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死刑犯几乎全部来自陆军
来源：周渝   2016-04-28 11:33:23

按照规定，战犯们从被逮捕之日起到公开审判前都不能与外界媒体接触，故而这些战犯的羁押生活也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过，美国《生活》杂志于1945 年11 月期刊上登载的一组照片，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一部分反映日本战犯监狱生活场景。这组照片有各地监狱中的日本战犯们泡澡、吃饭、户外活动、聊天等日常生活的场景，一些战犯在闲聊时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可知他们不仅没像外界传闻那样遭受虐待，反而过得“悠闲自在”。其中一张照片里，土肥原贤二等一群战犯分别聚在两张桌子旁聊天，而东条英机却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孤独地抽着烟。《生活》杂志为那张照片所写的注解为：“东条英机吃完有鱼、大豆和大米的午餐后，回头跟其他战争罪犯攀谈，但没人搭理他。”可见日本高级将领们派系对立尖锐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只是此时此刻，无论是“皇道派”或“统制派”，“北进论”还是“南进论”的拥护者们都已经沦为等待审判的阶下囚。

1946 年4 月29 日，法庭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28 名被告的起诉。这28 名甲级战犯中，有一半人皆为日本陆军高级将领。最终判处绞刑的7 名战犯中除广田弘毅之外，全是陆军出身。而判处终身监禁的16 人中陆军将领占了9 个名额（含军转政者）。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2 人却无一是陆军。这场审判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那场席卷整个亚洲的战争灾难中，日本陆军是罪魁祸首。

被告席上的“中国通”

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德国国防军统帅凯特尔和约德尔曾一致提出抗辩，他们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受到审判。这个论调，至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昭和前期的日本就是军部当国的时代，在日本国内，军人几乎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全部领域，每次政要遇刺事件的背后都有军部的影子。走出国门，日本的军队更是擅自行动，策动对别国的侵略阴谋。此外，一部分日本军人还兼任着间谍工作，其中在华从事此工作者被称之为“支那通”（以下称“中国通”）。东京法庭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日，土肥原贤二坐在28 名被告的前排之首，而板垣征四郎则坐在后排之尾，座位排序这一首一尾的巧合似乎也在暗示着两人十多年来配合的默契。由于两人都是“中国通”，从事的情报、分裂、破坏等活动都带有秘密性质，土肥原更是以间谍工作出色而闻名，所以要举证定罪并非易事。盟军在圈定战犯名单时，土肥原一度被认为责任证据不足而未被列入主要战犯，幸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提出，“土肥原为侵略中国的中心人物，点火人之一，关于他的证据，即将从中国方面取得并送到”，经过努力，终于使法庭在最后阶段将土肥原列为28 名主要战犯之一。

法庭对两人战争责任追究的重点都从“满洲问题”开始。民国成立后不久，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日本的“中国通”们则利用与军阀合作的机会从事间谍活动。曾经与袁世凯关系神秘的坂西利八郎甚至建立了情报的“前线基地”——坂西公馆，并培养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新一代的“中国通”。一向颇得坂西器重的土肥原甚至被视为坂西的后继者。新一代“中国通”在华活动已经不满足于情报收集，他们游走于中国各派势力之间，“合纵连横”，并积极策动各种阴谋与颠覆活动。可以说自晚清以来，日本陆军的视线一直未离开过中国满蒙地区，清朝灭亡后，“中国通”们利用一批不甘失败的满清遗老（宗社党成员），先后两次策动“满蒙独立运动”。1931 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于不久后出兵占领东北，扶植傀儡政权，算是完成了先辈们的夙愿。

远东法庭在对“满洲问题”的举证过程中，原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出庭作证，他不但证实了九一八事变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阴谋，并指明“被告中参加那次犯罪活动最积极的人有：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南次郎、东条英机”。田中的证词中说，当时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秘密运送射程15 里的大炮到奉天（沈阳），“其中一尊大炮对准中国国民军的营房，另一尊对准奉天飞机场”。所有的部署在1931 年9 月10 日就已完成。

土肥原贤二在满洲的阴谋活动还可以提前到皇姑屯事件。有证据表明，1928 年6 月4 日，张作霖所乘坐的列车何时出发以及张作霖坐在哪节车厢都被土肥原调查得一清二楚，并将这些信息全部提供给关东军总部。九一八事变时，身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他不仅与好战分子合森岛守人合谋抵制内阁首相与外相让关东军放弃行动的命令，并积极参与关东军控制整个东北的阴谋。日军占领奉天后，擅长于鼓动分裂的土肥原开始在东北、华北“大显身手”，其炮制伪政权的第一步是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建立“满洲国”。

1946 年8 月16 日至8 月27 日，原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连续出庭8 天，土肥原与板垣成为他主要指证的对象，他的证词中谈到，1931 年，土肥原曾找到他，要求他离开天津到满洲去做“满洲国”皇帝，随后土肥原送了他一箱有炸弹的水果以示威胁。在运送溥仪出天津的过程中，土肥原又精心策划了“便衣队”暴乱事件，成功转移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力。溥仪还证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也在一次会议上逼迫他答应他们的要求。当检察官基南提出“满洲国”性质的问题时，溥仪回答说：“整个政权由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本庄繁）将军以及一些副司令官和参谋长板垣上校（大佐）掌握着……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敕令都不是我亲自发布的。”

溥仪“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为法庭最终认定土肥原与板垣侵略中国满洲的罪行提供了大量证据。但土肥原与板垣罪行远不止于此，为使中国陷入分裂，板垣曾提出著名的“分治合作论”，他认为蒋介石政府的基础论调是排日的，进而提出日本应采取应对方针，“关键是要根据支那大陆的人文以及地理上立场的不同使之分立”，否认国民政府的正统性。以此为理论基础，两人在伪满洲国建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1935 年6 月5 日，宋哲元的第29 军扣留了4 名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的日本军人，土肥原立即以此事向29 军施压，并在谈判过程中将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军队身上，最终逼迫时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的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要求中国当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 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该协定签订后，土肥原奉命到北平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在其操作下，汉奸殷汝耕于同年11 月25 日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七七事变前后，土肥原多次试图策动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旧人重新出山建立政权，但因遭到拒绝而未能得逞。而板垣准备扶持旧军阀张敬尧建立傀儡政权的阴谋也因张被复兴社特工暗杀而宣告失败。关于两人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阴谋，秦德纯向远东国际法庭提供的《七七纪实》中有大量证据。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土肥原与板垣分别担任第十四师团和第五师团的师团长，率领军队进入中国作战。

战争前期，土肥原被日本国内的报纸吹捧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而板垣师团却在台儿庄大战中被李宗仁指挥的部队打得一败涂地，颜面尽失。

日军占领南京后，土肥原开始重操旧业，他于1938 年6 月奉调回国，参加由陆、海、外代表组成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统一的伪政权，返回中国后在上海设立了特务机关，并协助日本政府进行诱降汪精卫的计划，炮制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伪政权——汪伪国民政府。

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土肥原又参与到日本侵略东南亚的阴谋中，他于1944 年调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麾下部队在当地犯下大量虐俘杀俘、屠戮平民等的暴行。至于板垣，他在战争末期当上第七方面司令官后暴行也未停止，比较恶劣的一例是他从“奥特拉姆· 路德”监狱押出26 名盟军飞行员，不经审判便将他们处死。两人在长达14 年的时间内所犯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法庭根据“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及反人道罪”中的具体犯罪项目，判定土肥原与板垣有罪。在板垣的判决书中写有“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这段话适用于所有“中国通”，他们应该负责。

南京大屠杀罪魁受审

根据远东法庭最后做出的判决来看，松井石根是受审的25 名战犯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其他24 名战犯均被认定触犯了破坏和平罪（三大类罪行中的第一类，主要指对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策划），而松井是唯一的例外，他的罪名中没有破坏和平罪。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松井没有参与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层中，因为他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都是20 世纪30年代在华兴风作浪的“中国通”。

松井石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 期，于同年进入陆军大学，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皇道派主将是同期同学，松井本人也是皇道派军人。1915 年，松井调任驻上海武官，开始他十几年的“中国通”生涯。七七事变后，他又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率部侵略中国上海，后又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担任主攻南京的任务。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松井也干了件与土肥原、板垣同样的事——建立傀儡政权。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一书中记载：“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应该在华北建立中央政府，对以建立地方占领政权为目标的特务部的行动很不满。为此，松井大将让军司令部参谋长勇和南京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另外实施了建立政权活动……”

只是松井在推行该政策时，与其他日军高层将领产生纠纷，“结果是，华中的新政权在1938 年3 月脱去了中央政府的装扮，作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了”。这足以证明松井石根在为侵略阴谋积极活动这一方面与其他战犯并无不同。1938 年3 月5 日，松井被召回日本，并于同年7 月20 日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 年辞职。这经历使他无法参与到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中，也应该是其没有被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的主要原因。

远东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焦点全聚集到南京屠城的问题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泰缅“死亡铁路”并称日军在二战中的三大暴行，这其中发生最早，情节最为恶劣的当属1937 年12 月13 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整个城市完全置于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军队的控制下，日军从进城起就对城中平民进行屠杀、强奸和掠夺，对战俘实施集体处决，残酷而血腥的杀戮持续了40多天。

根据当年远东法庭的估算，“在日军占领后最初的6 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有两万以上的妇女遭日军强奸后杀害，“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正是松井石根。

法庭的举证过程中，南京大屠杀可谓铁证如山：屠杀中的幸存者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现身法庭亲自叙述自己如何在日军大规模处决平民的杀戮中死里逃生；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证明其在大屠杀期间亲眼看见医院被送来无数被刺刀戳伤的伤员和很多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 马基在南京屠城期间目睹日军烧杀淫虐的暴行后，冒着生命危险用16mm电影摄影机拍摄的一段长达105 分钟的真实影像资料。当时在金陵历史大学担任外教的麦纳· 希尔· 贝茨作证说：“南京失陷后在两个礼拜半到三个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个礼拜到第七个礼拜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在南京屠杀的举证过程中，有一项特殊的证据来自于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这是当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陶德曼在电文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城屠杀、强奸、劫掠、放火等一系列暴行，电报的结尾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这份电报让法庭高度重视，在最终给松井的定罪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

尽管证据确凿，但罪魁松井石根及其帮凶武藤章竟试图推卸责任。武藤章曾在1937 年12 月14 日至25 日作为参谋长的副官在南京待过十天左右，据1946 年4 月20 日对他的讯问记录中载，武藤章对南京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事件矢口否认。松井石根则以自己当时生病为由，将屠杀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他说：“……当南京陷落时，我正卧病苏州，至12 月17 日始入南京城。当接宪兵队长报告后，即下令将肇事者从严惩罚。检查过所述大规模屠杀暴行，我从未获得此项报告……”实际上就在松井以胜利者姿态举行进城仪式的12 月17 日，“南京几个主要的街道有十四处被日军燃起冲天大火”，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屠杀愈演愈烈。松井最为无耻的自我辩护就是在法庭上举了个“弟弟和哥哥”的例子，他说：“我始终相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

这番言论让在场法官们感到十分荒谬，检察官皆认为这强盗逻辑不值一驳。南京大屠杀，人证、物证俱全，法庭最终判定松井石根有罪。在他的判决书上有那么一段话：“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劫掠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压倒性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开始的，迄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还没有停止……”这就是对松井的谬论最有力的驳斥。松井石根被起诉的罪状一共9 条，而在法庭最终判决中，有8 条罪状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只有第55 项“怠于防止违约行为”的罪状被判有罪。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认定犯共谋罪，且只因一项罪名成立就被送上绞刑架的战犯。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是对南京数十万冤魂的交代。但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元凶朝香宫鸠彦却逃脱了审判。此人于1937 年12 月2 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 月7 日接替因病在苏州疗养的松井石根，出任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期间他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这道密令在田中隆吉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然而朝香宫鸠彦这个满手血腥的战犯凭借其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不得不说是东京审判中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

“缅甸屠夫”木村兵太郎

除了松井石根之外，在远东法庭的被告席上还有另一个同样以屠戮平民、虐杀战俘闻名的战犯，此人就是在缅甸暴行累累，被称为“缅甸屠夫”的木村兵太郎。曾长期从事野战兵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号称“炮兵专家”的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在日本战败前曾任陆军次官。木村和代表纳粹德国陆军的战犯凯特尔很相似，都毫无主见，只会听上级命令，他们甚至有着雷同的绰号：凯特尔被同僚们唤作“点头猴”，而木村在日本陆军中也被称为“机器人”。尽管其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建树，但他所制造的暴行与其他战犯比起来却不遑多让。

1946 年12 月中旬，当盟军开始就日本虐俘、杀俘及压迫亚洲劳工的行为进行追究时，木村兵太郎就成了这众多罪行所要指控的主要责任人。首先，日军“修建泰缅铁路中对战俘的使用就是由木村兵太郎批准的”。这是一条长达415 公里，跨越泰国与缅甸边境的铁路，日军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方便取道进攻印度，为此，他们强行征用大量盟军战俘与劳工进行修筑，铁路于1942 年6 月开始修建，到1943 年10 月17 日在泰国的孔贵达完工，历时16 个月。这一过程中，战俘与劳工受到日军非人虐待，疾病与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据英国政府的统计，被强征的盟军战俘共计61700 人，其中包括约30000 名英国人、13000 名澳大利亚人、18000 名荷兰人与700 名美国人，其中超过18000 人死亡，占总人数的近1/3。

相比欧洲德军战俘营中的人而言，在亚洲日军战俘营中战俘们的经历更为悲惨，他们受到的各种变态的暴行与刑法也残酷得多。据战后调查显示，日军“战俘营死亡率”是德国战俘营的13.3 倍，即使是侥幸活下来的战俘大多也会落下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亲历过泰缅铁路修建的荷兰籍战俘弗雷得· 塞克回忆：“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暴行，对战俘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有些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有些人终身残疾，有些人的余生就只能在医院里度过，有些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最悲哀的是，有少数人难以适应正常生活而自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我跟其他幸存的战俘一样都在文明世界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还会做噩梦。尽管我们很努力地试图忘记那段痛苦的回忆，但头脑中的印象还是那么清晰……”

泰缅铁路暴行与南京大屠杀一样，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都因检控方举出大量的证据而成为一桩铁案。战俘问题上，法庭认定日军已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被告席中的东条英机和木村兵太郎都应对此负有责任”。此外，木村在1944 年8月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后，不仅未停止暴行，还变本加厉的制造了缅甸仰光大屠杀，遇难的平民及战俘在1.6 万人以上。远东法庭在判决书中称其为“积极的违反战争法规参与者之一”，身为指挥官的他“同意在许多场合使用战俘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为战争法规所禁止的，由于这种工作所处的情况，使数以千计的战俘遭受了最大的艰困和死亡。作为后者的例证之一，就是在建筑泰缅铁路中对战俘的使用，这些命令都是经由木村批准和传知的”。法庭最终判决，起诉木村兵太郎的7项罪状全部成立，注定难逃一死。

走向绞刑架

经过长达两年的庭审，终于到了撰写判决书的关键时刻。对于战犯的量刑，各国法官意见不一，印度法官帕尔甚至提出一份长达25 万字（英文）的意见书，主张所有甲级战犯应无罪释放，他认为“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于东条英机及其他二十四名被告身上，于法理不合”。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于1948 年4 月19 日电示在东京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要求对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9 名侵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梅汝璈也于密电中表态“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的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

各国法官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进行投票表决，就在投票前，梅汝璈在会议上坚决主张从严惩治主犯，对最后结果起到关键作用。1948 年11 月3 日，判决书的制作全部完成，次日上午正式宣判。两年前，欧洲的纽伦堡法庭也这样对纳粹战犯进行宣判，那次的22 名战犯中，有19 人被判有罪，3 人被认为无罪，而这次东京审判，各国法官最后投票的结果是：25 名被告全部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7 名主犯被判绞刑，这7 人中以对广田弘毅的死刑判决争议最大。除广田之外，其余几乎没有争议的6 人全部出自陆军。

1948 年12 月23 日凌晨，7 名甲级战犯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七个被绞死的战犯，提前24 小时被通知行刑。当时他们都很悲伤，尤其是板垣征四郎，对他过去的罪行后悔不已”。

曾在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执行判决的美国中士约翰· 伍德又一次在东京执行同样的使命，但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次东京法庭的绞刑是秘密执行的，现场没有记者参观和采访。战犯们分两批走向绞刑架，“各犯验明正身后，即步上13 级刑台，面对着各证人。各战犯站在刑台上之后，即被蒙上黑罩，接着又被套上绳子”。行刑的时间仅用了35 分钟，战犯的尸体也没有如纽伦堡战犯那样被拍照存档。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表的公告，“土肥原贤二于12 时7 分半钟死去，东条英机于12时10 分半钟死去，武藤章于12 时11分半钟死去，松井石根于12 时13 分死去。第二批于12 时15 分进入刑场，一切程序如前，在12 时20 分执行。板垣征四郎于12 时32 分半死去，广田弘毅于12 时34 分半死去，木村兵太郎于12 时35 分死去”。

出身于日本陆军的甲级战犯，除以上7 名被处以绞刑外，其余9 人全被处以无期徒刑，他们分别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大岛浩（后转外交官员）、佐藤贤了。其中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两人病死狱中，而其他的7 名战犯于50 年代相继被释放。

日本于1978 年的“秋季大祭”时，将14 名在东京审判中被处死和病死狱中的甲级战犯灵位迎入靖国神社享受“供奉”，此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屡遭中国、韩国等战争受害国的抗议。如今，远东审判的一页历史翻过去已近70 年，但它的影响却一直未曾停止，一方面是日本朝野的质疑之声，有人否认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有人认为审判实为胜利者的“报复”。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受害者悲愤的控诉之声。亲历建筑“死亡铁路”的二战老兵弗雷德·塞克在时隔70 年后这样写道：“总有一些人，处于自己清楚的目的，顽固地否认那段黑暗的历史。对他们，我只想说，去远东很多国家看看那些墓地吧！……去那些地方，如果你还有勇气，请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暴行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