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监狱对日本战犯的关押、审判与执行（上）
来源：浪迹天涯的博客   2017-08-24 11:30:10

　　中国境内关押日本战犯的重要场所

　　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1916年以后又陆续进行扩建和改建，于1935年定型，占地面积60.4亩。共有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监室3900多间。由于它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又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起提篮桥监狱曾号称为“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内有1幢6层高，建筑面积为5600平方米的监楼，呈“十”字形放射状。它原是专押外国籍男犯，时称“西人监”或“外人监”(现称十字楼)。抗战胜利后，这幢监楼辟为上海战犯拘留所，由提篮桥监狱(时称“司法行政部直轄上海监狱，又称“上海监狱”)的典狱长兼任上海战犯拘留所的所长。时任代理典狱长江公亮为首任所长，后任所长有徐崇文。从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篮桥监狱内的上海战犯拘留所陆续关押日本战犯。不少日本战犯(含战犯嫌疑人，下同)通过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从国外及国内陆续移押提篮桥监狱。如侵华日军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0多人，第十三军军团长泽田茂中将分别于1945年12月~1946年2月从日本东京用飞机押解抵沪关押狱中《民国日报》，1945年12月24日。，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等人于1946年4月通过飞机从台湾押解抵沪关押狱中《中央日报》、《新闻报》、《大公报》，1946年4月21日。。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同部直三郎大将等人于1946年通过轮船从汉口押解抵沪关押狱中。张子申、薛春德编著：《走向神坛的哀歌·日军毙命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日本法务官谷瑞人，侵华日军海军松平一郎大佐等19人于1946年7月从厦门通过轮船押解抵沪关押狱中《新闻报》，1946年7月9日。。据《大公报》报道，1946年1月初，提篮桥监狱除关押日本战犯51名外，还有英、俄、美、法、犹太等国籍之战犯。《大公报》，1956年1月3日。提篮桥监狱由于设施良好，交通便捷，抗战胜利后先后关押过不少重要战犯，除上述人员以外，还有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十师团师团长、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中将笔者采访时任上海军事法庭少校书记官李业初的记录，《民国日报》，1946年10月4日。，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第十四独立警备队司令官大井川八郎少将《新闻报》，1946年7月13日。，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日本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某集团军参谋长福地春功少将《民国日报》，1946年9月4日。。所以，提篮桥监狱在抗战胜利后，不仅是众多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重点单位，而且也是广大群众关注的地方。

　　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期间，有的战犯曾在提篮桥监狱内自杀或病亡，如日本驻台湾司令官、总督安藤利吉大将于1946年4月19日深夜，吞服了密藏在衣缝里的剧毒药品，自杀死亡，自杀前他还给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写过一封信。《申报》、《中央日报》、《新闻报》、《大公报》、《和平日报》，1946年4月21日。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安藤自杀狱中的史实。[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他是侵华战争中中国境内自杀死亡的日军最高将领同上。数天后，与其同机押解入狱的安藤的法律顾问松尾正三少佐也在狱中悬梁自尽。《新闻报》、《和平日报》、《民国日报》，1946年4月26日。同年11月28日，曾任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提篮桥监狱内突发脑溢血，虽然及时送到监狱医院，并请来了日籍医生中山博士实施抢救，但时隔数小时后，于当晚7时死亡。《民国日报》、《新闻报》、《申报》，1946年11月30日。冈部直三郎是中国境内因病死亡的日军中的最高将领。《走向神社的哀歌·日军毙命录》，283页。安藤和冈部，是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上海先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在虹口公园被炸死以来，在上海死亡的两名日军最高将领。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布置，从1947年1月起，国防部在上海江湾高境庙成立上海战犯拘留所。1月16日起，新成立的战犯拘留所从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接收在押日本战犯及嫌疑人计189名，除去接收前已经法庭交保在外的1名和因病住院的2名人员以外，所以，实际接收人数186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存有具体名册，笔者曾查阅过。但也有的材料称接收人数为183人。《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2月，设在提篮桥监狱“西人监”内的日本战犯拘留所和原美军军事法庭撤销，空出的监房改为上海高等法院看守所，将原押提篮桥监狱“忠”字监的汉奸犯移押该处。《上海高等法院工作报告》，1947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七-l3103卷)。同年8月，经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讨论，决定把设在江湾的上海战犯拘留所改为“国防部战犯监狱”，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期第二编(4)第451页，1981年9月出版。邹任之少将任监狱长。各地已判刑或待审之战犯集中江湾关押。由于江湾的国防部战犯监狱，监管设施不及提篮桥监狱，当时已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曾在此处脱逃，典狱长邹任之由此被撤职，押往南京关押。《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68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所以，凡是经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仍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被执行死刑均从提篮桥监狱内提押出监。从1945年底开始，一直到1948年止，提篮桥监狱累计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是中国关押日本战犯的重要场所。无可否认，在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国境内有不少地方都关押过日本战犯。除去监狱、拘留所、收容所、俘虏营以外，就连著名的武汉大学的校园里也一度关押过日本战犯(如冈部直三郎大将)，但是随着60年的风雨苍桑，目前在中国国土上，当年关押过日本战犯的场所现在还能基本保持历史原貌的已为数极少了。这样更说明了提篮桥监狱在关押日本战犯上所体现出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司法功能。

　　中国境内首次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1944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盟国战犯审判委员会在英国伦敦成立，并拟定了《国际战犯法院公约》和《联合国引渡战犯公约》。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约》，表示要严惩日本战犯。1946年初，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中国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杀害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有关案件。军事法庭设在提篮桥监狱西人监的2楼。法庭正面设5个法官席座，两侧坐记录员、翻译，记录员后为记者席，翻译席后面3排座位坐日本战犯，每排6人，共18人。法官对面，一面为检察官席，一面为辩护士席，定于1946年1月24日正式开庭。截止开庭前，由美军逮捕、寄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日本战犯共87人。《上海年鉴》(民国三十五年)，第6页。

　　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法官、检察官、辩护士(律师)、翻译、记录员等工作人员均由美军军官担任。法官以美国密德顿准将为首组成，检察官由韦斯德上校等2人担任，辩护士为赫金斯中校、蓝文少校。被告18名日本战犯，为首者是侵华日军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汉口宪兵队司令宫福本龟治大佐，其他16人是酒井定次少佐，小阪庆助大尉，藤井勉准尉，曹长增井庄造、久松宾，军曹山口久吉、塚田孝吉、竹内良行、松田耕一、藤井纯一，上等兵白川舆三郎、西川庄次、水田优，汉口日领事馆工作人员滨田正平、真锅良一，还有加藤匠。《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华美晚报》、《和平日报》，194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