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造反派”冲击了一位老人的家，并搜出了一件黑色的法袍，他们质问老人：“你保存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
黑色法袍
老人回答说：“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
“造反派”又声称要烧掉这件法袍，老人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
“造反派”们都被老人的气势震慑住了，这件法袍也终于保存了下来。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的大法官梅汝璈，当年他就是穿着这件黑色的法袍，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
梅汝璈，字亚轩，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门弟家庭，他12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学习，他在清华学习期间，不仅爱好文学，而且关心时事，表现出了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忧国忧民的思想。
梅汝璈故居
1924年，梅汝璈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他先后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文科学士和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回国，先后在南开、复旦、中正等著名学府担任法学教授，1934年，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梅汝璈目睹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感到十分愤怒，他对学生们说：“面对那些践踏法律、泯灭人性的日本鬼子，我心里感到无比愤怒。我想总有一天，我们要用《国际法》去审判日本军国主义。”
这一天终于来了，二战结束后，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包括中国在内在参与日本受降的11国政府，将各自遴选一名法官参与审判工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此次审判将参照英美法系施行，当时中国真正精通英美法系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梅汝璈曾长期在美国留学，对英美法系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口才很好，精通多国文字，所以他最终在国民政府遴选的2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
梅汝璈知道，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审判顺利，日本战犯无论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都不会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因为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但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自己就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但梅汝璈没有退缩，毅然接受了这项使命。
1946年3月20日，42岁的梅汝璈乘飞机赴东京，他深感责任重大，临行前对友人说：“今天我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他举办接风宴会，当时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在席间送给梅汝璈一把宝剑，梅汝璈接过宝剑，对顾毓琇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
顾毓琇
顾毓琇鼓励梅汝璈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听到这番话，顿生一股豪气，他拔剑出鞘，看着寒光闪闪的剑锋说：“中国戏文常说‘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但如今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宴会结束后，梅汝璈召集参与审判的中国工作人员，鼓舞大家说：“我等受亿万同胞之托，理当郑重执法，决不能放松警惕，否则就无颜去见江东父老!”
梅汝璈
然后梅汝璈就带领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这时他们才发现此次审判可谓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内战，对这场国际审判并不重视，以为审判就是走个过场，所以在前期的证据搜集、国际沟通和交流上准备得非常不充分。而且当时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已经开始扶持日本，这也使得审判的不确定因素将会更多。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澳大利亚的法官韦伯担任庭长，庭长当然位居审判席的中座，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梅汝璈(前排右二)与各国法官
韦伯为了讨好英、美政府，没有经过各国代表讨论，便擅自决定把位于左手的第二把交椅给了英国法官，而梅汝璈的座位在美国法官的右边，位居第三位。
韦伯的这一做法，于法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既不是按照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先后，也不是按照国名的字母顺序。梅汝璈得知以后，非常不满，他对各位法官说：“如果说我个人的座位问题，我并不在乎。但既然代表国家，我想必须请示本国政府。”
大家听了梅汝璈的话以后，感到十分吃惊，如果真要请示本国政府，那不得等到猴年马月?梅汝璈又说：“如果不同意我请示本国政府的意见，那么我想，今天是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最合理。日本法西斯8年侵略，使中国受害最深，中国的老百姓付出的牺牲与损失最大，所以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
电影《东京审判》剧照
韦伯只是在一旁冷笑，却不肯表态，梅汝璈又调侃说：“如果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的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梅汝璈当时很胖)
韦伯听后也笑了：“你的建议很好，不过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璈却坚持说：“若按体重排座，纵使我排在最末我也心安理得，对我的国家也能有所交代。”
尽管梅汝璈据理力争，但韦伯却始终不接受他的建议。5月2日，距离正式开庭还有一天，韦伯决定进行一下预演，他宣布座次时仍然把中国放在了英国的后面。
梅汝璈得知以后大怒，他愤然脱下自己的黑色法袍，对韦伯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梅汝璈(右二)
韦伯一听梅汝璈要退出审判，这才急了，因为没有中国法官的参加，此次审判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只好拦住梅汝璈说：“请你再等一等，我同其他法官们商量一下就来。”
10分钟以后，韦伯过来告诉梅汝璈：“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
座位的问题刚解决，梅汝璈又发现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中，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他又向韦伯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听后傲慢地问：“为什么?”
梅汝璈严肃地告诉他：“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最终经过一番争论，美国法官理屈词穷，最终让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梅汝璈为中国争得了法官的第二把高背座椅，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地位和荣誉。
法庭审判席，最上排左七为梅汝璈
事后梅汝璈曾回忆说：“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做细枝末节，以为无关宏旨而淡然置之。”
审判的第一阶段开始后，由于国民政府前期准备不足，使得梅汝璈非常被动，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经常乘虚而入、强词夺理，不时对抗法庭方面的意见，致使中国法官在第一阶段的反诘败北。
梅汝璈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马上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其他国家借用相关的证据材料;二是向国内汇报紧急求援。国民政府也感到问题严重，于是紧急召见刚从美国考察司法制度回国的司法部参事倪征燠，任命他为首席顾问，前往东京助阵。
倪征燠
倪征澳到达东京以后，梅汝璈和他前去找麦克阿瑟进行交涉，请求从日本陆军省被查封的档案里寻找证据，麦克阿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梅汝璈带领大家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想当中国皇帝的坂垣征四郎等战犯侵华的大量证据，这让梅汝璈等人兴奋不已。
但此时国际检察处却将坂垣征四郎分配给菲律宾一位律师负责起诉，梅汝璈明白，如果失去了对坂垣征四郎的起诉权，不但意味着这次起诉的再一次失败，甚至可能导致中国打不赢这一场正义的官司。
梅汝璈于是亲自去找国际检察组组长、美国检察官季南进行交涉，要求将坂垣征四郎交给中国起诉，但季南盛气凌人，坚决不同意更改，几天的交涉毫无结果。
季南
梅汝璈决定来硬的，他又找到韦伯，向他严正提出：如果不把对坂垣征四郎的起诉权交给中国，中国法官代表团将全部退出审判活动，立即回国，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应由国际检察处负责!
韦伯此前已经尝到了梅汝璈的厉害，他深知梅汝璈不是开玩笑，如果中国法官代表团退出，那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远东国际法庭的生存，他劝梅汝璈不要着急，并表示自己将会向季南协调。
第二天，季南通知中国法国代表团，他们同意把坂垣征四郎交给中国检察组起诉。在这次斗争中，中国代表团再次取得了胜利。
1948年4月16日，历时31个月的审判终于结束了。经商议，判决书由11章构成，审判法官中有人主张“判决书应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梅汝璈
在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庭再次接受了他的提议，由中国代表团负责第5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梅汝璈和中国代表团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了10多万字。
到了最后的量刑阶段，各国法官围绕是否该判战犯死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们像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远离大陆的荒岛;
有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主张使用死刑，其中印度的法官更荒唐地提出要以“慈悲为怀”，释放战犯;
英美法官虽然支持死刑，但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过美英战俘上，对于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坂垣征四郎等人的态度则比较暧昧。
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
梅汝璈坚决主张判处战犯死刑，他与助手们商定：如果不能严惩战犯，他们将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有跳海而死，以谢国人。
于是梅汝璈带领中国法官代表团全体成员再次分头与各国法官进行斡旋，他和助手们编写了长达2100多页的法庭文书，详尽地披露了日本战犯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累累罪行。
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使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梅汝璈将他们与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进行比较，得出日军比德军更惨绝人寰的结论，主张必须对战犯处以极刑。
在最后的陈述中，梅汝璈严肃地说：
“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我们也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算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出现战争犯人，为了防止未来可能招致的战争灾祸，所以对于日本的首要战犯，必须处以死刑，以儆效尤!”
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梅汝璈终于说服了一部分法官，在投票表决时，11个国家的代表有6人同意死刑，5票不同意，最终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死刑。
电影《东京审判》剧照，法官同意死刑
最终法庭宣判：对受审的118名战犯，25名定为甲级战犯，其中11名定为罪大恶极犯，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大郎、松井石根、武荇章7名罪大恶极犯处以绞刑;判处木户幸一、贺屋兴宣等16名战犯无期徒刑。
不料宣判以后，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两个大战犯，居然通过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复议，麦克阿瑟竟然同意，让美国最高法院予以受理。
梅汝璈认为，这是无视盟国权利的越权干预行动，而且这两人得以幸免后，其他5名战犯也将获释。他马上发表公开讲话：“如若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做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的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法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和改变。”
电影《东京审判》剧照
最终在梅汝璈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最高法院只好灰溜溜地撤销了受理上诉的议案。
1948年12月22日深夜，对7名战犯的绞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内进行，第一批上绞刑架的是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这4名战犯，第二批押上绞刑架的是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36分钟以后，7名战犯全部死去，又过了1分钟以后，日本战犯们被处决的消息就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
东条英机被执行绞刑
梅汝璈带领中国代表团，历经两年多的苦战，终于严惩了法西斯刽子手，为死难的中国人民报了仇，可以说是未负国人之望。
但令梅汝璈感到遗憾的是，此次审判并没有把日本裕仁天皇列入战犯之中，原因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检查处以“保存天皇制度”为借口，对主要战争决策者之一的裕仁天皇免予起诉。
梅汝璈在东京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审判结束后，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并让他赶快回国就职。
但梅汝璈对于腐朽的国民政府早已失望透顶，他在东京发表声明，拒绝就任。1949年6月，他秘密由东京到达香港，与中共驻香港代表乔冠华取得了联系，并在香港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敬仰之情。
梅汝璈
1949年12月1日，梅汝璈辗转来到了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梅汝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
此后梅汝璈在新中国历任外交部顾问、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2006年，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东京审判》，由刘松仁出演梅汝璈，上映以后得到了诸多好评。
《东京审判》
1998年年底，梅汝璈的家人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他们希望后人能够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梅汝璈家人捐献的东京审判判决书
梅汝璈曾说过：“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希望我们能够永远记住梅汝璈先生，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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