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审判揭日军暴行：将抗日者灌水踩腹直至肺炸而死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6-05-04 11:53:21

日军战犯在上海被抓捕或移押来后，对他们的审判便刻不容缓。1946年1月，驻华美军上海军事法庭设立并开庭，庭长是美军准将密尔顿。从1月到7月先后三次开庭，判决镝木正隆、田中久一等7名战犯死刑。其中田中久一曾任日第二十三军中将司令官兼香港总督，曾亲自下令把美军驻香港部队的少校军官荷克绞死。另一被判处绞刑的镝木正隆，在汉口任日驻军参谋长时，指使把在空战中被俘的3名美空军飞虎队员残害致死。在法庭上，美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到庭作证。

令人费解的是，美军事法庭从上海日俘营将日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抓走审判，然而当庭对他的罪行指控，却仅是所属部队杀害美军飞行员杜立德一项，结果以“负责长官”的罪责只判了他有期徒刑5年。而上海人民对泽田茂并不陌生，自1939年至1942年，他是日军上海最高指挥官，上海的烧杀和所谓的“清乡”，哪一桩暴行他都难逃罪责。就1940年春的“青东大屠杀”来说，确切有姓名的遇难者就有803人，还烧毁房屋4000余间。这一人间惨剧，是由他密谋策划的。美军事法庭对此毫不追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美军事法庭开庭在先，上海人民更急切盼望中国法庭开庭。相隔月余，1946年2月，中国上海江湾路审判日战犯军事法庭设立，先后由刘世芳、李良任庭长。从当年5月到来年6月，法庭前后开庭10余次，共审理案件250余起，审结120余起，尚待结案120余起。其中由江浙人民检举抓捕的下田次郎、黑泽次男、富田德、米村春喜等4名日宪兵战犯被判处死刑。

法庭审理时，旁听席上民众代表打出了“以血还血，以命偿命”的标语。出庭作证的被害人亲属无不悲愤难抑，声泪俱下。最引起上海人民义愤的是对米村春喜的审判，1942年至1943年春天，他任日军常熟宪兵队长，带队抓捕当地抗日人士和民众100余人。对被抓人员，他指使手下军曹河野、田中等用鞭打、棍夹、灌水、悬吊、火烫、狗咬等酷刑竭尽折磨。其中有个叫胡家栋的被捕人员，竟被灌水踩腹至肺炸而死。宁死不屈的10余位抗日人士，被他下令活埋在常熟北门外山脚下。后经法庭查明，被杀害者至少在36人以上。为此，日军授予他天皇勋章，破格从少尉晋升为大尉。他在庭上千方百计抵赖，并以“何以证明系我指使”等理由狡辩。后经同案犯口供作证，加上数十名幸存者当庭指证，并把拍摄的活埋地挖出的二具骷髅的照片当庭出示，他才服罪。1947年1月6日，法庭判处他死刑。

1947年7月，上海江湾路审判日战犯军事法庭改组，由石美瑜出任庭长，并加快审判步伐。自8月起到当年底，审理了日战犯案件127起，传讯审问战犯嫌疑人160余人，审结判决积案105起，判处死刑6起8人，无期徒刑3起5人，各种有期徒刑56起89人。这8名死刑犯中有制造“崇明大烧杀案”的大庭早志、中野久勇；酷刑拷打多人致死的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还有从杭州日俘营抓捕移押来的日杭州宪兵队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宁波宪兵队长大场金次、松江宪兵队曹长松谷义盛，以及从青岛抓捕押来的日本老牌特务伊达顺之助。

然而，在中国法庭战犯审判中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人称“小白龙”的日本特务小日向白郎，从袁世凯时代就到中国从事特务活动，曾直接领受东条英机、皈西利八郎、武藤章等战犯的指示，在东北、华北干了大量坏事。日军占领上海，他又由日第十三军参谋长樱井授命，在上海南市金家坊99号设立名为“尚旭东公馆”的特务机关，逮捕拷打抗日人员，窃取中国情报，犯下累累罪行。日军投降前，他跑到无锡前洲镇隐名埋姓，1946年底被上海警方抓获。1948年由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时，出乎他本人意外，居然被宣判无罪释放（他曾向重庆方面提供共产党的情况）。1949年他逃离上海。

在上海人民中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他1925年到华出任反动军阀孙传芳的顾问，“一二八”后任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八一三”后任过日华北军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可称是侵华元凶。1948年7月12日开庭审冈村，上海各报极为轰动，但法庭调查长如马拉松，他仅入狱106天就被保外就医。1949年1月26日，在秘密状态下开庭竟判他无罪释放，随即就将他遣送回国。当天，吴淞码头上张贴着“不准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