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受降记
来源：360图书馆   2017-08-04 16:06:4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漯河，万众欢腾。漯河作为全国的一个受降点，9月2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此主持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漯河 第五战区受降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战区于8月21日至23日，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22日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了中国战区各地受降区的划分和受降部队的派遣。26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划分为16个受降区。 据1988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记载，这16个受降区中，第十三受降区是以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的，日军集中于郾城、许昌、商丘，办理投降的地点为郾城。

△刘峙

　　而当时的漯河，是郾城县所辖的一个镇，属于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当时辖刘汝明的第2集团军和孙震的第22集团军。 关于郾城、许昌地区受降的情况，郑州大学研究现代史的孙子文老师曾在1995年第二辑《河南文史资料》撰文略述。早在1945年8月10日，当中国政府得知日本准备投降时，第五战区所辖第22集团军就令122师派一个营侦察与监视驻湖北光化(今并入老河口市)、老河口日军的行动。8月13日，刘峙规定日军投降事宜，并将对日通告由第22集团军转告日军最高指挥官：(一)平汉铁路(含)以西，襄河(含)以东，武汉三镇(含)以北，西峡口、鲁山、许昌县以南的日军应迅速集结钟祥、随县、汉口、花园(今湖北孝感县)、信阳、确山、漯河、南阳、淅川、河口10处，将所有武器、装备、马匹、器材及其他一切军用品全部交与本战区长官指定的部队接受。(二)所有武器、装备、马匹、器材及其他一切军事需用品，不得交与非战区长官指定的以外部队与任何人(记者注：暗指不得交与共产党的军队)。(三)日军不允许毁坏武器、装备、马匹及其他一切军用品，并不得破坏我土地上的一切资源。(四)解除后的日军官兵应静候中国的处置，不得擅自行动，本战区并依国际公法给予一定待遇。 8月15日，当第22集团军从广播中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要求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将第二号通告交给老河口的日军，提出“本战区境内的日军在接到上级命令后，希望立即派人前来联系，以便双方派遣代表于指定地点洽商日军投降”。第二号通告由第22集团军派人送到鄂豫边区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处。经商洽，双方确定，日军须于25日6时，撤离老河口，到许昌集中投降。中国军队于同日8时入城。25日上午8时，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进入老河口，当地军民举行了升国旗典礼仪式。 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为受降官，接受地区为郑州、开封、新乡、南阳及湖北襄阳、樊城。投降日军为12军、34军各一部分。2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告刘峙，在第五战区内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独立警备队(集中开封，警备队相当于旅团)、第6独立警备队(集中新乡)、第10独立警备队(集中郑州)、第115师团、第4骑兵旅团、第92旅团、第14独立警备队(集中南阳)。投降代表为鹰森孝，投降地点在开封。

　　第五战区的受降地点本来定在开封，然而，在胡宗南的游说下，第五战区的受降区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车国光在《第一战区受降经过》中有详细记述：“……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即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的总部驻郑州，日军的军用物资也集中在郑州，而洛阳只有一个师团司令部，其人员和物资正在向郑州运输。同时鹰森孝亦称：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郑州应归第五战区刘峙部队接受。当时，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得知情况后，当即命令其部下向郑州推进，并设立前进指挥所(记者注：在国民党军队尚没有到达受降区域以前，先遣部分人员到沦陷的受降区设置前进指挥所，以监督日军不折不扣地执行投降，并阻止共产党的部队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38军和第40军亦火速东进到郑州。胡还向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告之详情，并恳请蒋令河南日军全部归其所接。蒋介石复示胡宗南：‘……速率部进驻郑州、开封和新乡一带，接受日军投降。已令五战区部队集中于许城(即许昌)一带待命。’”

　　“胡宗南奉命后马上命令第38军一部进驻郑州，主力推进开封;第40军经郑州北进新乡。9月上旬，前进指挥所到达郑州。这时，第五战区部队已推进到郑州以南、新郑以北一带，与第一战区部队发生了冲突。就在双方骑虎难下之际，何应钦突然飞抵郑州，命令刘峙部屯兵许昌待命，这场冲突才告平息。”

　　刘峙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指示，实行分区受降，并命令日军向郾城、许昌、商丘等地集中，等待中国军队受降。

　　9月12日，第22集团军第55师先期进驻许昌。18日，第2集团军抵达许昌，总司令部驻扎在许昌县城内。当时，第五战区曾想把受降地点从开封改在许昌。但由于日军115师团于1944年7月在郾城组建成立，并以郾城为司令部所在地，刘峙最终还是把受降地定在了郾城。当时，漯河归郾城县管辖，又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山西会馆 见证受降 郑州大学历史学老师孙子文在《河南地区受降记》(载《河南文史资料》1995年第二辑)中写道：“9月14日，第22集团军到达漯河，漯河当时属郾城县管辖，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郾城县城。15日，第22集团军接替日军防务，开始为第五战区在郾城举行受降仪式做准备工作。为此，第22集团军一方面令41军(军长曾苏元)接替漯河防务;一方面派人与日军洽商受降事宜。16日，第22集团军的通告送达日军115师团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

　　马树奇是漯河市政协退休干部，曾具体负责《漯河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1987年他在编辑《漯河文史资料》第一辑时，有个叫郭尚武的人托人给他送来一篇稿子，讲的就是漯河当时是如何筹备受降活动的。郭尚武当年是郾城县三青团干事长(记者注：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是国民党控制的青年组织，1947年9月并入国民党)，具体负责了筹备工作，是亲历者和当事人。

　　根据郭尚武的回忆，漯河的筹备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驻漯河的军统小组与军统总部、第五战区外事处情报科取得了联系，第五战区电示：第五战区即日前进漯河，暂派情报科数人先行赴漯。时隔几天，郾、漯各机关及驻漯日军接情报科通知，要求次日上午10时到漯舞公路三里桥以南，欢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及其随行官员来漯。第二天，天气炎热，下午1时左右，只见西南方向尘土蔽天，车流滚滚，几十辆卡车、小车疾驰而来，顿时，军号震耳，掌声阵阵。刘峙与参谋长赵子立(记者注：赵子立可能是参谋处长，1945年12月，郑州“绥靖”公署成立，刘峙任主任，赵子立任参谋长。此时，第五战区参谋长很可能还是郭寄峤)、美国顾问小组及随行人员下车与迎接的地方军政人员一一握手，略事寒暄，即驱车至市内官邸。迎接活动进行一个小时左右。

　　刘峙来漯以后，对受降的各种准备工作要求很紧，其中需要地方协助的事情也不少。当时，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保安团等机关都在郾城城内。郾、漯之间，相距虽近，可是中隔沙河，来往均需乘船摆渡，极为不便。经研究，决定在漯河设立郾城各机关驻漯办事处，办事处由郭尚武临时负责。当时，长官部住美国医院(今交通路大桥西原第一人民医院)，顾问小组和外事处住红十字会(今漯河三中)。考虑到这些机关，保卫严密，出入不便，又不管筹备的具体事务，而负责此项工作并与地方联系密切的是副官处，副官处就住山西会馆(今漯河二中院内)，因此办事处就设在了山西会馆附近一居民家中。漯河商会负责经济支付，为随时提取款项，特派一人住在办事处。物品购置、杂差役使等事宜则另由漯河警察局派警察五六人听候差遣。

　　这样经过各方面加紧工作之后，接受日军投降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接着长官部发出通知，决定于9月20日上午举行受降仪式，地点设在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原名三晋乡祠，南边是豪华气派的大门，大门上建有戏楼，往里沿着中轴线走二三十米远是雄伟的大殿。山西会馆内有开阔的平地，是一个大的院落，也是当时漯河最大的活动场地。9月20日，会场设在大殿之中，主厅布置得颇为气派，四壁全用整匹绸缎围挂，地面先以苇席铺垫，上面覆盖毛毯，中间排列长桌，置受降长官席，美国顾问席标志于其上，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马树奇曾撰文详述9月20日受降仪式的情景。这天，晨曦初露，漯河市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禁止人行。上午8时左右，吉普车、大卡车，首尾相接，满载全副武装的军人疾驰山西会馆。10时左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和美国顾问等出席受降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步入会场向中、美官员行鞠躬礼。刘峙代表中国和美国顾问讲话，略谓战争已经结束，日本侵略军应全部无条件放下武器，服从命令，集结指定地点，听候统一安置。鹰森孝代表第12军及其部属115师团、92混成旅团和第13警备队等共31560名官兵双手献刀以示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刘峙、美国顾问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投降。随后，刘峙等离开会场，受降大典宣告结束。整个受降仪式进行近一个小时。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仓库和竹木街(今受降路)日军兵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在日军投降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当局命令他们将竹木街西段由寨内通向煤市街(今公安街)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又运来碎砖烂瓦铺垫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这条大道取名为“受降路”，其名字保留至今。

　　受降仪式结束不久，刘峙就离开漯河，到郑州就任绥靖督办。他离开漯河前，曾与郾、漯官员商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漯河应建亭勒碑，以作纪念。年底，“受降亭”在火车站南端花园落成。但是，在1947年却毁于战火，现存留给后人的仅有一块主碑和大半块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