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不能不说的真相（下）
来源：腾讯   2017-08-07 14:56:47

　　史料记载，乙未战争从日军登陆澳底，到当年年底，台湾各地义军死伤甚烈，但也击毙了日军少将山根以下官兵4600余人，参与亲征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也因重伤毙命。

　　丘秀芷说：“我阿公后来化名返台，但终被日军逮捕。日本台湾总督不杀他，是为了逼他出来担任伪职，以丘家的声望为日本人做事，但为我阿公所坚拒。日本总督对他无可奈何，只能在抢夺了他1500甲(注：甲为中国台湾农民计算田地面积之单位，换算成公制1甲为9699平方公尺，即0.9699公顷)的田地后，将他释放。阿公由于被关押了一年多，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始终心怀祖国，崇尚中华文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丘家人从来不能说日语，盒饭就是盒饭，不许说‘便当’;剪刀不能说‘哈萨米’;自来火不能说‘妈去’，这是我阿公定下的规矩。1917年3月，他临终前，还留下遗言给儿子，嘱咐汉文学堂不能废，族人和进门的媳妇一定要学汉文。他老人家是捧着一颗中国心走的。”

　　“总督”施虐，太鲁阁族不屈

　　在此次访台前，我们对台湾少数民族武装抗日事迹的了解，仅限于1930年的“雾社事件”。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秘书长方守仁说，近年来调查发现，位于中央山脉的太鲁阁族抗日战役，规模更大、战事也更为惨烈。

　　太鲁阁族先祖的部落位于台湾中部的奇莱山、能高山和合欢山上，至19世纪下半叶，族人已经分别下迁到立雾溪、木瓜溪和陶赛溪的河谷及平台一带生活。他们长年驰骋于山林之间，其实并不知天下世事的激荡变迁。即使清朝治理台湾时，也从未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突然之间，在太鲁阁族人生存的溪水边、山脚下出现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从何而来，只能以自身的经验将这些士兵称之为“猴子”。

　　指挥这场讨伐的，是被称为“理蕃总督”、“铁血总督”的日本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此人1874年“牡丹社事件”时，就以中佐身份参战，曾率队杀害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其上任台湾总督后，推出“五年计划理蕃事业”，先是以铁丝网、隘竂，甚至高压电网和地雷阵组成“隘勇线”，缩小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然后发动大规模的“讨伐”，以彻底解除少数民族的武装。

　　“隘勇线”由武装的警备人员守卫，甚至造成了太鲁阁族人与家畜的触电身亡，但太鲁阁族的各个部落当时并未发生过任何反抗行为。虽然如此，1914年6月，佐久间左马太还是调集了日军警及附属工役1.1万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太鲁阁讨伐战，日军总人数已超过了太鲁阁族人的总人口数。据历史资料显示，太鲁阁族各部落当时总共有97个社、1760多户、9000余人，其中可以作战的壮丁在2500-3000人之间，武器主要是用于狩猎的火枪和砍刀，没有火炮等重武器。

　　尽管人数和装备悬殊，太鲁阁族的勇士还是以勇气和血性捍卫了他们生命的尊严。方守仁说，太鲁阁族人的信仰是“土地是血，山林是家”，当面对外族入侵时，男人必须守护土地，只有猎取入侵的敌首者，才是男子汉，才能走过彩虹桥与祖先相遇。此役共杀伤日军官兵226人(其中将校3人)、警察138人。始作俑者佐久间左马太也在战斗中坠崖重伤，次年猝死仙台。

　　而太鲁阁族人的伤亡则更为惨重，尽管日军没有公布确切的数据，但以装备的落差来看，至少在日军伤亡人数的数倍以上，其部落的房屋被日军悉数烧毁，狩猎所需的22958支火枪被日军全部收缴，太鲁阁族的传统生活从此被彻底打碎。

　　从乙未年日军侵台到太鲁阁族战役，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台湾各地民众的武装反抗风起云涌，英雄辈出，但也付出了极为沉痛的血的代价。

　　从1910年代中期起，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斗争，从武装斗争逐渐转变为非武装的文化抗争。

　　延续中华文化，地火仍在运行

　　“台湾民众文化斗争的源起，还要从梁启超访台说起”，叶蔚南的父亲叶荣钟曾在上世纪20年代担任“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书记长。叶蔚南说，“1907年4月，林献堂先生在东京遇到梁启超，林献堂听不懂梁启超的广东话，俩人只能笔谈，梁启超落笔即书：‘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几使林献堂泪下。”

　　“台湾同化会”于1914年12月20日成立，由77岁的日本明治重臣板垣退助担任总裁，会员达3000多人。这是台湾人打着“同化”的旗号，以谋取与日本人的平等待遇。仅仅两个月后，就被台湾总督以“有害公安”为由强令解散。

　　但地火仍在运行。在新北市芦洲区中正路243巷的深处，有座“芦洲李宅”，这是第一位台籍将军李友邦的故居。

　　李氏古厝始建于1857年左右，1895年仿照大陆古厝扩建，模式为三落四合院，其所用之石料、木材均由大陆运来，因此被当地民众称为“中原厝”。李友邦先生的儿子李力群先生将记者带进古宅的中厅说，1921年10月17日，蒋渭水先生发起的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此举行的。

　　(着军装的李友邦。)

　　毕业于台湾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的蒋渭水先生在台湾文化协会首期会报上，写了一篇《临床讲义》：“患者：台湾。姓名：台湾岛。年龄：移籍已二十七岁(指割台)。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道。职业：世界和平第一关门守卫。遗传：明显地具有皇帝、周公、孔子、孟子血统。……幼时(明郑)身体健康，品德高尚，清朝之后，身体逐渐衰弱，意志薄弱，操守日下。现在症状为：道德废颓，人心浇漓，物欲高，风俗丑陋，迷信，不卫生，卑屈……是世界文化之低能儿。致病原因则是知识营养不良。”他开出的处方是：“补习教育，幼稚园、图书馆、读报社，全是‘极量’，混合使用，二十年可痊愈。”

　　这期会刊的医国之心昭然，被日本警局全部没收。日本台湾总督不允许台湾民众有中华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1929年10月28日于日本西京(京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来自中国东北的阎宝航公布了英文版的《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即出自于此，向世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日本当局闻讯后慌忙予以否认。

　　偷偷抄录《田中奏折》并送给张学良的，是来自台湾的义士蔡智堪先生。在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南龙里，记者见到了蔡智堪的儿子蔡广源。蔡广源虽满头银发，仍一身豪气。他讲述了父亲为国智取《田中奏折》的往事：

　　蔡智堪先生当年在日经商有成，拥有贸易行“蔡丰源”，并在东京办有《日华杂志》，交游颇广，与日本政要相熟。1928年4月，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政府，称日本田中内阁正在研究《田中奏折》，将其视为日本帝国的百年大计，希望国内关注。而日本国内的民政党急欲扳倒田中内阁，认为田中内阁欲以武力吞并满蒙，必引发欧美打压和国内革命，势必危及天皇体制。因此希望将《田中奏折》公诸于世，以欧美力量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进军满蒙的企图。

　　民政党几位元老想到蔡智堪先生，于是找他商议，愿意说通皇室书库官将蔡智堪偷偷带进皇宫，将《田中奏折》抄录带出。蔡智堪先生即通过密语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报告，王立即汇款5000元作为打点经费，并承诺事成后一定向世界公开《田中奏折》。

　　1928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蔡智堪先生乔装成修补图书的匠人模样，凭借牧野伸显伯爵送来的金盾圆形“皇居临时通行牌”(72号)，进入皇宫西丸大手门内的皇室书库。由库员西尾宽、片山又七等取出《田中奏折》原件，供其抄录。蔡智堪先生见封面标签题有《田中首相奏章》字样，共约六七十页，约三四万字。于是，他用带来的碳酸纸(即“复写纸”)平复其上，用铅笔轻轻地一字一笔描下。一个晚上来不及抄完，费时两夜，才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获取此件后，蔡智堪第二天即将其藏于手提箱夹层中，飞赴东北奉天(沈阳)面呈王家桢。王家桢立即带蔡智堪前往“大帅府”向张学良禀报。正是这段情谊，使数十年后，蔡智堪得以时常造访幽禁新竹清泉时的张学良。而其在东京的所有资产，皆因此而失去，“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蔡广源说。

　　祖国抗战胜利，台湾方见天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东三省沦入敌手。1933年，台湾诗人叶荣钟由朝鲜新义州进入丹东。后来，他在《小屋大车集》中写道：“日人千方百计，想把台人同化，其实真正同化，变成十足的日本人，他们也未必一定喜欢。他们只是要台人忘却祖国，而做比他们所谓‘母国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让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新阶段：不少台湾有志青年返回大陆，直接参加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丘逢甲先生的儿子丘念台不仅将家产变卖后捐赠东北义勇军抗日，自己还两度出山海关，进入游击区。1938年，他经汉口、郑州、西安，进入延安，考察了抗大和陕北公学，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回到广东后，丘念台决定抗战时期弃文从武，任第七战区第12军少将参议。广州沦陷后，他组建“东区服务队”，组织广东惠、潮、梅等地25县的青年，开展战地教育工作，并为抗日刺探敌人军情,投身抗战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