式举行地为原山西会馆
“1945年9月初,国民党郾、漯各机关及驻漯日军代表,齐聚漯舞公路三里桥以南,欢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及其随行人员来漯。
下午一时左右,只见西南方向,尘土蔽天,车流滚滚,几十辆卡车、小卧车疾驰而来,一时,军号震耳,掌声阵阵。刘峙与参谋长赵子力、美国顾问小组(8人)及随行人员下车与迎接的地方军政人员一一握手,略事寒暄,即驱车至临时官邸。迎接活动约一个小时左右。”这是马树奇老人撰写的《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在漯河投降经过》一文中描述的刘峙来漯参加受降仪式的情景。
据马树奇老人考证,刘峙到漯河以后,召集了驻漯部队部分长官、地方官吏和日军投降代表,商议受降事宜,同时成立筹备委员会,定于9月20日上午,在山西会馆(现 漯河二中)举行受降仪式。
当漯河广大人民群众得悉漯河成为全国受降点之一,日军司令在漯河签字投降时,无不欢欣鼓舞。会场主厅布置得颇为气派,四壁全用整匹绸缎围挂,地面先以苇席铺垫,上面覆盖毛毯,中间排列长桌,置受降长官席、美国顾问席标志于其上,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仪式并不复杂签完字就结束
马树奇老人采访的多名亲历受降仪式者的回忆,已在漯河文史资料中完整记录。1945年的9月20日上午八时左右,吉普车、大卡车首尾相接,从东向西,满载全副武装的军人向山西会馆疾驰。10时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和美国顾问等出席受降仪式。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中将鹰森孝率领幕僚长(相当于参谋长)及各师团长步入会场。
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18响,接着刘峙代表中国和美国顾问讲话。刘峙宣读《太平洋战区盟军统 帅部降字第1号命令》,大意是,本司令长官奉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转奉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本司令长官负责中原区(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鹰森孝军团受降和接收任务。”第因奉此,仰将该军团人员、马匹、车辆、武装、弹药、仓库、粮秣以及各种军用物资造册清点,不得有所损坏,仰即遵照。此令。鹰森孝听完后,起立,表示“完全接受”,并代表日军第12军团及其部属115师团、92混成旅团和第13警备队等31560名官兵签字投降。接着,刘峙、美国顾问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投降。随后,刘峙等离开会场,漯河受降仪式即告结束。
“据说,在受降过程中,鹰森孝步入会场向刘峙和美国顾问鞠躬时,刘峙举措失当,竟欲还礼,受到美国顾问的严厉制止,说道:‘不要还礼,他是战败者,本应敬礼!’刘峙自知有失国威,一时间面色颇为难堪。”马树奇向记者讲到此处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马树奇两易其稿受降情景仍不全
今年85岁的马树奇向记者说,为了写日本侵略军在漯河投降的这段历史,他曾两易其稿。
1989年,马树奇开始着手对漯河受降这部分史料进行二次整理编写。“这一次我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主要是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回忆录中寻找史料。”马树奇说,通过查证历史资料,马树奇才发现蒋介石当时在中国战区只分了15个受降点,漯河是后来增补的。
“其实,能够见证受降仪式的普通民众寥寥。”马树奇说,根据史料记载,当时郾城县县长蔡友令、漯河镇镇长陶瑞亭以及当年的知名人士,夜以继日地筹备受降诸务,满以为能够亲临盛会,谁知全被拒之门外。
“原山西会馆是个封闭的场所,现场又有大批警卫部队把守,连县长、镇长都进不去,老百姓更是难以挤进现场。”马树奇说,他也曾遍访漯河的知名人士及适龄人员,试图通过他们探知一二,但大多数人都讲述不清楚。
“至于刘峙在受降仪式中行为失当一事,我是听漯河四中(现漯河二高)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所述,他也是听别人说的。”马树奇说,由于未能获悉受降仪式的细节,所以在撰写文史时,他也只是对仪式的大概过程进行了描述。“遗漏的史实,希望后人能补上。”马树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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