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难罚首恶成国民政府座上宾
来源：白孟宸   2016-04-29 13:45:15

1948 年，在南京建邺路168 号一栋精巧的建筑里，一名光头戴眼镜的人与一名身穿少将军服的中国军人，用日语交流着。中国军人在谈话中将戴眼镜的光头男子称为“吴先生”，但令人奇怪的是，二人的日语都很熟练。

实际上，这位“吴先生”不姓吴，更不是中国人。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战犯辻政信，这时他正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庇护下隐藏在南京，担任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核心智囊。由于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政治走势受到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影响，大批像辻政信这样的日本战犯，得以侥幸逃脱正义的审判，甚至在国民政府等方面的庇护下东山再起。

竹舍的魔影

南京建邺路168 号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所在地，从1946 年开始成为国民政府国防部，这里设立了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组本部。国防部内部，将第三研究组称为“竹舍”。这一名称，据具体负责第三研究组工作的国防部二厅少将专员黄瀛回忆，是因168 号院内几株婆娑多姿的翠竹而得名。

“竹舍”的任务，是为国民政府国防部研究三次大战对策，但具体工作主要是研究对苏及对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并且根据需要考虑在东北等地的作战问题。与国民政府国防部其他研究组相比，“竹舍”最大的特点是大量使用日本战犯作为智囊，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正是日后在台湾名噪一时的“白鸿亮团”的范本和前身。

据黄瀛回忆，“竹舍”的设想要追溯到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设在重庆的军令部和军训部都想利用日本战犯来组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这一设想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黄瀛作为步兵科专家，当时正在协助担负受降任务的国防部二厅，负责收集日方的重要资料和书籍，他专门为白崇禧搜罗了一套由石永中佐编纂的日本陆大教材《大兵团指挥》。

1945 年冬，国防部二厅二司司长王丞前找到黄瀛，要求黄去见一名日本战犯，并且研究一下这名战犯编写的《冬季作战参考》。由于王在事前没有说明日本战犯的军阶和身份，黄瀛心里颇为忐忑。但见面之后，黄得知这名日本战犯就是日军中著名的“智囊”辻政信。据黄瀛回忆，他与辻政信聊得相当投机，并且共同对《冬季作战参考》进行了修订。

黄瀛本身拥有相当出色的日文基础，是闻名中日的日语诗人。他的母亲名叫太田喜智，是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女士。据黄瀛回忆，最初提出国防部第三研究组设想的也是一位有留日背景的军令部处长。这些人员的日本背景，使他们在处理涉及日本战犯问题时，少了几分民族主义的情绪。

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国民政府上下大都不敢公开对日本战犯表示同情。大家都将日本战犯视为“秘密金库”，总想在私下里从这些战犯身上挖出点什么。“竹舍”的中方人员，就迫不及待地想从辻政信身上挖出宝来。辻政信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第三次大战的预想》，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党、政、军的情况。考虑到辻政信曾在东北和新疆多次潜入苏联，窥探苏军的虚实，他对苏军和东三省的了解，自然是中国军人难望项背的。后来，辻政信又完成了《共军与国军军事形势评判》《东北国军与共军作战设想》等著作，他的水平得到了国防部各方的认可，参谋次长刘斐对辻政信评价很高，蒋介石也曾多次拜读他的著作。

应该说，正是由于辻政信的能力，国民政府方面对其予以超规格的照顾。作为一名曾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英国政府在战后迅速宣布辻政信是乙级战犯。在日本投降前夕，辻政信判断英澳等国不可能放过自己，便铤而走险，利用战争期间访问重庆过程中积累的人脉，求见中国军统驻仰光的特派员邢某，要求为中国国民政府效力。最终在军统的掩护下，辻政信从曼谷抵达重庆。这段经历，后来成为辻政信从政的一大谈资。

其实，“竹舍”的智囊中，还有多名日本战犯。国防部第三研究组曾在本部以下设立了甲、乙、丙班。其中甲班的核心人物是原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土居光夫中将，整个架构基本是以十三军司令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土居在日本军中被称为“谋将”，擅长对苏情报工作，担任过参谋本部苏俄课课长和关东军参谋长，在东北和江浙地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但是日本投降前夕，土居代表第十三军司令松井久太郎大将与中方接洽，主动要求“投效国民政府”，换取自己和整个十三军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国民政府为了尽快掌握江浙地区，同时也为了将土居这位“苏联通”

招入帐下，不但同意不再追究其战争罪行，还为土居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结果这些日本战犯竟然在中国政府的庇护下，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

据黄瀛回忆，土居在进入第三研究组之后，对中国人的态度仍傲慢异常。

除此之外，设在北平的第三研究组丙班，全盘接收了中统郑介民搜罗的一批日本战犯，他们大多是和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有很深关系的情报人员。日后妄图制造“天安门炮击事件”的田中隆一，就曾在丙班工作。

整个第三研究组在最盛时期，网罗了数十个日本战犯，账面上有两亿的经费。日本战犯在“竹舍”受到了相当的礼遇。但是他们却并不安心。例如土居和辻政信互相不知道对方也在同一单位工作，直到有一次研究组副组长叶南不慎将土居编写的材料交给了辻政信，辻政信在惊奇之余，提出要见土居一面。

据黄瀛回忆，辻政信私下对土居颇为鄙视，但这时也许出于同病相怜之情，两人见面之后都显得颇为激动，一边苦笑，一面说：“我们都怕被列入战犯，所以才愿意为中国效劳。”随着国民党方面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辻政信等日本战犯却表现得越来越恭顺和忠诚。辻政信不但多次为国民政府献言献策，还主动提出应该从日本国内多招专家。“竹舍”根据他的建议，从日本国内秘密招募了破译苏联密码的专家大久保春夫、陆军中野学校校长山冈少将以及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小笠原大佐。这些人配合第三研究组原有的日军战犯，尤其是关东军战犯，先后完成了西伯利亚地形图、《台湾防御作业想定》等一系列著作。此时，第三研究组的一切作业，都必须通过侍从室送蒋介石，还要送参谋总长和国防部各部部长参阅。出于保密要求，低级别的军官不准调阅“竹舍”的报告和作业。

成为座上宾的首恶

当然，中共方面对“竹舍”的情况不能说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早有耳闻。这些情报，一部分来自刘斐，一部分来自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对于国民政府为了在内战中占据优势，不惜庇护日本战犯的行径，中共方面异常愤慨。战争后期，中共提出惩办战犯，也包括国府庇护下的日本战犯。其实，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庇护日本战犯，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侵华日军主帅冈村宁次在国府庇护下得以无罪开释。

冈村宁次作为日军中出名的“中国通”，在抗战中始终通过“桐工作”等途径与国民政府高层保持着交流。

随着日军在战场失利，冈村宁次开始考虑战败后整个侵华日军和他个人的进退问题。这时，恰好国民政府掌握的军队大多远在大西南，蒋介石为了不让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借助受降获得新的装备和地盘，要求日军不能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

冈村宁次对于蒋介石的“指令”，表示出了百分之百的遵从。他专门给蒋介石发电：“与国民政府紧密结为一体，断然对抗中共。”“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1945年8 月27 日，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飞赴南京，与冈村接洽。冈村在会面中恬不知耻地建议，愿以麾下128万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击共产党。

就在蒋介石摩拳擦掌准备用日军打击中共的时候，美国人站出来反对，蒋只得作罢。但冈村宁次的“深明大义”，却让蒋颇为感动。8 月31 日，蒋介石侍从室参议邵麟约见冈村宁次，向其当面转达蒋介石的承诺：“准其以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12 月13日，蒋介石从重庆飞赴南京，专门请冈村宁次到陆军总部相见。多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余深感敬佩。”仿佛是为感激蒋介石的好意，冈村很快写就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呈给蒋介石，其中详细阐述了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及优缺点。

1946 年初，远东盟军总部正式宣布冈村宁次为战犯，并且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将冈村解往日本受审。对此，蒋介石借口日侨遣返工作尚未完结，要冈村留下处理。1946 年10 月，行政院发出指示：“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回国，但不得拘留，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于当地生活。”

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越来越大的压力，蒋介石专门指示外交部，对外以冈村宁次身染重病为由继续推脱。1948 年3 月29 日，蒋介石特批冈村到上海疗养。淞沪警备司令部为此派专人保护冈村的住宅。7 月12 日，冈村宁次首次站上中国人民的审判席，但仅是走个过场，搪塞舆论。8 月23 日，冈村宁次公审正式开庭。不久，他借口有病办理保外就医手续。

为了保住冈村宁次的生命，国民政府中著名的亲日派何应钦和汤恩伯上蹿下跳，要求判冈村无罪释放。

1948 年12 月，三大战役已经打了一半，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再次向冈村宁次求助。12 月7 日汤恩伯将冈村请到家里，询问战略战术问题。1949 年1 月26 日，国民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怒涛，宣布冈村无罪开释。此前，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法庭庭长石美瑜多次申请辞职，而不愿意做出无罪判决。结果在1 月中旬，石美瑜在得到升职的委任状同时，还收到蒋介石的亲笔手谕：“据汤司令恩伯将军呈请，拟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至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主帅得以逃脱审判。

不过，理论上这时中国人民仍有机会让冈村宁次付出代价。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蒋介石被迫下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中就包括惩戒漏网的日本战犯。当中共方面得知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后，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命令国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负责押送至人民解放军总部。1 月22 日，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这一次又是汤恩伯出面压下李宗仁的命令。而蒋介石也发出密令：“立刻将冈村放回日本！”

1 月28 日晚，冈村宁次接到中国军事法庭指令，于次日凌晨6 时半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在押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回日本。第二天8时半，汤恩伯派出军用卡车将260 名日本战犯秘密送往吴淞码头，登上由何应钦联系的美国邮轮“维克斯”号。

2 月4 日，260 名日本战犯抵达日本横滨。

李宗仁得知冈村宁次竟然被送回日本，立刻电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麦克阿瑟协商，重新逮捕冈村等人，押回中国。但这时，美国已经决定重新武装日本，故而断然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有罪难罚的战犯

应该说，此时中美在确定战犯名单时，都过多地考虑了战争罪责以外的问题。美方在1946 年初，曾提出日本陆军省课长以上众人，犯下的罪行都够得上甲等战犯的级别。在具体处理之时，美国熟练地使用了双重标准。例如在中国利用诡计激起1932 年的“一· 二八事变”，造成上海陷入战火的田中隆吉，因为反对对美宣战，竟然成了东京盟军总部的座上宾，不但交代了一群陆军省同僚的罪行，最后来得以坐在证人席上指证东条英机、木户幸一等人。这种“同罪不同命”的双重标准让一些英美律师都忍无可忍。木户幸一的律师罗根就当面质问田中隆吉：“你曾任陆军省兵务局长，当然处理过战俘问题。既然负有重大责任，为什么你没有被起诉呢？”

上文提到的辻政信逃脱审判的过程，则更让人感叹参加审判各国是如何“心怀鬼胎”。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以人缘差，以及善于在战略战术问题上纸上谈兵闻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当暴戾阴险之人，为了攫取财富，曾亲自组织了对东南亚新加坡、缅甸等地华人和欧洲人的虐杀行动。

应该说，类似国防部第三研究组这样以日本战犯组成的单位，在1946年到1949 年的国民政府军情系统中并不鲜见。美苏在中国的对峙，战后远东的局势，解放战争的发展，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百万日侨和大批日军滞留中国，迫使国民政府谨慎地处理日本战犯问题。同时，日本战犯控制的大批部队、装备以及资源和金钱，也让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垂涎不已。抗战后期，侵华日军高层判断日本已很难取胜，便将“桐机关”等策反中国国民政府高层的情报机构转为与国民政府私下媾和的途径，以日军和掌握的物资作为筹码，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最终，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侵华日军高层，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当局的高参，上海、山西乃至东北等地本应立即放下武器的日军，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盟军”，开始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从1945年底到1947 年，中国方面对谷寿夫等一大批穷凶极恶的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是1946 年中国完全收回治外法权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对侵略者进行审判。在毫无先例和经验的情况下，中国有关部门从零开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情况，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审判规则和体系。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的大审判，规模是空前的，为在日本侵华中牺牲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