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义乌敦促远东法庭从速处决日本战犯
来源：金华日报 作者：李艳   2022-11-30 10:40:07

　　2012年，省政协委员、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向记者独家披露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份珍贵资料。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期间，义乌县参议会向外交部发电，“敦促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从速处决，以维世界和平”。

　　参议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地方性代议机构(民意机关)。现有资料表明，义乌是当时全国仅有的极少几个向国家请命，要求严惩日本战犯的基层政府之一。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之子、原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向隆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由衷地感慨：义乌人胆子真大!

　　珍贵史料封存半个多世纪

　　这份珍贵史料，在台湾档案馆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卷题为“远东国际法庭重要案件(一)”的材料中，“义乌县参议会”以关键词的形式，与“卢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排列在一起，同时出现的还有东京审判法官梅汝璈、检查官向哲浚等知名人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了解日本著名东京审判研究者粟屋宪太郎，从台湾档案馆搜集了很多与远东国际法庭有关联的资料。2012年7月，程兆奇出差日本期间，专程前往拜访粟屋宪太郎，粟屋宪太郎很慷慨地将台湾档案馆的资料复制一份给他。

　　“粟屋宪太郎给我寄来了4000多页的资料，义乌的珍贵史料就是从中发现的。”程兆奇介绍，目前，国内没有一本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原始材料整理的书籍，与其他国家差距很大。日本对东京审判的异议和辩解数十年不断，出版了包括学术类、通俗类各类专题书籍不下200种，西方学术界也出版了50余种相关著作。我国有关这些史料大量缺失，对国外研究现状了解甚少。去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申报了教育部“中国与东京审判”重大攻关项目，以填补国内空白。粟屋宪太郎的材料，在国内很难搜集，相当珍贵。

　　这些材料很大一部分是远东国际法庭中国代表团与当时外交部、司法行政部与国防部的书信往来，是当时外交部保存的珍贵档案，后被带至台湾。义乌县参议会发的快邮代电主要内容如下：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赐鉴:

　　准杭州市参议会议大六字第1995号代电开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迄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

　　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惟图永久和平，固当加以惩处。吾国追维已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

　　准经提交本会县政检讨委员会议议决，一致主张纪录在卷，敬特电请，俯赐采纳。迅予敦促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从速处决，以维世界和平。

　　浙江省义乌县参议会议长吴雄才 副议长何竺钦同叩 寅文印

　　“第一次看到这份材料，我很震惊。义乌的先贤很爱国，非常有良心。”程兆奇告诉记者，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聘请王选为客座教授，上世纪90年代，王选率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向日本政府递交诉讼，跨国官司一打就是10多年。这不是偶然的，受害者的记忆代代相传，勇气和良心也代代相传。

1948年2月2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东京法庭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向隆万供稿)

　　义乌人胆子真大

　　年逾七旬的向隆万，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一天晚上，他和程兆奇、王选等人聚在一起商议事情，第一次看到“义乌县参议会”的材料，大吃一惊。

　　“义乌人真厉害!”向隆万说，义乌是当时仅有的极少几个向国家请命要求尽快敦促审判日本战犯的基层政府之一。其中，省级1个，福建省政府;市级3个，长春市参议会、杭州市参议会、台湾省高雄市参议会;县级2个，除义乌外，还有一个吴兴县参议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审判”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词汇，直到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东京审判”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

　　向隆万说，父亲向哲浚生前很少提起自己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东京审判庭审启动前，向哲浚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7月庭审结束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他才离开。向哲浚是中国检察团中最早抵达、最后离开的人。

　　向隆万回忆：“东京审判3年，我恰好5～7岁。那几年，就看到父亲在中国和日本东京之间来来去去，懵懵懂懂知道东京审判一事，却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不知道审判过程发生了哪些故事。”

　　由于历史的原因，向哲浚并不鼓励儿子学习人文、法律，向隆万后来攻读了数学专业。向哲浚自己也未能在法律上“从一而终”，以上海财经学院英语教研室主任的身份退休。1987年，向哲浚以97岁高龄在上海去世。未能在父亲生前留下珍贵的“口述实录”，向隆万后悔不已。

　　2010年，在赴美国查阅了大量史料后，向隆万出版《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书，该书收录了向哲浚在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译，广受好评。中央领导人对该书作了重要批示，影响深远。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是在该书的推动下成立的。

　　王选一家和向隆万一家素有交情。王选的父亲早年是地下党，在上海高等法院检察院任检察长主任秘书官时，就是向隆万父亲向哲浚的部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选甚至还找上门去，要向向哲浚学国际法，可惜未能如愿。

　　“义乌人不简单。王选很了不起。”向隆万透露，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期间，美国一名检察官曾在法庭上递交过日军细菌战的材料，后来却不了了之。

　　历史，可以对它无知，但是逃不开

　　“这是从未披露的、惊人的消息，看到它，我很震惊，也很激动。”在忙完上海书展《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一书的签售活动后，王选就风尘仆仆赶至义乌。虽然对日跨国诉讼几年前就已画上句号，但王选从来未曾停下忙碌的脚步。她和时间赛跑，抢救、记录、保存一段段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血泪史。

　　2010年，北大历史系主持国家教育部社科项目，王选应邀担任细菌战子课题负责人，赴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期间，看到一些史料颇令人震惊。“当时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法庭递交的日军细菌战资料，中国鼠疫受害地和我们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递交的受害地居然一模一样，有常德、衢州、宁波，也有义乌、东阳。”王选看得热泪盈眶。

　　“民国时期，像义乌、东阳都不是大地方，是小县、穷县，也不是日军细菌战鼠疫受害最最严重的地方，但在中国政府递交的材料中却有提及，这是冥冥中的传承。人们可以对历史不感兴趣，或者无知，但是我们却走在它的轨道上，历史甚至决定了我们能在它铺下的轨道上走多远。”王选说，细菌战对日跨国诉讼起于1995年，事实走的路比法律上的时间更长。诉讼能有今天的结果，与所有前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不断积累、前赴后继的过程。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今天。我们不会忘记前人，也希望后人不要把我们忘记。

　　历史如滔滔江水，一浪推过一浪。正如梅汝璈法官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寻找历史、记录历史，还原历史、铭记历史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