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理论家侵略战争，文人也疯狂
来源：黄金生   2016-04-29 10:19:33

1946 年5 月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犯。这天下午，当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起诉书时，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这个劲爆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上面。庭长下令让宪兵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大川周明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叫喊：“我要杀死东条！杀死东条！”见此情景，庭长立刻宣布休庭。

第一天大闹法庭的大川周明，却是一个从未担任过日本军政要职的文人。除了大川周明，被告席上还有一些非军人出身的战犯，如被判绞刑的广田弘毅以及推动轴心国建立的外交官松冈洋右。不过，面对审判，他们的下场却各不相同。

日本进入“准战时体制”的推手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 名日本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由于其在巢鸭监狱的绝笔中引用了司马光《独乐园记》里的名句“明月时至，清风自来”，加之其文官的身份，至今仍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不理解他为何要为军队的暴行偿命，他的悲剧绅士形象在日本颇有市场。广田死后，被葬在家乡福冈县的圣福寺，在福冈市天神三丁目还有一块刻有“广田弘毅先生诞生之地”字样的石碑。

但是，1946 年3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却清清楚楚写明了广田弘毅的桩桩罪行：“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决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德意建立法西斯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且重大责任。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要求时，一向赞成行使武力。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强奸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

1998 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让· 保罗· 阿卡耶苏的判决时，把广田案作为先例：事实上，平民可以为违反国际人道法负上责任，这是确定无疑的，至少自从东京审判以来就是这样。日本前外务大臣广田为南京暴行中发生的犯罪行为被判有罪。

在审判期间，广田弘毅试图以其文官身份逃避责任，他的两名美国律师更是在法庭上无理取闹，甚至谩骂、侮辱证人和检察官而被取消辩护人资格逐出法庭。广田为自己辩解：“自己没有掌握过军权，也是个受军部牵连的‘受害者’。”“我只不过是军部的传声筒，是军部的牺牲品。”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广田弘毅从1933 年9 月至1936年2月、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两度担任外相，1936 年3 月至1937 年2 月担任日本首相。1935 年10 月，时为外相的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第一，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第二，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第三，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提出后，日本军部马上增兵华北，又策动香河汉奸暴动、炮制了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可见，广田弘毅根本就没打算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在其推动下，日本通过武力手段，先后迫使中国订立“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积极开展“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二二六兵变”后，广田弘毅升任为首相。一上台，广田内阁就颁布了扩军备战、20 年内向“满洲”大规模移民的“国策”。1936 年4 月16 日，广田弘毅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加强日本侵华部队，为“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同年5 月1 日，广田内阁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规定一旦有事，陆海军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并将对华初期作战的目标确定为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地区。

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广田内阁的一项重要“政绩”，1936年5 月18 日，内阁颁布法令，宣布今后军部大臣必须从现役武官中选择任用。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还规定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而且，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使内阁无法组成。广田自此复活了自1913 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就已废止的这一制度，使得军人掌握了可以随时倒阁的大权。这样，以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标志，以天皇和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1936 年8 月，广田内阁制定了确立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其确定的国策是“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了放手扩军备战，广田弘毅还积极活动，促成政府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陆海军分别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统制。可以说，在广田内阁时期，为战争而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工作已经开始。1936 年10 月，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11 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同盟迈出了一大步。

广田内阁于1937 年1 月总辞职。所以，在东京审判时，当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指控广田弘毅是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谋者之一时，广田辩称他的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七七事变与他无关，不过这个辩解与事实却相差甚远。在辞去首相四个月后的1937 年6 月，广田弘毅又钻进近卫文麿内阁担任外相。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特别是1937 年12 月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广田弘毅明知日军暴行，不仅不加制止，还试图掩盖真相，成为大屠杀的帮凶。

1938 年1 月11 日晚，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了一份电报文稿，描述侵华日军在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上的暴行，其中提到：“不少于30 万的中国平民遭到杀戮。洗劫、强奸，包括强奸幼女和对平民的无情行为的报告，还继续来自于数周前停止实际敌对行动的地区。今天华北日报报道了一则特别令人作呕的事件。一名喝醉酒的日本士兵因找不到女人和酒，枪杀了三名60多岁的中国妇女并击伤了数名无辜平民。”正当田伯烈准备把这份电报发往欧洲时，驻沪日军新闻检查部门扣押了这份电报。因为担心在华暴行被揭露到欧美等国，日军要求田伯烈修改电报内容，为此，1938 年1 月17 日和19 日，广田从东京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分别发了两份密电（日本为第175号电报和第176 号电报、美国情报部门编号为第1257 号和1263 号），而这封密电被美国情报机构截获，现收录于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 年9 月解密公开。从这份密电中不难看出，广田弘毅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但是在南京大屠杀被各国媒体揭露后，他却反咬中国一口，发表了诸如中国政府“认不清形势”“没有拿出乞和的态度”等无耻言论。

当然，广田要为他的行为负责，远东国际法庭认为：“他以外务大臣的地位，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面的证据，他认为这类报告是可信的，并曾经就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保证以后，至少一个月中仍续有关于暴行的报告。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他的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达到犯罪的程度。”1948 年11 月4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主持宣判并宣读判决书，广田弘毅是第一个被宣判的，他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细听着法庭对他的有罪判决。在宣布量刑时，广田漠然地睁开发黄的眼睛，然后向前探着身子听着，当听到是绞刑时，他顿了顿，好像想说什么，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他终于要为自己犯下的侵略罪行付出代价了。在等待绞刑的日子里，广田弘毅想到了自己的妻儿，在其遗言中他写道：“什么都可以忘却，唯独爱妻良牡子忘不了。从此一个天上，一个人间，唯愿夜夜梦中见。”但不知他有没有反悔过，他的侵略政策造成多少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1948 年12 月23日零时34 分30 秒，广田弘毅终于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生命。

日本法西斯鼻祖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大闹法庭的大川周明，在送回巢鸭监狱后，依旧疯疯癫癫，只不过在疯癫的同时，还卖弄着学问。据说，他礼拜一讲英文，礼拜二讲日文，礼拜三讲法文，礼拜四讲中文，礼拜五讲印度话，礼拜六讲马来文，礼拜天讲意大利文。有时上身穿睡衣，下身穿西裤。有时光脚信步，人走出很远了，鞋还在原地。1946 年5 月19 日，大川被盟军总司令部送进医院。经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梅毒。又来又被转移到东京帝国大学的精神病房，医生鉴定后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疾病。

直到1948 年法庭最终宣判时，盟军总司令部仍然相信他在“发疯”，因此他逃过法庭的审判。在东京大审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然而，就是这位“疯子”，在医院中却完整翻译了《古兰经》，成为第一位完整翻译《古兰经》的日本人。在他临终前，曾向记者说：“我是装的”。对于大川的释放，中国大法官梅汝璈曾说过：“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大川周明虽为一介从未担任过日本军政要职的文人，但却是日本法西斯的鼻祖，连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都是他的弟子。由于其法西斯思想著述颇多，因而有“大东亚的论客”之称。他的法西斯思想，煽动了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猖獗发展。

大川周明1911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他通晓德语、法语、英语、梵语和巴利语。他早年在参谋部从事德文资料翻译工作。1919 年大川发起组织“犹存社”，为此，他还专程到上海劝说并迎接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回到日本。这是日本最早成立的法西斯团体之一。

“犹存”两个字，取之于唐朝魏征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

此后，日本各种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著名的像井上日照的血盟团；桔孝三郎的爱乡塾等，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1927 年到1937 年间，新出现的法西斯团体仅是东京一地就有172 个，参加者则达到3 万人以上。他们或组织暗杀或阴谋政变，搞得日本国内乌烟瘴气。1921 年9 月28 日，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善次郎被刺。1921 年11 月4 日，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前被暗杀，成为自1885 年内阁制建立以来首位被暗杀的现职首相。1930 年11 月14 日，滨口雄幸首相因为在遏制军备竞赛的《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也遭刺杀而受重伤。

大川周明主张大日本主义，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内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他曾经杜撰神话说：“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为了达到侵略扩张的目的，他竭力叫嚷动用战争手段。他狂妄地认为，日本必须在中东与英国决斗，在太平洋与美国争雄，最后打败英、美，实现世界“维新”。

由于担忧日本未能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呼号：日本啊! 1 年后，10 年后，还是30 年后，只有天晓得，说不定什么时候，天将命你赴战，要片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他把中国的反抗视为英美操纵的亚洲“内乱”，认为只有刻不容缓地平定这一“内乱”，才能期望大东亚战争的完结。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的理论与主张得到赏识，并被收入“智囊团”，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被人称为“日本的戈培尔”。

大川周明或许用疯癫逃过了审判，但这种失态对于他大肆鼓吹的“日本精神”也许正是绝妙的讽刺。

把日本推向战争的“外交之手”在日本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一位文人出身，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称为“硬派外交家”的松冈洋右。自一战后松冈就竭力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自始至终参与了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并促使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

与大川周明一样，他也逃脱了法庭的审判，原因却是病死在狱中。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罪恶理论就出自松冈洋右之口，在1929 年日本国内的一次发言中，他就提出了“日本侵略满洲有理”的怪论。为实现“八纮一宇”的政治理想，他提出，日本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的开发和经营，而满洲对日本则是生死攸关，日本必须想法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1930 年7 月，他出版了《动荡的满蒙》一书，在书中，他声称“满蒙对日本经济上、国防上不可缺少，帝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这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依据。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松冈洋右上台为日本的侵略做辩护。在国联的舞台上，松冈一方面说日本不愿开启战端，不愿扩张领土，一方面又说日本不能对满洲现状负责等等。在国联通过表决时，日本遭到了孤立，只有日本自己投票赞成自己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表决后，松冈洋右登上主席台，当场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将退出国联，并用日语说了一句“再见”后便扬长而去。

这位直接导致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松冈，不仅没有受到日本国内舆论的批评，反而在回到国内后被被誉为“民族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报道，将之封为“凯旋将军”，称退出国联是“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1940 年7 月，主张成立三国轴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近卫文麿组阁，松冈受到重用并被任命为外相。重光葵曾对这位文官有过适当的评价，他说：“与其说他是军部的傀儡，不如说是他在驱使军部。”担任外相的松冈洋右，一上台就一扫外务省谨小慎微、追随英美的传统，他罢免了几乎所有的驻外大使和外务省的主要官员，代之以支持军部政策的轴心派。松冈提出建立“日满华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提出“德意日三国同盟”外，还设想邀请苏联也加入三国同盟，他认为，如果日本以德苏为友，便可抵抗美国在东亚的对日压力，从而肆无忌惮地推动在中国本土的侵略计划。

在松冈的积极斡旋下，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宣告成立。然后，松冈又马不停蹄，来到莫斯科，终于在1941年4 月同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与松冈热情拥抱，并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在当天的庆祝晚宴上，松冈借着酒劲对斯大林说：“条约现在签订了，我是不会说谎的，说谎的话我就把脑袋给你，不过，你要是说谎，我也要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则幽默地回应：“你和我的脑袋都很重要，我希望他一直都长在你我的脖子上。”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使松冈获得国内一片赞誉之声，成为其外交生涯的巅峰。然而，1941 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松冈洋右主张支持希特勒，出兵西伯利亚，但在诺门坎战役和张鼓峰战役后，日本军方已放弃了北进战略而主张南进，松冈被排挤出了内阁，被迫辞去外相职务。

1946 年春，松冈洋右作为甲级战犯受到起诉，但他只出庭两次就因病重被送入医院，6 月27 日，这个用“外交之手”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罪魁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时，他的床头还摆着他和希特勒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