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反映,抗战胜利后日本战犯(包括嫌疑人)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国民政府圈定的,这类战犯均为罪大恶极担任较高职务的。另一种是发动老百姓检举的,这类战犯一般是作恶多端直接残害群众的日军中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按规定,日军军官士兵缴械、集中后,每人都要填写国民政府印制的“经历表”以供有关部门核查,发现有关对象则立案审理。上海军事法庭(包括前期的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和1947年7月以后并入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2人,有期徒刑75人,无罪释放5人。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1页。被判处死刑的,除常熟宪兵队队长,被人称为常熟之狼的米村春喜(籍贯熊本,53岁)和江阴日本宪兵队军曹,被人称为江阴之虎的下田治郎(籍贯广岛,30岁)两人是于1946年6月17日从提篮桥监狱内提出押解江湾刑场执行外《申报》,1946年6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宗。。一名叫星野多喜雄的日本战犯虽于1947年9月13日被判处死刑,但是否执行死刑,事实不清楚外笔者在上海档案馆查阅到星野多喜雄的判处死刑的卷宗,但何时执行枪决反映不出来。,其余11人先后于1947年8月13日~1948年9月9日间,由中国法警执行,被枪决在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其中第一个枪决的是日本二十二师团参谋部招抚工作班成员黑泽次男,时年34岁,系日本枥木人《申报》,1947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第二个是溧阳日本宪兵队军曹富田德(籍贯爱知,29岁)于1947年8月14日枪决在提篮桥监狱刑场。《中报》,1947年8月14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其余几名日本战犯的被枪决日期分别是:1947年11月22日,日本宪兵队杭州情报组主任芝原平三郎(籍贯德岛,49岁)《中央日报》,1947年7月30日;《中报》1947年11月23日。。1947年12月11日,上海日本宪兵队准尉浅野俊隆(籍贯石川,35岁)《中报》,1947年12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1948年3月15日,上海日本宪兵队浦东分队特高课准尉久保江保治、日本宪兵队浦东分队军曹野间贞二《中央日报》、《申报》,1948年3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1948年4月8日,崇明日本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籍贯福冈,33岁)、崇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籍贯歧阜,33岁,此人曾在江湾国防部战犯监狱脱逃)《大公报》、《申报》,1948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1948年6月25日,宁波日本宪兵队大尉分队长大场金次(籍贯静冈)《申报》,1948年6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1948年9月1日,侵华日军杭州、松江派遣队中土附员松谷义盛(籍贯广岛)《申报》、《大公报》,1488年9月2日。。1948年9月9日,最后一名毙命于提篮桥监狱刑场的日本战犯是曾任奉系军阀张作霖顾问的伊达顺之助(中文名字张宗援,籍贯东京,56岁)《申中报》、《大公报》,1948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593-101卷。。
此外,还有原由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前越南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中国班主任兼河内宪兵分队大尉队副妻苅悟、前驻越南岘港宪兵分队特高课曹长田岛信雄、军曹小西新三郎,共3名日本战犯,已呈报国防部核准,由于原审判法庭已撤销,而解押到上海,于1948年4月20日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执行枪决。《申报》,1948年4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中国境内一处重要的抗日纪念地点
总之,提篮桥监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1946年1月24日~9月间,共有47名日本战犯受到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1946年4月~1948年9月间,先后有19名日本战犯在狱中处决,其中被美国宪兵队在室内刑场(绞刑房)执行绞刑5人,被中国法警在室外刑场执行枪决14人。长期以来,提篮桥监狱相关设施完好,为社会保留了一处非常完整的关押、审判、处决日本战犯的建筑实体。通过最近10多年来修志编史的工作,挖掘、查证出许多珍贵史实。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笔者整理并起草了相关材料报送有关部门,1997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执行处被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并立碑存史。1998年8月,监狱局还与邮电局共同制作发行了以此为内容的一套两枚的专题明信片。相比之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8年11月对关押在巢鸭监狱的海津美治郎等18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948年12月22日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共处决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从日本战犯的关押人数、审判人数和执行死刑人数上来讲,提篮桥监狱则远远超过日本的巢鸭监狱。
从1997年起,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先后投入300多万元资金,将提篮桥监狱内的“十字楼”,即抗战胜利后关押、审判日本战犯的“西人监”改建为综合性的上海监狱陈列馆,展区面积有2800平方米,于1999年12月正式开馆。(2001年4月被上海文物博物馆吸收为团体会员)开馆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司法部部长高昌礼、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刘云耕等领导来视察。以后中央和省、市各级领导、外宾及台湾地区的有关人士也来视察、参观。多年来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法制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司法》等几十家新闻媒体曾予介绍报道。
上海监狱陈列馆与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位于上海宝山的“淞沪抗战纪念馆”都是关系密切、内容互补的姐妹馆,他们都是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关,都是在历史发生地的原址上的建馆,文物性强;反映的主题各有侧重,有的是揭露侵华日军的残暴,有的是反映中国人民对侵华日军的抗击,有的是清算侵华日军的罪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上海监狱陈列馆和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内关押、审判、执行日本战犯的重要史实,社会各界对其还不太了解,不够熟悉。
总而言之,提篮桥监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司法的、文物的各个角度挖掘其史实,认识其价值,利用其资源,开发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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