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
来源：杭州日报   2020-02-12 10:30:41

1946年，押送战犯去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路上，囚车前后都有美国军警守卫。

　　前言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与同盟国的代表签署投降书。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这个时刻标志着：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结束了。

　　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一号逮捕令。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等39人被宣布为首批甲级战争嫌疑犯。随后的两个多月内，二号、三号、四号逮捕令相继发布，共批捕日本战争嫌疑犯118名，这些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

　　在被关押的战犯中，很多人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曾经不可一世，官居要职，手中掌握生杀大权，而如今他们成为了阶下囚，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接受历史的审判——东京大审判即将拉开帷幕!

　　企图以自杀来逃避罪责的东条英机终被推上了审判台

　　位列麦克阿瑟发出的一号逮捕令首位的是东条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陆军大将和第四十任首相(1941年10月18日-1944年7月22日)。在他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和首相期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策动攻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疯狂侵略、践踏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东条英机很明白：自己一旦被推上审判台，绝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琢磨着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东条让家庭医生在自己的心脏部位画了个酒杯大的圆圈，然后取出希特勒送给他的科尔特自动手枪，对准这个圆圈开了一枪。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东条预想的那样发展——他没有死，枪打偏了。

　　当逮捕东条英机的盟军到达其寓所时，见东条正躺在血泊之中。东条对前来逮捕他的盟军说：“请不要抢救我，我不愿意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然而，这可由不得他。美国宪兵把东条送到了医院抢救。三个月后，东条英机伤愈出院，被送入关押日本战犯的日本巢鸭监狱。

　　这位罪行滔天的战犯注定要登上审判的被告席。东条英机的垂死挣扎似乎也预示着：面对这些死不认罪、阴险狡诈的甲级战犯们，东京审判将不会一帆风顺。

　　梅汝璈的使命与挑战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地点就在东京前日本陆军省。法庭由中、美、英、法、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而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并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的则是一位名叫梅汝璈的中年男人。当时41岁的梅汝璈受到国民政府的指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梅汝璈1904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28年，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梅汝璈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对于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他都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经过及自己的感受。到达东京的当天晚上，梅汝璈在此行的第一篇日记里写道：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被炸光、烧光了，所谓“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了。孰令致之?这些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3月29日，梅汝璈在日记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正在东京考察的前中央大学校长、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的顾毓琇，特意送给梅汝璈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郑重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壮’的吗?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梅汝璈激动地拔剑出鞘，说道：“中国戏文中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的话。如今系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作为一个中国大法官，梅汝璈明白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要通过这次审判，给他无数死难的同胞们一个公正满意的答复!

　　很快，梅汝璈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遇到了第一个挑战：正式开庭前，法庭进行了一次隆重的预演。当时的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和其他国家。梅汝璈对这个不合理安排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中国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梅汝璈当即气愤地脱下黑色法袍，拒绝参加彩排。庭长韦伯最终接受了梅汝璈的意见。

　　面对指控，战犯们无一认罪，甚至开始装疯卖傻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开始了。

　　上午8时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国道奇客车停在法庭门口，战犯们走下囚车，鱼贯而入。当天下午2时30分，起诉方检察官当庭宣读对28名战犯的起诉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这28名甲级战争嫌疑犯，无一不是罪行深重，让人恨之入骨。这些战犯中最让中国人痛恨的是——

　　东条英机，61岁，生于日本东京，二战期间任日本陆军大将和第四十任首相，是仅次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头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头号战争嫌疑犯。

　　荒木贞夫，68岁，生于日本东京。1931年担任日本陆军大臣。上任后提出强硬对华侵略政策，主张吞并中国东北，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

　　土肥原贤二，62岁，生于日本冈山县。精通中文，自1918年派往中国，1931年任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组织秘密间谍、派遣密探及破坏人员等阴谋勾当。在华期间，土肥原参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是炮制伪“满洲国”的罪魁之一。

　　板垣征四郎，60岁，生于日本岩手县，日本陆军内有名的“中国通”。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34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松井石根，67岁，生于日本名古屋。1937年任侵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侵略上海战争。同年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南京，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东京审判的起诉书列举了日本战犯们的累累罪状，揭露了28名战犯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元凶。他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狼狈为奸，犯下反和平之罪、发动战争之罪、反人道之罪。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刚刚开庭，大戏刚刚拉开序幕，被告席上的好戏也上演了，演出的是具有荒诞色彩的滑稽戏!

　　在法庭上，对起诉书的宣读还没结束，一名叫做大川周明的战犯忽然对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脑袋拍了一巴掌，东条英机只是苦笑了一下。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大川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次日，大川周明被带去做了精神鉴定，被认定患有精神病。随后东京法庭宣布对这位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免予起诉。而就在东京审判一结束，大川周明奇迹般的康复了。据说，他在临死前才说了真话：“我是装疯的。”对此，梅汝璈法官评价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在庄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既有装疯的，也有卖傻的。在法庭上，法官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进行“认罪传讯”。但28名战犯面对指控，都给出了一致的回答：“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无罪。”要使这些老谋深算，罪大恶极的犯人主动承认有罪，其难度不亚于让恶狼说出人话。所以要将它们绳之以法，必须用铁的证据和正义的智慧。

　　中国控方的“杀手锏”证人：田中隆吉与爱新觉罗·溥仪

　　从1946年6月13日起，东京审判进入检查方面的总立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苏联同美国已处于对立地位，美国要见好于日本，那些战犯除了可以请日本律师辩护外，美国也派了大批律师免费地为他们辩护。律师们最擅长强词夺理，替日本战犯减轻罪责。对此，中国控方也准备好了“杀手锏”。

　　7月1日，“满洲”阶段立证开始。7月5日，一位证人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他走进法庭时，在座的日本战犯和律师们都吃了一惊。这位证人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田中隆吉曾参加过多次日军重要侵华活动，对整个日军侵华的情况了如指掌。

　　田中隆吉的出庭作证让“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重大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田中供认，“皇姑屯事件”是由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工兵第20连队的部分官兵。而“九一八事变”也是蓄谋已久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左右，日军河本末守中尉点燃了亲手安放于柳条湖西侧铁轨接口处的炸药包，路轨因此被炸坏1.5米左右。关东军头目板垣征四郎按既定的军事部署，命令关东军立即向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中国东北军发起进攻，发动了对全东北的侵略战争。

　　随后，田中又揭露了上海事件和“卢沟桥事变”等等内幕，并当庭指认了战犯，其中就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面对田中的证词，被告方律师清濑一郎气急败坏，他质问田中：“你是日本人吗?”随后他垂头丧气地对庭长说：“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嚣张的气焰收敛了很多。

　　1946年8月16日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现在了法庭的证人席上。这位伪“满洲国”皇帝可称得上是控方亮出的一张“王牌”。要证明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了。“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下，秘密由天津到达旅顺。次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检察官问溥仪：“你能否向我们描述，在你成为‘满洲国’皇帝后，你是否享有人身自由?”溥仪答：“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来说，自由这个词早就失去了意义。我成为‘满洲国’皇帝之日起，就从未享有一个皇帝应该享有的自由，也没有任何私人自由。”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溥仪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他标志日本皇权的神器宝剑和镜子的事。法庭问：“你是否将这些神器带回满洲?”溥仪回答这个问题时的情绪很不平静：“是的，这是我一生中遭受的最大耻辱!”

　　在溥仪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于在东京审判中出庭的情节，他写道：“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

　　抵赖不掉的惊天罪行：南京大屠杀

　　1947年5月5日，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正式开始。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请了三个日本律师，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律师为其辩护。而在他自己的口中，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竟成了兄弟间的争吵。他还说日本的对华侵略行为是哥哥爱护弟弟的表现。这简直是在耍无赖了!为了对付如此顽劣的被告，中国检方花了很大力气寻找证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和两个美国检察官一起去了南京，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出了可以出庭作证的伍长德与尚德义。

　　伍长德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证据是：1937年12月15日，他被日军抓走，在汉西门外，他和其余2000多名南京难民一道被集体屠杀。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他们扫射。他在日军开始扫射前倒在地上，幸免一死。扫射后的日军还不善罢甘休，接着用刺刀对倒在地上的人群乱捅。伍长德趁日军不备滚入护城河，才得以逃脱。

　　南京居民尚德义也在法庭上作证：12月16日，他和哥哥、堂兄被日军无缘无故地逮捕。他们被集中到长江边的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日军机关枪集体扫射。尚德义躺在死人堆里侥幸逃生。

　　而在东京审判证据卷宗第322号中有一份编号为1740的证据。一位叫张家泽的南京居民讲述：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一天，她家的房子就被烧毁了。她的全家，包括婆婆，兄弟夫妇，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兄弟的两个孩子一同前往难民营。当她们走到老王府的时候，遇见了12个日本兵和一些军官，他们全部佩着刀。除了她侥幸逃脱外，她的所有亲人全部罹难，凄惨地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张家泽最后说：这些事发生在上午10点，全部在光天化日之下。

　　法庭同时还出示了大量物证，其中一份极珍贵的影像资料是由当时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麦基拍摄的。麦基牧师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德国人拉贝一起筹办南京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在众多证人的指控下，南京大屠杀中国死难者的具体数字也逐渐清晰。最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周之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被日军焚烧并丢弃到长江的尸体，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判决以一票险胜，甲级战犯受到应有惩罚

　　1947年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战犯和辩护方反证阶段。面对战犯律师团的猛烈攻势，中国代表团向国内申请援助。著名法学家倪征日奥(yù)来到了东京。倪征日奥毕业于东吴大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美法律，能说流利的英语，是不可多得的辩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舌战群雄，对板垣征四郎的反诘持续整整三天，使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为最后的审判奠定了基础。

　　1948年4月16日，经过漫长艰辛的审判，审理程序全部完成。但由于法官们对国际法精神的理解不一和所属法律体系不同，11国法官对主要被告是否要判处死刑发生了严重分歧。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而印度法官帕尔则提出将所有被告无罪释放，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和慈悲为怀。”法国、澳大利亚的法官以本国已废除死刑为由主张轻判。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官和中国一样，主张判处战犯死刑以严惩战犯。最后，11名法官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庭后，庭长韦伯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因英文版的判决书共有1212页，共10章，所以宣读了数天。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了战犯的量刑表。28名战犯，除去装疯的大川周明外，另外有两名战犯在审判期间病死，最后实际受审的是25名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名被告无期徒刑，1名被告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告被判处7年徒刑。1948年12月22日午夜，在东京巢鸭监狱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7名二战头号战犯实施了绞刑。依次为：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和梅汝璈法官的回忆，法官们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绞刑判决的。对于中国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票险胜”。除了梅汝璈之外，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都宣过誓，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拍照，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梅汝璈后来回忆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那天，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6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

　　然而，东京审判也留下了巨大遗憾。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美日间的交易，日本皇室成员都被免予起诉，天皇裕仁逃脱了惩罚。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朝香宫鸠彦仗着天皇皇叔的身份逍遥法外。另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主犯石井四郎被无罪释放。更令人想不到的是：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这些被处死的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移入日本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