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劭恒：如山铁证剑指日军暴行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5-09-03    2016-06-13 16:08:29

为指证南京大屠杀，查阅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约20名受难余生者，带领10余名证人到庭；找到日本战犯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证，说服溥仪出庭；被国际检察组指定担任检察官出庭起诉，揭露日本摧残中国经济的罪行——

2015年8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法华镇路的一处公寓。裘劭恒先生的小女儿裘斌代表家属接待了我们。局促的客厅里，摆着裘老先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中的数十幅照片。

“父亲走了将近6年，而我一直觉得他并未离开。”提起父亲的历历往事，女儿是满满的崇敬与思念。

律政才俊，获荐参与东京审判

“父亲生于1913年8月，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法学院，获得双学位，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为人称道”，裘斌介绍说。而正是出色的英语表达能力加上深厚的法律功底，使得裘劭恒先生成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任秘书及助理检察官。

1945年8月，二战结束。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美、中、英、法、澳、菲等11个战胜国分别派出法官、检察官，对日本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派出两名代表，立法委员梅汝璈先生担任中方法官，上海地方法院检察长向哲濬任中方检察官。向先生此时已55岁，按规定要带一名助手去。这名助手要求既要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又要熟悉英美法系的法律，还要有上乘的仪表风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部反复挑选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此时梅汝璈建议，上海人才荟萃，不妨去那里找找。于是向先生想到了人才济济的东吴大学，找到该校名教授刘世芳，请他鼎力推荐。

刘世芳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裘劭恒。

原来，裘劭恒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他所喜欢的律师工作，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出庭经验。刘世芳熟悉他并非因为裘是他所任职的学校的学生，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涉及某瑞士洋行的经济纠纷案中分别作为原被告人律师而对簿公堂。裘未曾出洋留学，却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刘世芳对此大为欣赏，休庭时一交谈，方知竟是自己的学生。从此两人经常往来，刘还聘请裘去他的律师事务所当特邀律师。

虽然条件合适，然而裘劭恒最初还是拒绝了刘世芳的推荐，他真心不愿为官。刘世芳开导他：“此次去东京，一则为国家和民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二则远东法庭的规模史无前例，一定会有一批世界一流的法律专家登台亮相，这是一辈子也难碰上的机遇，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就这样，裘劭恒听进去了老师的劝说。在经过向哲濬面试后，1946年3月的一天，裘跟随向登上一架C47型双引擎螺旋式军用飞机，飞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东京。

率10余名证人到庭，指证南京大屠杀

然而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因素，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并不十分重视。特别是在证据方面，只是空洞地列举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证、物证及相关技术性证据。而作为最早参与东京审判的人员之一，正是裘劭恒深入细致的取证工作，以及经他寻获的关键证据，揭穿了日本战犯的种种谎言。

“当时各战胜国对日本甲级战犯提出联合起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长美国人季南一再要求中方提供有关战犯罪行的确凿证据，父亲立即着手从各个方面搜集证据。”裘斌告诉记者，军事法庭为此还专门调拨军用飞机一架，美方人员两名，陪同向、裘两位回国取证。而此时，离正式开庭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裘劭恒与向哲濬及两名美方人员飞回国内，向哲濬去往北京调查，裘劭恒留在南京调查取证。裘找到了国民政府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配合取证。当时，地处南京的中国最高法院门口曾出了个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听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南京搜集证据，惩办日本战犯，为受害同胞申冤，一时间，法院门前挤满了愤怒投诉的人群，哭骂声不绝于耳。裘劭恒与同行的美国同事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并前往实地调查了约20名受难余生者，向他们逐个询问搜集日军屠杀同胞罪行的实况，整理成起诉所需的誓证，即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在书证上签字画押。

这些死里逃生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一人在人群中被日寇赶着当街集体枪杀，他因站在后面先行倒下，后又被同胞尸体压上，到夜晚才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有一对母女听到枪声慌忙躲入地窖，听到对门女邻居遭日兵强奸后被杀害，母女俩挨着饿三天不敢出声，幸亏三天后被路人发现才得以活命……

经选择，裘劭恒一行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史密斯等10余名证人一同前往东京出庭作证。证人中还有一位是南京金陵大学前校长、美国人贝茨（Bates），他曾目睹暴行，还偷拍了照片。法庭先后用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专门听取来自中国的中外证人亲眼目睹大屠杀的证言，接受了100多件书面证词及有关文件，依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日本占领南京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最终，日军侵华总司令松井石根被处以绞刑。

“裘劭恒在南京寻访幸存者的工作，为对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卓越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肯定。”63年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获悉裘老去世时的唁电中表示。

查获关键密电，说服溥仪出庭，揭穿伪满洲国真相

早在回国取证前，裘劭恒已全身心投入寻觅证据的工作，他在东京各图书、资料部门查找资料，但收获寥寥，裘非常着急。“当时他从美方获悉，国际调查组有一份被美军取得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便一有空就去查阅，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有用的材料。”裘斌介绍说。资料员被裘劭恒诚恳和认真的态度打动，将封存的一大摞档案取出供他翻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些材料中，裘劭恒终于获得重大发现：他找到了日本战犯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证。

这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给外务省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后被处以死刑的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电告田尻将于某日把溥仪秘密送至天津，并嘱其到达后立即密送大连，再转送沈阳。这份电报证实了日军立溥仪为傀儡皇帝，制造伪满洲国的险恶用心。这一关键资料，成为日本阴谋入侵中国的有力证据。

“虽然已经有了土肥原的绝密电信，但如果溥仪能亲自上法庭作证的话，效果会更好。”裘劭恒回到东京后的一天，季南与裘劭恒面谈时希望他能够利用中国人的同胞身份，消除溥仪的顾虑，说服他出庭作证。因溥仪已处于苏联军方控制下，且此时苏联检察组已同意美方要求，将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送至东京，居住在苏联大使馆。

裘劭恒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按照美方规定，远东法庭组成人员中只有5人能同溥仪见面谈话，中国仅裘劭恒一人。

裘与溥仪初次见面时，溥仪内心非常紧张，坐立不安，说话也拘谨。为了稳定他的情绪，裘劭恒宽慰道：“这次是审判日本战犯，你是来作证的，不用害怕。”此后半个多月，裘劭恒经常到溥仪住处与他接触，几次三番下来，溥仪最终表示愿意配合出庭作证。同时，裘劭恒事先预料到了审理中可能发生的被告人律师的刁钻和反诘，为此，他同溥仪进行了应对预练。

私底下，两人也渐渐熟稔起来，开始变得无话不说。溥仪闲暇时喜欢书法，见裘劭恒经常来访，却苦于没有什么礼物相送，很是过意不去。裘又宽慰他说，你一定要送我纪念品的话，就拿书桌上写好的书法条子送给我就好了。裘随手拿了两张手稿，一张写着“天下为公”，另一张则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个字组成的古代斗邪的人形字幅。溥仪在字幅上落款，当场就送给了裘劭恒。

因为有了预练，溥仪在法庭上态度镇定自若，有条不紊，提及种种屈辱时表现得愤怒而悲情：自己的贵妃因小小的感冒竟死于日本医生之手，又被强迫娶日本女人为妻，以达到时时监视的目的……溥仪在东京共计出庭8天，成为东京审判中出庭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一个证人。他的出庭，一时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消息。

代表中方出庭起诉日本经济侵略

日本侵华期间掠夺我国经济资源，抢走大批器材设备，摧残中国经济的罪行是日本战犯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于此，裘劭恒在上海取证期间找到了当时浦东水电公司经理童寿民，因他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裘向其收集日寇掠夺我国国家资源和公民私产的犯罪证据。童寿民自己在闸北创办的一个发电厂里的设备被统统抢到日本去，这样的事例在上海随处可见，童还表示愿意到东京作证。为了对付大审判的复杂场面，裘劭恒连夜同他一起进行审判模拟训练，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的准备。

而正是在这一审判环节，裘劭恒被国际检察组指定担任检察官出庭起诉，并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唇枪舌剑展开辩驳。“父亲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在他参与的整个审判期间，关于中国部分的出庭起诉往往由美国检察官包办代替，但经济侵略这一节由他代表中方起诉。”说到此，裘斌取出一份材料给到记者，“虽然初生牛犊，但父亲对担此重任很有顾虑，也很犹疑。好在向检察官支持他，而最主要的是他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裘劭恒在说服溥仪、起诉日本经济侵略罪行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大无畏精神，缜密无隙的辩论技巧，使得中国人的志气大涨，博得了法庭内外乃至国际上的一致好评，有媒体称赞他“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外国报纸惊叹“中国有人才，中国人不好对付”。

1946年9月间，中国方面出庭起诉的环节走完了既定程序。完成任务后的第二天，裘劭恒急流勇退，获准辞去了秘书和助理检察官职务。

“父亲后来与向伯伯(向哲濬)一直保持联系，小时候经常在家里见到向伯伯。当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们从未谈论东京审判的话题。”裘斌回忆说，“父亲把向伯伯当作前辈，一直非常尊敬他。”

参与审判“四人帮”、起草香港基本法等重要工作

裘劭恒回国后专心做一名律师，几次回绝了南京政府的官方安排。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大学里当起了英语教师，改革开放后又从事老本行法律专业，专事法学教育，专家教授的身份一直伴随他，直到2009年9月驾鹤西去。

1980年下半年，裘劭恒被一纸通知召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顾问。1985年4月至1990年1月，裘劭恒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此外，裘劭恒还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担任名誉院长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称赞他“一生为人公正正直，从不提任何个人要求”。

他的学生，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称，“先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能精于言、敏于行，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教诲。”周汉民用“苟利天下生死以”形容裘先生的爱国情怀，用“高山仰止”抒发对裘先生人格与学术的敬仰。

“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一生经历坎坷，但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始终热切关注、热情参与”。裘斌说，父亲对事业的专注，对责任担当，尤其是正直无私的品格，是他留给自己和家人最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