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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受降记
来源:360图书馆   2017-08-04 16:06:4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漯河,万众欢腾。漯河作为全国的一个受降点,9月2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此主持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漯河 第五战区受降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于8月21日至23日,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22日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了中国战区各地受降区的划分和受降部队的派遣。26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划分为16个受降区。 据1988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记载,这16个受降区中,第十三受降区是以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的,日军集中于郾城、许昌、商丘,办理投降的地点为郾城。


△刘峙

  而当时的漯河,是郾城县所辖的一个镇,属于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当时辖刘汝明的第2集团军和孙震的第22集团军。 关于郾城、许昌地区受降的情况,郑州大学研究现代史的孙子文老师曾在1995年第二辑《河南文史资料》撰文略述。早在1945年8月10日,当中国政府得知日本准备投降时,第五战区所辖第22集团军就令122师派一个营侦察与监视驻湖北光化(今并入老河口市)、老河口日军的行动。8月13日,刘峙规定日军投降事宜,并将对日通告由第22集团军转告日军最高指挥官:(一)平汉铁路(含)以西,襄河(含)以东,武汉三镇(含)以北,西峡口、鲁山、许昌县以南的日军应迅速集结钟祥、随县、汉口、花园(今湖北孝感县)、信阳、确山、漯河、南阳、淅川、河口10处,将所有武器、装备、马匹、器材及其他一切军用品全部交与本战区长官指定的部队接受。(二)所有武器、装备、马匹、器材及其他一切军事需用品,不得交与非战区长官指定的以外部队与任何人(记者注:暗指不得交与共产党的军队)。(三)日军不允许毁坏武器、装备、马匹及其他一切军用品,并不得破坏我土地上的一切资源。(四)解除后的日军官兵应静候中国的处置,不得擅自行动,本战区并依国际公法给予一定待遇。 8月15日,当第22集团军从广播中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要求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将第二号通告交给老河口的日军,提出“本战区境内的日军在接到上级命令后,希望立即派人前来联系,以便双方派遣代表于指定地点洽商日军投降”。第二号通告由第22集团军派人送到鄂豫边区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处。经商洽,双方确定,日军须于25日6时,撤离老河口,到许昌集中投降。中国军队于同日8时入城。25日上午8时,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进入老河口,当地军民举行了升国旗典礼仪式。 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为受降官,接受地区为郑州、开封、新乡、南阳及湖北襄阳、樊城。投降日军为12军、34军各一部分。2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告刘峙,在第五战区内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独立警备队(集中开封,警备队相当于旅团)、第6独立警备队(集中新乡)、第10独立警备队(集中郑州)、第115师团、第4骑兵旅团、第92旅团、第14独立警备队(集中南阳)。投降代表为鹰森孝,投降地点在开封。

  第五战区的受降地点本来定在开封,然而,在胡宗南的游说下,第五战区的受降区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车国光在《第一战区受降经过》中有详细记述:“……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即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的总部驻郑州,日军的军用物资也集中在郑州,而洛阳只有一个师团司令部,其人员和物资正在向郑州运输。同时鹰森孝亦称: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郑州应归第五战区刘峙部队接受。当时,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得知情况后,当即命令其部下向郑州推进,并设立前进指挥所(记者注:在国民党军队尚没有到达受降区域以前,先遣部分人员到沦陷的受降区设置前进指挥所,以监督日军不折不扣地执行投降,并阻止共产党的部队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38军和第40军亦火速东进到郑州。胡还向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告之详情,并恳请蒋令河南日军全部归其所接。蒋介石复示胡宗南:‘……速率部进驻郑州、开封和新乡一带,接受日军投降。已令五战区部队集中于许城(即许昌)一带待命。’”

  “胡宗南奉命后马上命令第38军一部进驻郑州,主力推进开封;第40军经郑州北进新乡。9月上旬,前进指挥所到达郑州。这时,第五战区部队已推进到郑州以南、新郑以北一带,与第一战区部队发生了冲突。就在双方骑虎难下之际,何应钦突然飞抵郑州,命令刘峙部屯兵许昌待命,这场冲突才告平息。”

  刘峙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指示,实行分区受降,并命令日军向郾城、许昌、商丘等地集中,等待中国军队受降。

  9月12日,第22集团军第55师先期进驻许昌。18日,第2集团军抵达许昌,总司令部驻扎在许昌县城内。当时,第五战区曾想把受降地点从开封改在许昌。但由于日军115师团于1944年7月在郾城组建成立,并以郾城为司令部所在地,刘峙最终还是把受降地定在了郾城。当时,漯河归郾城县管辖,又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山西会馆 见证受降 郑州大学历史学老师孙子文在《河南地区受降记》(载《河南文史资料》1995年第二辑)中写道:“9月14日,第22集团军到达漯河,漯河当时属郾城县管辖,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郾城县城。15日,第22集团军接替日军防务,开始为第五战区在郾城举行受降仪式做准备工作。为此,第22集团军一方面令41军(军长曾苏元)接替漯河防务;一方面派人与日军洽商受降事宜。16日,第22集团军的通告送达日军115师团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

  马树奇是漯河市政协退休干部,曾具体负责《漯河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1987年他在编辑《漯河文史资料》第一辑时,有个叫郭尚武的人托人给他送来一篇稿子,讲的就是漯河当时是如何筹备受降活动的。郭尚武当年是郾城县三青团干事长(记者注: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是国民党控制的青年组织,1947年9月并入国民党),具体负责了筹备工作,是亲历者和当事人。

  根据郭尚武的回忆,漯河的筹备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驻漯河的军统小组与军统总部、第五战区外事处情报科取得了联系,第五战区电示:第五战区即日前进漯河,暂派情报科数人先行赴漯。时隔几天,郾、漯各机关及驻漯日军接情报科通知,要求次日上午10时到漯舞公路三里桥以南,欢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及其随行官员来漯。第二天,天气炎热,下午1时左右,只见西南方向尘土蔽天,车流滚滚,几十辆卡车、小车疾驰而来,顿时,军号震耳,掌声阵阵。刘峙与参谋长赵子立(记者注:赵子立可能是参谋处长,1945年12月,郑州“绥靖”公署成立,刘峙任主任,赵子立任参谋长。此时,第五战区参谋长很可能还是郭寄峤)、美国顾问小组及随行人员下车与迎接的地方军政人员一一握手,略事寒暄,即驱车至市内官邸。迎接活动进行一个小时左右。

  刘峙来漯以后,对受降的各种准备工作要求很紧,其中需要地方协助的事情也不少。当时,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保安团等机关都在郾城城内。郾、漯之间,相距虽近,可是中隔沙河,来往均需乘船摆渡,极为不便。经研究,决定在漯河设立郾城各机关驻漯办事处,办事处由郭尚武临时负责。当时,长官部住美国医院(今交通路大桥西原第一人民医院),顾问小组和外事处住红十字会(今漯河三中)。考虑到这些机关,保卫严密,出入不便,又不管筹备的具体事务,而负责此项工作并与地方联系密切的是副官处,副官处就住山西会馆(今漯河二中院内),因此办事处就设在了山西会馆附近一居民家中。漯河商会负责经济支付,为随时提取款项,特派一人住在办事处。物品购置、杂差役使等事宜则另由漯河警察局派警察五六人听候差遣。

  这样经过各方面加紧工作之后,接受日军投降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接着长官部发出通知,决定于9月20日上午举行受降仪式,地点设在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原名三晋乡祠,南边是豪华气派的大门,大门上建有戏楼,往里沿着中轴线走二三十米远是雄伟的大殿。山西会馆内有开阔的平地,是一个大的院落,也是当时漯河最大的活动场地。9月20日,会场设在大殿之中,主厅布置得颇为气派,四壁全用整匹绸缎围挂,地面先以苇席铺垫,上面覆盖毛毯,中间排列长桌,置受降长官席,美国顾问席标志于其上,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马树奇曾撰文详述9月20日受降仪式的情景。这天,晨曦初露,漯河市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禁止人行。上午8时左右,吉普车、大卡车,首尾相接,满载全副武装的军人疾驰山西会馆。10时左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和美国顾问等出席受降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步入会场向中、美官员行鞠躬礼。刘峙代表中国和美国顾问讲话,略谓战争已经结束,日本侵略军应全部无条件放下武器,服从命令,集结指定地点,听候统一安置。鹰森孝代表第12军及其部属115师团、92混成旅团和第13警备队等共31560名官兵双手献刀以示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刘峙、美国顾问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投降。随后,刘峙等离开会场,受降大典宣告结束。整个受降仪式进行近一个小时。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仓库和竹木街(今受降路)日军兵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在日军投降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当局命令他们将竹木街西段由寨内通向煤市街(今公安街)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又运来碎砖烂瓦铺垫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这条大道取名为“受降路”,其名字保留至今。

  受降仪式结束不久,刘峙就离开漯河,到郑州就任绥靖督办。他离开漯河前,曾与郾、漯官员商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漯河应建亭勒碑,以作纪念。年底,“受降亭”在火车站南端花园落成。但是,在1947年却毁于战火,现存留给后人的仅有一块主碑和大半块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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