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9日,根据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等战胜国任命的法官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在东京对日本战争犯罪进行了审理,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这就是“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既是一场法律的审判,又是世界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一场政治审判。它揭露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行,追究了战犯个人的战争责任,伸张了正义,惩治了邪恶。
然而在日本,有一些人认为东京审判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日本右翼更是攻击东京审判是一场“政治闹剧”,战后日本的历史观是东京审判强加给日本的。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政治上更加右倾。与此相适应,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并在社会上有了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拼命争做政治大国,日本政府及其部分政治家和右翼学者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日本做政治大国的形象,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否定东京审判,使这一思潮充斥政治、学术、教育、文化等领域。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否定东京审判的右翼言论又开始增多。否定东京审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次审判结果,而是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否定。而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必定影响日本的政治走向,进而影响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切不可等闲视之。事实证明,东京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国际审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法律上,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京审判适用的“侵略战争罪”“反人道罪”“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等概念,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上具有重要地位。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的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各项国际法原则》、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的审判实践,都明确肯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概念的管辖权。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的审判原则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
在政治上,东京审判宣告了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是犯罪行为。东京审判的政治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惩罚战争犯罪震慑战争犯罪;二是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东京审判与一般审判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它的重大政治意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上述战争犯罪的个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地位多高,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东京审判的另一政治意义在于,它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侵略战争,并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法庭上,战时日本对各种传媒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大地震撼了日本人民。这对战后初期日本以反战、和平为重要内容的国民民主运动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学术上,东京审判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东京审判,澄清了以往日本政府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如日本关东军自己是如何在柳条湖炸坏铁路,然后诬陷中国军队,进而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是如何密谋策划建立“三国同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等等。此外,为参加东京审判,检察方和被告及辩护方都准备了卷帙浩繁的材料,仅法庭的英文速记就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控辩双方共提供书面证据4336件,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页。这些审判资料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资料库,为日本近代史、日本侵华史及远东国际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东京审判作为严肃公正的国际审判向全世界表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犯罪必定受到惩罚。东京审判发展了国际法,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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