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右翼众口一词地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只要能证明日军“罪行”，“胜者”们便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造谣，所以，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大大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因为在东京审判之前，世人并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而“不知道”是因为“不存在”，所以“南京大屠杀”完全是由东京审判编造出来的。此一论调由来已久，至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受到特别的强调。本文通过比勘各种文献，证明即使仅据日本的资料及西方人记录中日本右翼并不完全否认的资料，这一说法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真伪
一
二十年前的日本教科书事件[1]，引起了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弹。在否定日本侵略的喧嚣中，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右翼的一个主攻点，其中田中正明《“南京屠杀”的虚构》（下简为《虚构》）又是在这一轮进攻中的最主要代表。为了从源头上否定南京大屠杀，《虚构》“虚构”了一个所谓的“事实”，即，在东京审判之前，世人并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完全是由东京审判编造的。《虚构》第七章“东京审判”中有一小节，题目就叫“第一次知道的‘南京屠杀’”，其文不长，不妨全录：
昭和12年（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在皇军的快速进击面前，外线防卫阵地和内线防卫阵地被轻易突破，同月13日陷落。日本举国欢腾，游行队伍举着旗帜，打着灯笼，祝福战果，颂扬着赫赫武勋。
但八年以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败北，在同盟国的攻势面前降伏。其结果是战胜的十一个同盟国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审判日本。由战胜国通过国际审判对战败国断罪，是史无前例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受到了这样的国际审判。
日本方面，从昭和3年（1928年）1月1日到在投降协定上签字的昭和20年（1945年）9月2日的约十七年间，对国际所犯的战争罪行——有的和没有的，受到了单方面的审判。
其中，所谓日本军在南京干尽了非人道的坏事，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十万中国人，而且放火、暴行、强奸、掠夺等的残虐行为在七周中持续不断，这样的“令人战栗的事实”，日本国民就是通过这个东京审判第一次知道的（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引者）。听到此事的国民，无不愕然，深抱罪恶感，从心底里感到耻辱。
直到那时为止，日本国民从来没有一人提到过在南京发生的这样的大屠杀，所以其令人吃惊犹如青天霹雳。连因为这一事件而被处决的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听到这样的传闻也是在昭和二十年八月战败以后。他这样说：
终战后不久，从美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南京发生的对一般人、俘虏、妇女等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的消息，让人吃惊。向旧部下调查，结果这样的传闻完全是虚妄的。我在任中固不必说，归还后直到终战都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报告和情报。在上海时，我和各国报社的通讯员常常见面，也从未听说此事，所以完全是诬妄之谈。
所谓“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对松井大将也完全是青天霹雳。和松井大将一样，因“南京大屠杀”的责任在战后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审判、在南京城外遭枪杀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他的口供状中也说：“本人知道南京暴行事件，去年（昭和20年）终战后读报纸是第一次，深感惊愕。作为参加该战斗的被告也完全是初次听到。”也就是说，这是连军司令官、师团长都完全不知道的事件。
不仅是军司令官、师团长，与占领同时入城的一百名以上的媒体从业员也不知道。这件事前述《读卖新闻》原四郎特派员也说得很明确，而且，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的另一位随军记者、随最先进入南京的部队一起入城的五岛广作氏，在杂志《修亲》（昭和43年5月号）也发表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文章，其中这样说：
从南京回到上海不久，在南京发生了虐杀事件的传闻传入了耳中。于是试给各家报社打电话，结果各家报社都说这样的事既未看到，也未听说。是支那先生一贯的夸大宣传，或是在下关地区正规的战斗中敌方战死的尸体，被遗弃于小溪湖沼，而被说成虐杀——成了这样的结果。
不仅司令官、师团长、战士，连随军记者都不知道事件，何况内地的国民，当然是不知道的。
曾木义信氏（熊本市国府）在给作者的信中这样说：“想必知道，‘南京大屠杀’是昭和20年12月9日由NHK[2]的广播开始的，当时听到的人，谁都认为不符合事实，所以向NHK提出了大量抗议。这个广播稿听说是占领军提供的。只能认为是编造出来的东西。”[3]
东京审判为什么要对日本“栽赃”呢？《虚构》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目的：第一是“历史的断罪”。“将历来的皇国史观——以天皇为中心的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家族制度，作为低级的、野蛮的、错误的。”以便否定以往日本的一切历史、传统、文化。第二是“扶植罪的意识”。不仅将明治维新以来的所有对外战争都认定为“侵略战争”，而且将日军在海外的表现描绘成掠夺、放火、强奸、杀人，丧尽天良，以此在日本人心中植入无法抹去的“前科意识”和“自虐意识”。第三是为了“报复”。它借十一个法官中唯一对日本的罪行持保留态度的印度的帕尔的话说：“这种为了满足复仇愿望，不过是借用法律手续而已，和国际正义是无缘的”，它让人感到“倒退回了数世纪前的野蛮时代”。[4]
如果仅据《虚构》所言，似乎没有东京审判，日本人便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不仅不知道大屠杀，也不知道日军的掠夺、强奸、放火等暴行，因此，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免有“胜者”强加之嫌。这种论调本来不必一辨，道理很简单，因为“罔闻”不等于“乌有”。“南京大屠杀”之有无，日月天地可鉴，不是任何人以“不知道”就可以否定的。今天之所以仍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进行检讨，是由于：一，“不知道”本身是个谎言；二，日本“大屠杀派”虽尝澄清，但过于简略；三，以至于与《虚构》持同调者旋踵而至，而且至今不断，“愚夫愚妇”——不少日本国民——也乐于“讹传”；四，而此事又是近世国史最伤痛的一页，可谓关乎“大道”。
在此，先让我们看看《虚构》之论调为近年日本右翼著作袭用的情况。吉本荣《粉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说：
这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最早说及是昭和20年（1945年）12月8日。那一日，由美军司令部提供的特别记事在《朝日新闻》刊出，题目是“太平洋战争史——不实的军国日本的崩坏”，下署“同盟军司令部提供”。南京陷落后这样写道：“日本军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恶虐行为，作为近代史上最大的残虐事件，据证人们的叙述，可以确证，当时有二万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到杀戮。”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其震惊犹如青天霹雳。[5]
冨士信夫《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被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有一小节，题目为“昭和12年12月当时完全没有被报道的大屠杀”，其中说：
攻占南京当时，进入南京城的不仅有约一百二十名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而且还有大宅壮一、木村毅、杉山平助、野依秀市、西条八十、草野心平、林芙美子、石川达三等有高名的评论家、诗人、作家，此外，在十三年春到夏，还有许多名人访问了南京。
随军记者、随军摄影师经常和第一线的士兵一起行动，报道第一线军队的活动状况和战况理当是他们的使命。如果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市内确实发生了像检察方面提出的大屠杀事件，那么，这一事件决不会不进入随军记者、随军摄影师以及进入南京城内的前述的评论家、诗人、作家们的眼中。[6]
板仓由明《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说：
最初“南京大屠杀”成为问题是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实际这时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说法。[7]
铃木明《新“南京大屠杀”之谜》说：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俗称“东京审判”。正是这个“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为世人所知了。[8]
松村俊夫《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说：
以上通过对从昭和12年（1937年）到翌年13年同时代的资料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南京军事法庭的资料以及问题复活以后中国方面新准备的资料和证人的证言的细致检讨，已非常清楚的让人看到此事作为传言（依上下文脉，此处亦可译为“谣传”——引者）的成长过程。[9]
竹本忠雄、大原康男《再审“南京大屠杀”》说：
当时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方面的高官是不存在的。[10]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书不教授的历史》说：
战前即使在国际文献中，南京屠杀也是作为完全的虚报否定的。证明屠杀的正式资料，一件也没有。然而，战败后的东京审判却突然提出南京大屠杀。基南首席检察官模糊地提出数万人被杀，而中华民国将贝茨之说扩大到七倍，提出了屠杀三十万人的主张。[11]
阿罗健一《纪闻·南京事件》说：
号称是南京事件的证据、证言，多数被认为包含有虚伪的内容。从东京审判向法庭提出的材料开始，一流大报等媒体的报道中数量也很大，于是南京事件的真相就更难以看清了。怎么样的证据和证言能让我们相信，也更让人困惑。[12]
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南京暴行〉的研究》不仅说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有一节小标题甚至就叫“国联、毛泽东、蒋介石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13]。
上引不过是时下充斥日本书籍市场的右翼著作中的几种[14]。
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松井石根以及日本军政当局是否不知道日军的暴行；二，普通日本大众为什么不知道（假设）日军的暴行；三，进入南京的日本“记者”“摄影师”“评论家”“诗人”“作家”以及作为加害者的日军官兵本身是否不知道日军的暴行。其中“三”分两节论述。
二
在证明松井石根是否知情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日本军政当局是否知情？“知”到什么程度？
日军12月13日进入南京，最初南京的部分市民和外国侨民对日军曾抱以期待，以为自8月中旬以来的轰炸，特别是南京失陷前夕败退军队的抢劫、放火，可以就此结束，南京的秩序可以重新恢复。但日军进城后的暴行打破了人们的幻想。《纽约时报》记者都丁（F. Tilman Durdin）12月15日被日军勒令离开南京，17日在停泊于上海的美国军舰上发出了第一篇报道，这也是西方记者有关日军暴行的第一篇报道，其中说：
因为中国当局的瓦解和中国军队的解体，在南京的许多中国人以为，随着日本军队的进城可以确立秩序和组织，所以准备立即接受。他们以为日本军如控制城内的话，恐怖的轰炸可以停止，由中国军队带来的灾难可以结束，所以在中国居民中蔓延着安心的情绪。
当然也认为，至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军的统治将是严厉的。然而，日本军占领仅仅三日，对事态的观望即为之一变。大规模的掠夺，对妇女的暴行，对普通市民的屠杀、从家中驱逐，对俘虏的集体处决，将成年男子强行抓走，南京已化为了恐怖的城市。[15]
日军的表现不胫而走，很快传向了外界。从现有的资料看，日本高层在几乎同时也获知了真相。
日本本土的军政当局获知日军的情况，主要循二条渠道，一是外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文第三节将详列有关材料；二是日本使领馆、主要是驻南京大使馆等机构取得的资讯，这些资讯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领馆接到的苦情报告、抗议等文书，一类是使领馆、日本通讯社等收集到的各类情报。
从《拉贝日记》等记载中可以看到，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二天，拉贝（John H.D.Rabe）已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拟文，准备递交日军。15日拉贝与日军及日本大使馆官员会面，并分别递交了信件，希望日军维持南京的秩序并“宽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16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使馆的信中谈到了日军抢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汽车等事后，附录了“已经仔细核实过的事件”十五件（编号为1-15）[16]。17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使馆的长信中谈到了红卍字会收尸车被抢，红卍字会员工、“志愿警察” 被抓，“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等事[17]。18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使馆的信中谈到了大规模的强奸、从司法部被抓走的五十名着装警察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察”，并附录了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Lewis S.C.Smythe）署名的“司法部事件备忘录”[18]。同日金陵大学救济委员会主席贝茨（M.S.Bates）的信中也谈到抢劫、强奸杀人。……16日起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逐日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暴行[19]。当时与拉贝等人打交道的大使馆官员主要是候补官佐福田笃泰[20]、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21]、二等书记官福井淳[22]等人。
福田笃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成了他们（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引者）不满的承受者，真伪搀混，无论遇到什么都随便地抗议。向军方传达这一抗议，“这件事发生了，不论怎么请与处理”，进行这一交涉就是我的角色。[23]
这样的大量的抗议在传达至当地驻军的同时也传达到了日本军政最高层。12月22日出席陆军省局长会议的人事局长阿南惟几少将，在当天的笔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中岛师团的妇人方面（原文如此，其意应是指强奸或对妇女的暴行——引者）、杀人、违反军纪的行为，从国民道德心的颓废、战况的悲惨上说，已到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程度。”[24]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本拟12月25日开始的以广东为目标的华南战役不得不取消[25]。
据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辺虎四郎大佐的回忆录《从市谷台到市谷台》，当时他曾起草过一份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给松井石根的“严重告戒”[26]。此处所谓“严重告戒”即1938年1月4日发出的〈关于军纪风纪之件的通牒〉。〈通牒〉将日军暴行提高到“伤害全军圣业”的高度[27]。《南京战史》记此事之标题为“异例的参谋总长的要望”[28]，也不能不承认此事之严重。而在此前之1937年12月28日，已有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连署的要求“振作军纪，维持军规”的通牒，陆军省次官也于同日就日军暴行致电中支那方面军[29]参谋长及特务部长。由于各国舆论的压力，日本军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便对日军的行为有所约束。12月末，日本军方派遣阿南惟几专程来华，调查处理日军的军风纪[30]。次年1月末，又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31]少将来华，目的之一也是日军的军风纪。
时任日本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的田尻爱义说：
南京入城时日本军掠夺凌辱等的残虐行为，据随松井石根大将同行，和外国传教士、教授一起进行防止的冈崎胜男君（后为外务大臣）亲口所告，真是惨不忍闻。[32]
时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在东京审判出庭作证时说：
12月13日我军进入南京城，随后，我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氏）也自上海复归南京。代理总领事给本省最初的现地报告就是关于我军的暴行（Atrocities）。此电信报告没有停留地立即由东亚局送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当时外务大臣对此报告既吃惊又担心。对我说，必须尽快有所措置。因此，我向大臣回答，电信既已送交陆军省，在陆、海、外三省事务当局的联络会议上，应由我向军当局提出警告。其后，联络会议即在我的事务室举行（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在东亚局长室举行是一惯例。本来由陆、海两省的军务局长及东亚局长出席，但其时由陆、海两省的军务局第一课长及东亚局第一课长出席，东亚局长主持会议），会上我对陆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提出上述Atrocities的问题，说既然称为圣战、称为皇军，对这样严重的事态就应切实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课长也完全表示同感，接受我上述提议。其后不久，南京的代理总领事的书面报告到达了本省。这是居住南京的第三国人组织的国际安全委员会作成的我军Atrocities的详报，是英文打字件，我南京总领事馆接受后送来本省。我逐一过目后，将其概要直接报告了大臣。根据大臣之意，我在下一次的联络会议上，向陆军军务局第一课长提示其报告，并提出采取严厉措施的希望，军方说最先已向现地军指示要严厉注意。以后现地军的Atrocities大幅度缓和。记得约在翌年1月末，陆军中央特地派员前往现地军，被派遣的人我知道是本间少将。那以后，南京的Atrocities就结束了。[33]
东京审判的记录中有一条，称广田丰中佐来华专任上海派遣军参谋也是因为军风纪。据宇都宫直贤（军涉外部长，后由广田丰接任）回忆，广田丰曾对他说：“我和驻南京的日本领事们，仅据最明确的见闻，就有许多妇女和年轻女子在金陵大学内遭到暴行和杀害，这样遗憾的事实，实在让人无地自容。”[34]1938年6月任第十一军司令来中国的冈村宁次中将说：“在东京听到过在南京攻略战时有过大暴行的传闻。”7月到上海后他确认了如下事实：
攻略南京时，有过对数万市民掠夺强奸等的大暴行。
第一线部队因给养困难，有杀俘之失。[35]
石射猪太郎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南京在岁暮的13日陷落。跟随我军回到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信报告和随即上海领事发来的书面报告，让人慨叹。因为进入南京的日本军有对中国人掠夺、强奸、放火、屠杀的情报。宪兵有也太少，起不到取缔的作用。据报告，因为试图制止，连福井领事周围也有危险。1938年1月6日日记记：
从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是皇军么？[36]
后任驻南京大使的重光葵也说：“及至了解了南京事件的真相，不得不对我军队、日本民族的堕落感到愤慨。”[37]
日军暴行既已远传至东京的军政高层，身在事发现场的南京就绝无“不知道”的理由。即使对受害者的痛苦完全漠视，被动的“知”也是不能免的。而这种“知”不论经不经意总会留在记载里。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少将在12月19日日记中这样记：
据宪兵报告，18日中山陵内的建筑被放火，至今仍在燃烧。又，难民区由军官带领部队侵入强奸。[38]
12月21日记：
据说荻洲部队山田支队（即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引者）之俘虏一万数千，被逐次以刺刀处决，而某日许多人被带到同一场所，因而发生骚乱，不得不以机关枪扫射。我军官兵也有多人被射杀，而且逃跑了不少人。[39]
12月24日记：
从军纪风纪、皇道精神看，恶劣的掠夺行为，尤其是士兵特别多，必须断然振作。[40]
饭沼守在以后的日记中也每每提到军风纪。如12月30日对驻扎南京及附近地区的副官就军风纪提出的“严重注意”（南京警备司令佐佐木到一少将[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在同一场合亦提出“注意及希望”），中支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传达方面军对“非违”及“不军纪”行为的“非常遗憾”[41]；1月6日对“军纪风纪”的“十分注意”[42]；1月14日对被宪兵逮捕的违法军官“愤慨之极”[43]；1月21日因抢劫、强奸事件而“实感遗憾”[44]；1月26日记第三十三联队第八中队“天野中队长”[45]率兵强奸；1月29日记法务部长关于强奸、伤害、尤其是强占的报告；2月12日对宪兵报告的“日本兵的非行”“实堪感叹”[46]，等等。
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早在12月12日日军进入南京的前日，上村利道的日记中已记有：
皇军无军纪之一端已有耳闻，实在是遗憾万千。[47]
12月16日记：
关于城内军纪之点，闻之者皆为恶评，令人遗憾。[48]
12月27日记：
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珍贵的文物，渐渐被为了渔获的士兵们破坏，（风早大佐、时任中佐来联络）采办第二课所需。[49]
所谓“第二课所需”，可见掠夺之于日军，不仅是“个人”行为[50]。
1月8日记：
据宪兵报告，军纪上的无行者有相当的数量，召集少尉、准尉，对无廉耻行为遗憾至极。[51]
1月26日记，因“天野某中尉的非行”，而“遗憾万千”[52]。
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12月13日日记中有关“处理”俘虏的记载，已被作为杀俘令的明证。日本驻沪武官，上海派遣军成立后同时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的冈田酉次，后来说：
我等既属于派遣军特务部，便设法对相应于作战的政治工作有所作为，但作战超过预想以上的迅速，使时机已不能相合，遂成千古之恨。
这一对首都南京的攻占，不单是错过了和平的机会，而且不幸的是，对部分普通居民大屠杀的新闻，为中国的舆论大书特书，在国际形势对日本恶化的同时，还导致了中国方面抗日战线更形强化的结果。[53]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将士在日记和手记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本文之第四、第五节中将酌引，此处不再一一转录。
松井石根是在2月初被解任的[54]。从军事的角度讲，松井石根所率日军比预计提前一月攻下南京，是个大“成功”[55]。但等来的却是解任的下场，似乎不合常理。松井石根本人对此也极为不满。1938年2月10日松井石根接到解任命令，他把这种不满留在了当日的日记里：“中央陆军部谬妄如此”[56]。其实军方对松井石根还有更激烈的意见。曾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的田中隆吉少将，战后在回答国际检察局的传问时，称：“14年（1938年）春，我们曾主张将松井大将和中岛师团长付之于军法会议，但由于中岛（铁藏）参谋次长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实现。”[57]
前引河辺虎四郎的回忆和田中隆吉的这一段话，足见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对日本军方高层的震动，藤原彰据此推断：“松井方面军司令官在38年2月的被解任，是因为要负这个事件的责任。”[58]藤原彰的这个判断应该不错。因为虽然河边、田中事发时层级不高，与此事不尽直接（田中时在朝鲜），又是很久后的追忆，因此仅据上引材料判断松井被解任的理由稍嫌勉强，但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较之这两条事后之语更直接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松井石根的继任者畑俊六大将的日志。畑俊六日志记：
支那派遣军作战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军纪风纪逐渐颓废，掠夺、强奸等非常可恶的行为也不少，此际召集预、后备役[59]归还内地，以现役兵代替，上海方面松井大将也以现役者代替。[60]（松井石根从台湾军司令退下后已转为预备役，上海战役后被重新起用——引者。）
畑俊六所记，可证松井石根被解任确有“负咎”的因素。
但松井石根的不满，是不是表明他的不知情呢？
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预审阶段曾声言日记已烧毁。但他的日记其实尚存于世。为什么尚存于世还要谎称烧毁？谎称烧毁是否为了有所隐瞒？这些都是让人不免会产生的疑问。
田中正明编辑的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85年由芙蓉书房出版，当年《朝日新闻》11月24、25两日以“篡改‘南京屠杀’史料——与原文不同达九百条”“一味隐瞒‘南京屠杀’——田中氏对松井大将日志的篡改”为题连续刊文批判。对此田中正明曲辩说“大将独特的草书，无法释读之处甚多”，强调：“我编大将日记的目的，是要通过军司令官日记这样的第一级资料，向‘江湖’广泛传达这一战斗期间松井石根大将的行为、心境、真意，至于字句间多少有的失误，不是为了歪曲松井大将的真意，其目的可以说完全达到了。朝日新闻为首的洞富雄氏等屠杀派，胪列伪造的照片和虚夸的记事，宣传根本不存在的二十万、三十万的‘大屠杀’，这才是真正的篡改历史。”[61]（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对于这一辩解，洞富雄等日本学者予以了反驳[62]。但即使从并不完全的松井石根日记[63]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不少日军暴行的记载。
如12月20日记：
一时我官兵有少数掠夺行为（主要是家具等），也有强奸等，多少是不得已的实情。[64]
12月26日—28日合记：
南京、杭州附近又闻掠夺、强奸之声。特派幕僚，要求严厉取缔，并处罚负责人，以求一扫恶劣空气。严重要求各军。（原文如此——引者）[65]
12月29日记：
南京有我军士兵掠夺各国大使馆汽车等物事件。军队的无知粗暴让人吃惊。皇军的声誉因此而遭到破坏，遗憾之极。派遣中山参谋（中山宁人，支那方面军参谋，航空兵少佐）速往南京，迅即处理善后，并命令处罚当事者，当然也处分负责人。特别是上海派遣军由殿下统率，关系到御德和尊仪，故应取严厉的处分方针。[66]
次年1月6日记：
召集两军参谋长，听取情势，对今后诸事宜给予指示。两军的军纪风纪逐渐控制，努力谨肃，以使今后不再成为最大的忧虑。[67]
2月6日松井石根最后一次去南京，当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因多对本事件无根本理解的觉悟，一方面军纪风纪的弛缓尚未完全恢复，各干部又流于情面，陷于姑息，深感让军队来担当地方的宣抚毋宁说是有害无益的，不禁浩叹之至。……军纪风纪问题，果然第十六师团长以下的表现是起因。[68]
2月10日松井石根接到解任的命令，16日他向方面军司令部告别时作的训示中仍强调：“振肃军纪、风纪亦为紧要之事。”[69]2月19日中支那派遣军新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到任，松井石根在做移交时也特别强调：“为维持军纪、风纪，军队应集团驻屯，以减少直接与人民的接触。”[70]可见松井石根对日军的“觉悟”已到了不抱希望的程度。
从以上所引松井石根大将的日记看，他当时虽没有提到屠杀[71]，但对日军抢劫、强奸等的暴行则十分清楚。不仅对日军的暴行十分清楚，而且这些暴行已让他感到了“皇军声誉”遭受的无可挽回的损伤[72]。松井石根贵为统辖上海派遣军和“精锐”的第十军的总司令，他的消息来源是通畅的。所以，他在东京审判预审阶段声称不知道日军所犯严重暴行，就像伪称日记已烧毁一样，只能被认为是作伪——如是“遗忘”，反而不会把话说得那么不留余地。
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和大规模暴行，松井石根明里虽不承认，但从他在死刑判决后对东京大学佛学教授、关押甲级战犯的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说的话中，还是有踪迹可循。1948年12月9日他留下了这样的话：
南京事件可耻之至。……我在日俄战争时，曾作为大尉从军，今天的师团长比起当年的师团长，坏得不能同日而语。日俄战争时，对支那人不用说，即使对俄国人俘虏的处理等也是好的。这次没能做好。
慰灵仪式后，我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为军的司令官流了泪，表示了愤怒。这时朝香宫也在，柳川中将也是军的司令官，本来辉煌的皇威，却由于士兵的暴行一举黯然失色了。后来，大家都笑了，更有甚者，某位师团长甚至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所以，即使只有我落得这样的结果，能让当时的军人们，哪怕多一个也好，深刻反省，我也是非常高兴的。[73]
此处所谓“士兵的暴行”，能使“辉煌的皇威”“一举黯然失色”，自然不是松井石根在预审中说的“军官一人，士兵三人”那样所谓的“若干的不法事件”。松井石根在“人之将死”之际说的这一番有悔意的话，虽未直陈暴行的规模，但含义其实已很明确。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松井石根在任时已深悉日军暴行的严重，而他因此被解任更使他绝无轻易遗忘的理由。他在东京审判时佯作不知，既是为了维护“皇军”，也是为了维护自己——松井石根是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中唯一仅因“怠于防止违约行为”（诉因之五十五）一条罪状被判绞首刑的。
上述既已可见日军暴行为日本军政当局和松井石根本人悉知，则本节之主旨已明。但日军暴行是否为日本天皇裕仁所知仍是个值得关注的疑问。裕仁确实没有直接指挥战争，但他是整个战争的“精神领袖”，不仅是精神领袖，他对战事也是高度投入的[74]：
事态急迫的11日，早上7点半，阿南陆军省人事局长首先来御邸伺候，上午闲院参谋总长宫殿下拜谒，下午伏见军令部长宫殿下拜谒，闲院参谋总长宫殿下再次拜谒，近卫首相、杉山陆相等又相继拜谒。陛下早于平常7点起床，一直到深夜足不出户，作为日课的运动，在海岸的散步一概取消，终日穿着军服在政务室精励于政务，侧近者都诚惶诚恐地感激。[75]
此处所述虽是“七七”后的“一日”，但也是裕仁在战争期间为了战事宵衣旰食的一个缩影。
裕仁在上海派遣军组成后，曾赐松井石根“敕语”，说：“朕委卿统率上海派遣军”，“应迅速勘定敌军，显扬皇军之武威于中外，以不负朕之信赖”[76]。日军攻占南京的次日裕仁又下“御旨”，对日军的“勇猛果敢”以及快速攻陷南京表示“深感满足”[77]。在攻占南京之前并早已赐下“御酒”以备“庆贺”。但战后他对战争责任等问题却一概回避。1975年秋访美回国，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他这样说：“对这种语言上的‘措辞’，因为我对文学不太有研究，不太明白，所以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78]（裕仁如此推委，受到了日本左翼的严厉批判。）裕仁去世后，他的口述于1946年的“独白录”出版，其中说他在攻击南京之前曾有“和平”之议[79]。但从更晚出的《侍从长的遗言》看，裕仁“也许”也是南京暴行的知情人。《侍从长的遗言》说：
南京屠杀有还是没有的争论，当时的有关人员大多是知道的。陛下知不知道不清楚，但偶尔说到过“和日俄战争时的军队不一样”。[80]
裕仁是否知情，现有的材料“也许”还不足断论，但诚如日本学者所说：
在南京大残虐事件的凶涛恶浪中，天皇是“深感满足”的。天皇确实没有对大屠杀直接下手，也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俘虏，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元首，正是他是帝国陆海军的“大元帅”。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军队的通称由“国军”变成了“皇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作为“圣战”进行的。这个“圣战”的方针，和藐视中国的意识相辅翼，消解罪恶感，将所有的残虐行为合理化。所以，天皇至少必须承担南京大残虐事件道德上的最高责任是毋庸置疑的。[81]
三
那么，战时日本本土的大众是否“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呢？在正面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逆向作一假设，假设日本大众完全“不知道”日军的暴行，然后看一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知道”？
个别的“不知道”有多种可能，但整体的“不知道”则无非是两种可能，即：一，并无其事；二，仅仅是不知其事。而不知其事的最大理由就是“知”的渠道遭到了封锁。所以“不知道”和不存在如果要划等号，资讯通畅是一个必要条件。本文开头曾引《虚构》中的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读卖新闻》原四郎特派员也说得很明确”，所谓“说得很明确”是指这样一段话：
我得到在南京发生了似乎是大屠杀的情报，是在南京陷落三个月后，当时军队并没有发布箝口令（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以下由引者所加者不再注明）。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新闻……感到不可思议，向各个支局确认，也不得要领。大多数意见认为，这又是中国军队的宣传工作。[82]
如果这段话属实，真的“并没有发布箝口令”，那对“大屠杀的情报”存疑就是有理由的。日本右翼喜欢讲社会身份，以为“身份”是责任和可信度的保障[83]。这位原四郎曾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报《读卖新闻》的顾问，他的话应该是最可信的了，可惜这是一个地道的谎话！
自“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管制新闻，至七七事变，对消息的封锁已达到了相当严厉的程度。7月13日内务省警保局下令，所有有关侵华日军的记事、照片除陆军省外一概不许发表。7月31日“新闻纸法第二十七条”通过，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有权禁止和限制有关军事、外交事项的发表。同日陆军省公布了相应的“省令第二十四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而在这些“禁止事项”中，日军暴行是重要的内容。早在“新闻纸法第二十七条”通过的三天前，陆军省新闻班已实施了“新闻揭载事项许否判定要领”，其中有关揭载“不许可”的内容就明确规定：
6、有关支那兵或支那人逮捕、讯问等记事、照片中给人以虐待感的恐怖的东西；
7、惨虐的照片，但如果是关于支那兵的惨虐行为的记事则无碍。[84]
这些事实原四郎和《虚构》都不应该不知道。
进攻南京前夕的12月1日，大本营规定：“宣传谋略及一般谍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属少将负责。但报道以‘报道部发表’的形式，谋略将另做指示。”[85]稍后在“对外宣传”的“具体宣传纲要”中又规定：
应宣传帝国军队有纪律的行动、武士道的态度以及在占领地的仁慈的行为。[86]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战时日本官方对新闻实行严格控制；二、反映日军暴行的记事和照片的发表受到严禁——所谓“不许可”；三、不仅严禁反映日军的暴行，反而必须宣传日军的“仁慈”；四、突出“支那兵的残虐行为”。也就是说，不仅是严加控制，而且还歪曲宣传。日本学者菊地昌典在三十年前就说：
要从当时的日本报纸了解南京大屠杀，近乎不可能。赫赫战果，日本军的人道主义，后方日本国民的无保留声援，这样的新闻充斥了报纸。……
读南京事件前后的报纸，首先痛感的是，在这时大报已完全成了天皇制法西斯走狗的严酷事实。……
要从这样的报纸力透纸背地认清“皇军”的残虐和侵略性格，是至难的。[87]
在这样的歪曲宣传之下，日本大众所能得到的只是个虚象，这个虚象比不知情距离事实更远。这一点，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实际已看得很清楚。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日军为了营造喜庆气氛，要求安全区派员千名参加，《魏特琳日记》说到了参加者的感觉：“我们的一位代表对此感到恶心，连晚饭都没吃。”但接着的一句却是：“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人们对新政权热情支持的电影。” [88]这一讥评并不需要多少识力，因为站在局外一望而可知，所以日本右翼至今仍以这些“热情支持”的材料作为援据，只能说明他们的立场与战时日本国策的完全一致。不仅有这样的面向日本国内的造假，对占领下的南京也以假象粉饰。曾任南京安全区副主任的费奇（George Fitch）以后在回忆录中说：
画是日本人在南京市到处张贴的，说他们现在正在考虑百姓的福利。有一张宣传画是一名微笑的妇女和他的孩子跪在一名日本兵前，接受他赠予的一块面包。其说明语是：“日本军队安抚难民，南京市的和谐气氛越加可喜。”同时，他们还散布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民遭受抗日军队的压迫，苦难深重，没有食粮，没有药品，可是皇军进了城，刺刀已入鞘，伸出了怜悯的手……将恩惠和关怀给予优秀的真诚的市民……成千上万的难民放弃了他们过去反对日本的愚蠢态度，拍手欢呼得到了生命的保证。”如此令人作呕的字句，有数段；最后还有这样一幅画——“日本兵与中国儿童愉快地一起在公园中游乐：南京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能看到人们生活于安居乐业的气氛之中”。这些文字来自我许多同事翻译，所以我保证准确无误，绝非杜撰。[89]
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Georg Rosen）在给外交部的信中说：“日本人带来了漂亮的彩色宣传画，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手中端着饭盒，肩上坐着一个中国小孩，贫困而诚实的农民父母以充满感激和幸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心地善良的叔叔。遗憾的是，这类彩色宣传画与现实不符，只能把它看成是招揽旅游生意的广告！”[90]。
这样的“宣传”尤其是“不许可”方针，在当时得到了彻底地贯彻。比如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半月后，日本同盟社发回了英国保守派报纸《每日电讯》有关日军暴行报道的介绍，内阁情报部就下令“不发表”[91]。当时派驻纽约的《朝日新闻》记者森恭三在《我的朝日新闻社史》中说：
我认真思考新闻的“通知的义务”，是作为特派员去海外时。日本军的南京屠杀事件（1937年12月）在美国的报纸上大大的报道，作为纽约特派员，我当然将此详细地发回了电报。然而从东京寄来的报纸却一行也未记载。不仅如此，而且从东京的编辑部发来的都是诸如“以台湾为基地出发的海军航空队越洋轰炸中国本土成功，对此次划时期壮举的美国反响，立即来电”之类的指令。这不能不让我痛感特派员和本社之间的裂痕。[92]
据日本战时内务省警保局主办的《出版警察报》第111、112号，可以看到从1937年12月到次年2月有大量进口报纸被禁止在国内流传，理由就是因为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有：
1937年12月份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上海）23日——〈南京城的暴虐、令司令部惊愕、军队失控〉
同上报，24日——〈时报的暴露〉
同上报，25日——〈目击者说在南京日本军的暴行是事实〉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上海）25日——〈攻占首都后立即强奸、掠夺〉
The China Press（上海）25日——〈日本军野蛮行为的确证〉
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海）29日——〈占领首都时的强奸掠夺〉
The China Critic（上海）30日——〈南京的强奸〉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香港）25日——〈南京陷落的恐怖活动〉
The People’Tribune（香港）26日——〈在南京日本的文化使命〉
《天光报》（香港）25日——〈国人如何清算此血染之帐簿，敌人在首都进行大屠杀〉
《工商晚报》（香港）25日——〈敌攻陷南京后恣意屠杀，壮丁五万人惨遭杀害〉
《循环日报》（香港）27日——〈南京来港的西洋人，愤慨述说日军蹂躏南京之情况〉
《越华报》（广州）25日——〈美国记者发表敌人在南京奸淫、掠夺、蹂躏之惨状〉
《工商日报》（香港）25日——〈敌军在南京恣意大惨杀〉
同上报，26日——〈敌军在南京恣意大惨杀〉（原文如此）
《国华报》（广州）26日——〈敌人在南京奸淫、掠夺、大屠杀〉
Peking ＆ Tientsin Times（天津）31日——〈占领首都后的强奸掠夺〉
《星洲日报期刊》（原文如此，新加坡）26日——〈日军兽性发作，在南京屠城〉
《新报》（雅加达）27日——〈在南京日本军的暴行〉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18日——〈俘虏悉数遭斩杀〉
同上报，19日——〈日本正在控制南京的暴行〉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纽约）25日——〈南京陷落后恐怖状态的告发之书〉
The Times（伦敦）18日——〈南京的恐怖活动〉
1938年1月份
The Times Weekly Edition（伦敦）23日——〈南京的恐怖〉
Life（芝加哥）10日——〈关于攻略南京的记事和照片〉
《中山日报》（广州）23日——〈兽行疯狂发作，敌人屠城南京〉
The Natal Mercury（德班）29日——〈在南京残忍和色欲的乱舞〉
《新闻》（西雅图）10日——第4号〈流行威胁下的日本〉
一九三八年二月份
The 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7日——〈南京的恐怖主义〉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曼彻斯特）11日——〈关于南京的暴虐〉
《华字日报》（香港）21日——〈逃出南京来到汉口者的谈话〉[93]
据洞富雄的统计，上引还远不是被禁报刊的全部。
仅看上引，或会误以为日本政府、军方虽然严禁日军暴行在日本流传，但并不禁止事发源头南京的外传。实情当然不是如此。日前重读〈饭沼守日记〉，发现了一条以前没有注意的材料，现引于下：
次长来电如下：据驻南京美国领事报告，1月15日至18日，日本兵从美国权下（似指产权属美国的机构——引者）带走妇女八名，从金陵大学破壁抢走钢琴。在南京的外交官处于无力状态，军方也不加规制，因此在东京的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今日尚有如此士兵实在令人遗憾。但今天闯入挂有美国国旗的房子抢劫的士兵，被与美国使馆秘书同行的宪兵拘押。美国的抗议似属真实。但作为我方，对领事违反最初约定，向中央拍发如此企图可疑的电报，提出抗议。他对拍发电报事绝口否认。[94]
日军与美国（或许也包括其他国家）有什么“约定”，〈饭沼守日记〉未载，但循上引之意，当是指对日军暴行，美国应仅向驻宁日军提出，由驻宁日军解决，而不能越过驻宁日军向日本中央报告，向外部扩散理当更不会允许。〈上村利道日记〉中也有一条记载，与此恰可合观，说明这是日军的一个“立场”，并非偶然。〈上村利道日记〉1月21日记：
就掠夺、劫持妇女等军纪问题，美国驻东京大使说“外交官无力，军部统制的意志全无”，参谋次长要求调查真相。由本乡参谋交涉，领事道歉……[95]
驻宁日军不是核实情况，反而是堵住消息源，可见驻宁日军高层对暴行心知肚明。（就此点而言，东京审判以“怠于防止”作为判定松井石根的罪名，并不过分。）
当时对日军暴行外传的防范，不仅是日军，只要日本力量所及，都是不遗余力的。《拉贝日记》2月9日有如下一段记载，即可见日本使馆在这点上的“努力”：
为解决我申请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约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去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引者）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这方面他不会错，我也不会错，他对我已经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一同样的亚洲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96]
福井对拉贝所说，果然如拉贝“也许”的推测：
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份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97]将军和本后[98]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99]
从上可见，日本使馆对说日本人的“坏话”也是决不允许的。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是首部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作者，他在向报社发回电稿时就遭到了日方的扣押[100]。他后来说：
去年12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曼彻斯特卫报》之旧译——引者，Manchester Guardian）。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101]
除了高层发出的对媒体等的严厉禁令，为防日军暴行流传至国内，对普通知情人也有严戒。曾参加进攻南京的曾根一夫在《南京屠杀和战争》中说：
为了不使军队在战地的恶的一面让国民知道，在强化新闻管制的同时，对在战地的士兵的泄漏严密封锁。南京攻击战结束后，部分老兵返回内地时就曾被禁口。我也是昭和十五年秋返回内地的。在离开所属部队之际，被告戒“诸位回到内地，征召解除就成了地方百姓了，但作为军人的名誉是值得自豪的，而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
这是烦琐的说法，要而言之就是：“即使回到内地，离开军队，在战场干的坏事也绝对不许说。”[102]
这些禁令应该说收到了相当的效果。而当日本战败，对媒体的控制解除，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很快便得以公开流传。这一流传不是在通常说的1946年8月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提出此事件之后，而是在之前。而且，也并非如《虚构》等所说都是由占领军“强迫”发表。早在1946年3月号的《人民评论》上，金子廉二已以“天皇的军队”为题介绍了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金子廉二并说：
这样的残虐行为并非日本民族与生俱来。这是经过常年军国主义教育的可怕的结果。国民的正义感受到长时间的有组织的麻痹。日本的所谓军队教育就是为了造就这样的没有人性的强盗，造就这样的驯服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学校、报纸、杂志、电影及其他一切机关都被动员了起来。……日本社会在第一次试图由正义支配的今天，赋予我们国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彻底追究强制、领导如此令人战栗的犯罪的首谋及其随从，以人民自己的审判来给以断然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祛除我们日本民族中的一切的犯罪要素，才能为这样的罪行道歉。若非如此，我们对全世界的人类，将永远是罪人。[103]
上引可以证明：一、《虚构》等右翼坚持的所谓日本国民在东京审判上“第一次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若是事实，则这一事实的造成完全是由战时日本军政当局的封锁消息造成的；二、同时可以证明，日本占领军虽然力图阻止日军暴行的外传，但行效有限，在日本之外，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强奸，已广为世界所知。
四
日本以外的世界无所不知，而日本内部一无所知，只能证明战时日本军政当局控制之有效，而决不能证明日军暴行之有无，已一如上述。日本军政高层之对暴行完全知情，先此也已证明。因此《虚构》等“不知道”之说已被推翻。但依《虚构》等一派的素行，他们并不会因此认帐，因为他们自认为手中还有“五岛广作”等所说的“既未看到，也未听说”那样的王牌。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做一“叠床架屋”式的检讨，姑以上引记载为“误传”，看一看进入南京的“记者”“摄影师”“评论家”“诗人”“作家”以及日军官兵——对加害者暂做“无罪推定”——是否“知情”。这固然是退让，但又不仅是退让，因为只有将这点彻底澄清，对《虚构》等的观点才能真正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上节中我们说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新闻检查制度的严厉，这是日军暴行不可能在日本发表的最主要障碍。正如事发时在南京的《读卖新闻》记者小俣行男所说：“写了不仅无法发表，还肯定会受处分，因此只能专意于‘皇军的英勇善战’。”[104]当时也在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亲眼目睹了在下关江边的大量“处刑”，记下了“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秦郁彦语）[105]：
“真是很想写啊”
“是什么时候呵。嗨，眼下是不能写了。但是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真是再应看一看，用这只眼”
说着起了身。不知什么时候，机枪声停了。[106]
当时在南京的许多日本记者，都是这样的见证人，时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在回忆录《上海时代》中这样说：
我最近为了参考，直接听了作为随军记者在攻占后的南京采访过数日的原来的同僚新井正义、前田雄二、深泽干藏三氏所谈的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深泽氏，一直记从军日记，我也读了，很有参考价值。三人在12月16日到17日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下关往草鞋峡方向的河岸一带的许多烧死的尸体。有的说约二千人，有的说约二、三千人。大概是用机关枪扫射，再浇上汽油烧死的。另外，从河岸放入扬子江的也许有数千。还有，在原军政部院内，年轻军官称为“新兵训练”，让新兵用枪刺刺杀中国俘虏，然后扔入那里的防空壕，前田氏看到刺杀到十二、三人，感到恶心，开始呕吐，就离开了。又在军官学校院内，看到用手枪射杀俘虏，看了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107]
虽然“看不下去”，但受极端民族主义的熏染，当时的日本人很难有抵抗的“觉悟”。日本“南京事件”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秦郁彦[108]对此曾感叹道：“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人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不过秦氏以为：“如果深加探索，关于南京事件的蛛丝马迹，并不是不能找到的。”他引述《朝日新闻》记者中村正吾在日军攻下南京的次日与《纽约时报》记者都丁会面后说的“真让人恐怖”一语，及其他记者报道的“在江岸俘获一万五千俘虏”、“搜索潜伏的二万五千败残兵”、“掠夺的痕迹”等“意味深长”[109]的话以为证明。
然而，对日军持批判立场的报道不可见，并不等于暴露日军暴行的报道不可见。秦氏及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只有“蛛丝马迹”，是由于他们对材料的认可过于“矜持”，以至于彰明较著的证据也入不了他们的眼目——因为在对“皇军英勇善战”的谀颂中，本来是并不乏暴行的记录的。这些记录中的最著名一件，就是被日本右翼一致（日本右翼在其他问题上多有分歧）“平反”的“片桐部队”[110]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位少尉的杀人比赛。此报道当时分四次刊于《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其中12月13日还刊有两人手撑日本刀的大幅照片，两人在战后也因此而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此事之真伪[111]本文姑且不论，但刊发此消息的是日本一流大报，战时又从未有人出来“辟谣”，所以日本国民对日军暴行确实已无“不知”的理由，如果真是“不知”，那就一定如金子廉二所说是由于完全“麻痹”而造成的视若无睹。
日本自明治晚期起，极端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濡染所及，日本大众不仅“正义感”受到“麻痹”，其本身也成了向外扩张的最主要原动力[112]。在整个战争期间，尤其是在战争的初期，日本的战争政策受到了日本民众的高度支持。芦沟桥事变刚刚爆发，7月12日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即发表声明，号召协助战争。7月14日东京银座的女子开展所谓“千人针”[113]活动，为前线将士“送温暖”。以后各类慰劳，如“慰问袋”“慰问文”以及各种形式的“支前”活动相当普遍。7月30日日本陆军省公布战争爆发以来所收到的“恤兵金”达二百六十九万余日元（依当时币值，此为相当可观的数目）及约当六万元的实物。所以像上引今井正刚那样的内心苦痛，已殊属难得。那么，“写了不仅无法发表，还肯定会受处分”是否迫使所有人都噤默不言了呢？
其实，有一件特别有名的“例外”。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战争爆发后来中国，随军体验生活，在日军攻陷南京不久，毕一旬之力（1938年2月1日至10日）写了著名的《活着的士兵》。其中不乏日军掠夺、强奸、放火、杀人等内容。比如对中国的物产，书中这样说：
战士们心情很好，在这块大陆上有无限的富，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这一带居民们的所有权和私有权，就像野生的水果一样向着士兵们的所求开放……
如猎取女性，书中这样说：
征发是他们外出的一个借口。也有像以下那样使用的隐语。以特殊的“生肉的征发”的说法，表示去搜寻姑娘的意思。
如杀戮，书中这样说：
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淼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军！机枪鸣叫着开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话，下关的码头等待着的也已是日本军的机枪阵。——而对这些漂流的败残兵给以最后一击的，是驱逐舰的攻击。[114]
石川达三此书本拟刊于1938年（昭和13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因所谓“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被禁止发表。不仅作品禁止发表，作者、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为由，受到“违反新闻法”的起诉。石川被判禁锢四个月（缓期执行三年）。判决书中说：“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115]。石川达三此书保存至战后得以出版。虽然此书只是“小说”，但作者的特殊体验和成书的特殊因缘，使书中有关日军“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与信史可以同观[116]。
那么，战时的日本，人性的光芒真是被时代的黑暗完全吞噬了么？真是没有任何“意外”了么？战时日本基督教刊物《嘉信》刊登的矢内原忠雄的讲演，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顽强抗争，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军政当局的控制再严厉，也不免百密一疏，无法一手遮天。矢内原忠雄是著名经济学家[117]。他在1939年11月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说：
去年11月3日，在东京青山召开了基督教徒大会，上午有基督教讲演，下午听文部省宗教局局长讲演，某陆军大将也致了词。在这位陆军大将致辞前，司会者说，陆军大将莅临，我们感到非常光荣，要求大家起立，迎接大将走上讲坛。因此大家一同起立。
这位局长和大将来此与会，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督徒，是作为政治解放者么？不，决不是。这位陆军大将是南京事件当时的最高指挥官。南京陷落时，他对美国教团建立的基督教女校犯了一个大错误。此事经报道后，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排日感情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此事不为基督教大会主办者所知，那可以说是怠慢之至。如果知道，那就是厚颜无耻。这件事件的负责人，必须在基督教会前低头认罪。基督教徒大会难道不应该以日本基督教徒的名义要求谢罪么？[118]
讲演中直斥的“大将”正是被当时军国民视为英雄的松井石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通过日军官兵的记录，看一看日军在南京究竟干了什么。
第十六师团后方参谋木佐木久少佐1月15日日记记：
橘翻译带来了两个女孩。说就和宪兵的问题，为了保护其的生命（原文如此——引者）。我对宪兵未尝抱有恶感，但对此次之事感到极度憎恶。国军之名誉扫地，南京之军纪丧失，责任是谁呢？连如此可怜的女孩的生命都要被剥夺，不由地感到强烈的义愤。[119]
此段引文文句略有窒碍，因此宪兵本身有无问题尚难据以遽断，但它至少表明宪兵对“军纪之丧失”未能尽到责任。日本宪兵对军纪管束甚严（尤其在本土），宪兵如无能为力——姑不以宪兵为同谋，正可见“军纪丧失”已到了何种程度。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在18日日记中记“藤本大佐”的话中也说到：“痛感对军人精神教育的必要”。其中还提到了日军所丧失的“廉耻心，名誉心”[120]。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小队长前田吉彦少尉在12月19日日记中记：
归途坐车南下，在向着秦淮地点不详的三层西式楼馆，突然冒出黑烟，之下开始发出火焰，今晨来的时候火的迹象一点都没有，一定是在此的掠夺集团放的火。
他们的行动连一点皇军意识都没有。[121]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炮小队小队长折田护少尉在12月17日日记中记：
傍晚，小队召开了入城祝贺，命令18点各中、小队长到大队本部集合。席上大队长提示大家注意：
昨日ⅡMG（MG指机关枪中队，ⅡMG指第二大队机关枪中队——引者）两名士兵强奸两名支那妇女，为柚木丹二中尉发现，在R（R指联队——引者）本部引发了问题，目前正在审讯，所以对此类行为须严加注意。[122]
步兵第七联队第一中队水谷庄一等兵在12月19日日记中记录了“小村小队长”劝戒大家“特别对放火、强奸等破廉耻事希望能严慎”[123]。“小村小队长”说“严慎”而非“严禁”，并非偶然，因为在当时的局面下，即使下了禁令也只能是具文。
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日本使馆的公函，以及拉贝、贝茨、费奇、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许多西方人士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南京的强奸案件数量之庞大。但由于“强奸”是特别的“破廉耻”事，当事者拭去痕迹惟恐不及，所以我们今天在日军官兵日记中已难见有关的记载[124]。但个人的抢劫以及组织的抢劫——所谓“征发”——则不同，它既是日军的“日课”，又完全是公然不讳的，有些士兵干脆把它称作是“蒋介石津贴”[125]，所以我们从日军基层官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记载。如果说对私人的抢劫有时还略加掩饰，“征发”在有些日记里则几乎是每天不缺的内容。“民家”“杂货店”“官邸”以至于外国使领馆等一切公私产业都难免成为“征发”的对象。至于被征发之物，则包罗了所有有价和有用的东西。从锅碗瓢勺到一头猪，一只鸡，一袋米，一颗菜，一块表，一支笔……。在此仅举牧原信夫和北山与这两位同为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上等兵的日记中最平淡的二条为例。牧原信夫12月19日日记记：
八点半吃完饭后，自己和大槻上等兵在冈本少尉（第三小队长）的指挥下去征发中队的副食。先通过南门去城外，但城外有十三师（当是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引者）及各队，所以一无所获。约休息了一小时，把那个房子烧了回来。……二点，从同地出发进城。此地仍有许多被遗弃的尸体。在城内让支那人用三辆独轮车载回了青菜、胡萝卜、煤球。途中经过一家杂货店，征发了许多笔记本、铅笔、墨水。[126]
南门外已为其他部队捷足先登，但他们从南京城的老百姓那里总能有所斩获。这样的抢劫、放火，在进攻南京的日本军官兵的日记中几乎都有记载。
北山与12月16日日记记：
回来的途中经过了写着“北洋饮料店”的商店，进去一看，有堆得像山一样的苏打，抽出一瓶，是美不可言的美食。立即到附近征发了一台人力车，由“你公”（原字如此，当是日军蔑称中国人的讹语之一——引者）拖了满满一车回来。在外面的人，也取回了大量的床、家具、酒、砂糖、糖、留声机等物。火炉烧得旺旺的，喝着啤酒、苏打，直到十二点。[127]
这些当事人的记载对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记载都是亲闻亲见亲为之事，而是因为即使按照“皇军”公开提倡的价值，“违反军风纪”也是辱没门楣的事。所以，日军官兵对日军暴行的记载，缩小的可能大，扩大的可能小，“置若罔闻”的可能大，“无中生有”的可能小。也就是说，日军官兵所记，虽远不足以反映日军暴行的全部，但它是一个坚实的事实下限，是一个“至少”。日本右翼一向以为的日军高层有关军风纪的反应是受西方“宣传”的“误导”[128]，在这些日军下层的援据面前只能显出偏狭的意气。
其实当时日军军风纪之败坏，不要说对中国的公私财物，即使“友军”间也互不相让，争夺非常激烈。中岛今朝吾在12月19日日记记有十六师团所属第九联队被后来的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赶出军官学校校长官舍的事，他在“诚属遗憾”之后写了如下一段木然的话：
此为战场所有权否定之如实表现。我们也让支那人感到恐怖，然而日本人之间所有权之否认，可看作为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发达之表现。[129]
日军相互间尚且如此，怎么可能对中国人手下留情呢？
现在我们要来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即日军官兵知不知道大屠杀？（日军官兵本是加害者，所以正确的说法应是“有没有大屠杀”，此处所谓“知道”是为问题和文脉所限的表述。）
五
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的重见天日，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日益困难，日本右翼在继续否定日军暴行的同时，也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面对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不能不将一些“无关紧要”——先民们的血泪都是天下至大之事，切莫误解——的罪行，推出任斩，但对关键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屠杀”则仍绝口否认，半步不让。这种丢卒保车的例子，在此谨举一例。“虚构派”的大井满，在《编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中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日本军完全没有不法行为。七万人的军队什么都不发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是谁都会认为的常识。大西参谋给强奸兵重重的耳光，并抓至宪兵队，这样的事无疑在各个地方都有。”[130]而在《诸君！》去年2月号的问卷调查中，他在第一项被杀人数的选择答案中填了“12”[131]，“12”是表明“无限地接近于0”。
但日军的屠杀不是想否认就否认得了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军官兵的记载。
松井石根专任副官角良晴少佐，晚年撰文〈支那事变最初六个月间的战斗〉，1983年8月投给《偕行》，因文中谈到日军的大规模屠杀，在角良晴生前未被刊出。不仅未能刊出，据板仓由明说：“这个证言和书简，长时间对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也守密，笔者得以见到也是在二年多以后的昭和61年（1986年）的1月。”[132]直到角良晴死（85年1月12日）后之第三年，此文才得以刊出（《偕行》1988年1月号）。但在此前发表的〈根据证言的南京战史·总括〉（《偕行》1985年3月号）中，已援引了部分内容。因为角良晴是松井石根的专任副官，身份特殊，所以他的回顾非同一般，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左右两方的争议。其中最大的争点是“下关附近的十二、三万尸体”[133]。据角良晴说，造成这些死者的真凶是第六师团，而下达屠杀令的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参谋长勇中佐，长勇下达命令时他也在场。对此，“虚构派”“中间派”颇有质疑，《南京战史》以为角良晴的回忆“多有矛盾，缺乏信凭性”[134]。《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也认为：“角氏的误解、偏见、记忆失误不胜枚举”[135]。然而，角良晴所说并非孤证。
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在12月17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祝贺会解散后，由堂之胁少佐引领到市内参观。……到了扬子江边的中山码头。扬子江在这附近河幅较窄。其中有七八只海军驱逐舰下碇于此。河岸遗弃有无数死尸，被浸于水中。所谓“死尸累累”也有不同程度，这个扬子江边才真是死尸累累，如果将之放在平地上，真的可以成为所谓“尸体山”。但看到的尸体已经不知多少回，所以已不再有一点吃惊。晚饭也满不在乎的吧嗒嘴……[136]
“中山码头”一带，与角良晴所说正是同地。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部军医长泰山弘道海军军医大佐12月16日坐水上飞机到南京，下午二点，他与舰队部队长（“机关长”）、会计长（“主计长”）等一行去战地“参观”，他在当日日记中记：
从下关码头起，在修建的一直线的广阔的道路上开着，路面上散乱着步枪子弹，宛如敷着黄铜的砂。路旁的草地散着活生生的支那兵的尸体。
不久，从下关到通往南京的挹江门，高耸的石门下是拱形的道路，路高的约三分之一埋着土。钻入门的话，从下关方面就成了一条坡道。汽车徐徐前进，感觉是开在充满空气的橡皮袋上缓缓的向前。这辆汽车实际是行驶在被埋着的无数敌人尸体之上。很可能是开在了土层薄的地方，在行进中忽然从土中泌出了肉块，凄惨之状，真是难以言表。[137]
此处之“下关码头”到“挹江门”一带，与角良晴所说也是同地。从三位无关者的相同记载，此事之确凿无移，不应再有任何疑义[138]。而且，不论其中有没有平民，从江边不是战场说，“死尸累累”至少是屠杀俘虏的结果。
《南京战史资料集》所附“战史研究笔记”中对角良晴所述中有一条特别予以“批判”。其谓：“最后，我在许多错误中只想附记一事。尊敬松井大将，对大将心服的角氏，与大将一起坐轿车去下关是真实的吧。但‘在横陈着累累尸体的河岸道路上静静地走了两公里。感慨万千。军司令官的眼泪呜咽着往下流。’的记述实在让人吃惊。爱着中国，爱了中国的大将决不会在战场的弃尸上行车。而且，车体低的轿车也决不能够在这之上走两公里。我以为，仅在这点上，完全是编造，谁都可以断言。”[139]但这样的“断言”未免武断。其实所谓“在弃尸上行车”，正可作为角良晴证言可靠的一个明证。这不仅是因为有泰山弘道等[140]所说的“行驶”在“无数尸体之上”的支持，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的事，编造是不会走这样的险径的。
至于命令是不是长勇所下[141]，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一，长勇的命令只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军方的命令；二，当时屠杀普遍发生，并非只局限于某时某地，即使没有长勇的命令，屠杀也绝无避免的可能。在今天还找不到军一级正式杀俘令的情况下[142]，我们毋宁说屠杀是日军整体的自主行为。这种自主行为是军国主义长期熏陶的“事有必至”的结果。
屠杀在当时的广泛程度，日军官兵的记载还是有相当的反映。以下我们再来看一看泰山弘道在上引16日日记中接着的记载。
即将开出门洞进入南京一侧，累累的敌尸成了黑焦状，铁兜、枪刺也被熏黑，用于铁丝网的金属丝和烧塌的门柱的残木相重叠，堆积的土壤也烧成黑色，其混乱和令人鼻酸，无法形容。
门右首的小丘上，刻着“中国与日本势不两立”，显示着蒋介石宣传抗日的痕迹，接近市内，敌人遗弃的便衣兰布棉袄，使道路像褴褛的衣衫，而穿着土黄色军服，扎着神气的皮绑腿，手脚僵直仰卧着的敌军军官尸体，也随处可见。[143]
上引只是泰山弘道到南京第一天所见的一个片段，他在南京的三日，每到一处，都遇到了大量尸体。如第二天（17日）早上，在下关的另两处，看到了“累累尸体”，并亲见一个“血流满面”“求饶”的中国士兵被一“后备兵”从身后近距离枪杀；上午在中山北路沿途看到“累累尸体”；下午与大川内传七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等“视察”下关下游的江汀，看到“无数焦黑的敌人尸体”，又在江堤内看到“‘尝了日本刀滋味’的敌人尸体六七十具”[144]。18日，先在狮子林，看到“此处彼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体”；又在山麓的兵营外，看到“散落的尸体”；到了中山公园，又看到“散落的敌人尸体”[145]。此文杀青后，偶尔读到所谓“‘南京事件’最新报告”，东中野修道不顾泰山弘道“累累尸体”的大量记载，居然说：
角证言没有说尸体在河中漂流。说的是12月18日，市民的尸体十万具，横陈于下关一带。
但在下关的泰山弘道海军军医的17日至19日的详细日记，完全没有触及这些尸体的存在。假使有漂流的尸体，也是从上游来的，与日本军流放尸体相联系，过于轻率。[146]
白纸黑字俱在，东中野修道竟敢以没有“流放尸体”而作如此的蒙混！
我们不妨再看看有关材料。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小队长前田吉彦少尉在12月15日日记中记：
从江东门走向水西门的约二千米石道上，不少铺石上积着凄惨的碧血。
感到不可思议的边想边走，据后来听说，事情是这样：14日下午，第三大队的俘虏一百名护送到了水西门，正巧刚由内地来的第二次补充兵（副岛准尉、溜准尉等率领的大正11年到昭和4年前左道的后备兵，即三十七八岁到二十八九岁的兵）到达，于是就委任他们护送。问题就出在这里。反正刚刚由内地来，因为战场的酷烈，就让这些没有血气的补充兵[147]去担任这样的任务。
起因只是很小的事，因为道路狭窄，在两侧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本兵，好象是被挤而落入还是滑入了水塘里。[日本兵]勃然大怒，决定打还是骂，害怕的俘虏忽都避向了一旁。在那里的警戒兵也跳了起来。所谓“兵者，凶器也”，哆哆嗦嗦端着刺刀枪叫着“这个畜生”，又是打又是刺。恐慌的俘虏开始逃跑。“这样不行”，于是边叫“俘虏不准逃”“逃的话枪毙”边开枪，当时一定是这样。据说就是这样的小误解酿成了大惨事。
第三大队大队长小原少佐的激怒为之已晚，对好不容易投降放下武器的俘虏施以暴行，无法做任何辩解。
不能不说此事使皇军形象扫地。为了隐蔽这一惨状，这些后备兵终夜不停，到今晨才大体埋完。这是“非常”或极限状态下以人的常识所无法想象的无道行为的实例。[148]
这样的“误杀”，在当时屡有发生。究竟是不是“误杀”，本文暂不细论，但杀俘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牧原信夫上等兵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
上午八点半，一分队协助十二中队去马群扫荡。听说残敌因为断了顿，摇摇晃晃地出来了，所以立即坐汽车出发。到达的时候，由步枪中队解除了武装的三百十名左右的敌人正等待着，迅速地全部枪杀后即回来。……在铁路沿线分叉的边上，有百余名支那军受到友军骑兵的夜袭，全部被杀。……下午六时……抓到了六名败残兵，枪毙了。……今天一处异样的风景是某处的汽车库，敌人一百五六十名被浇上汽油烧死。但今天的我们已是看多少尸体都不会有任何反应了。[149]
仅仅一日之中，牧原信夫和他所在的分队就亲眼所见和亲自参加了如许的屠杀，这不是牧原信夫和他的同伴特别有“幸”，这只是当时在南京日军整体的一个缩影。泰山弘道在12月19日日记中记：“据闻，最后坚守南京的支那兵，其数约有十万，其中约八万人被剿灭……。”[150]这“八万人”中的大部分，当都是如上所述的“解除了武装”者。这里不妨再举二例。
步兵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的井家又一上等兵在12月16日日记中记：
下午再次外出，捕来年轻的家伙三百三十五人。……将此败残兵三百三十五人带到扬子江边，由其他士兵枪杀。[151]
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的林（吉田）正明伍长，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杀戮，其中24日中有将七千名“俘虏”带到长江边枪杀的记载，所谓“前记的俘虏七千名也成了鱼饵”[152]。林正明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上引泰山弘道、山崎正男等说16、17日在江边已见大量尸体，“24日”仍在江边杀俘，说明当时江边已成了屠场；二，日本右翼将否定推尸入江作为否定江边屠杀的一环（如果并无推尸入江之事，则有多少尸体就应有多少遗骨），而此处所谓“鱼饵”，再一次证明日军屠杀后尸体是推入江中的。
上引前田吉彦说的屠杀的细节，但还是“据说”，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亲身经历：
傍晚天快暗下来的下午五点，在大队本部集合，准备去杀败残兵。一看，在本部院子里，有一百六十一名支那人，正在等待神明，不知死之将至地看着我们。带着一百六十余名，在南京外国人街声斥着，看到了将去的掩藏有机枪的古林寺附近的要地。日已西沉，只能看到活动的人影。房屋也成了点点黑影，带到了池（湖？此处意义不明——引者）的深处，关入了这里的一座房子。从屋子中带出五人刺杀。“嗷——”叫的家伙，嘟哝着走着的家伙，哭的家伙，可以看到完全知道结局的丧胆相。战败的兵的出路就是被日本兵杀掉！用铁丝绑着手腕，系着脖子，边走边用棍打。其中也有唱着歌走着的勇敢的兵，有被刺后装死的兵，有跳入水中阿噗阿噗残喘的家伙，有为了逃跑躲入屋顶的家伙，因为怎么叫也不下来，就浇上汽油用火烧，火烧后两三人跳下来，被刺死了。
黑暗中鼓着劲刺杀，刺逃跑的家伙，啪、啪的用枪打，一时这里成了地狱。结束后，在倒着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上火，仍活着的家伙在火中动了，再杀。后来燃起了熊熊大火，屋顶上所有的瓦片都落了下来，火星四散。回来的路上回头看，火仍烧得通红。[153]
如果说前引木佐木久等的“义愤”还不失人道的意识，井家又一的立场则已无人性可言。而南京劫难之惨烈至如此，正是因为井家又一的行为和心态才是日军大多数的行为和心态。
上引大多出自《南京战史资料集》。此集由旧军人团体“偕行社”出资出版，偕行社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持否定态度，编委会成员中畝本正己（同书之名单中作“巳”；但据畝本自注读音为“キ”，故应为“己”）等旧军人对日军暴行向持否定立场，而惟一不是旧军人的板仓由明也是近年“中间派”（所谓“中间”其实只是“否定”的婉辞，卒于1999年2月）的干将，所以此集对史料的选择已不能不带偏向。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非如日本右翼所说只是“偶发”的个别行为，所以既要汇编史料，就无法避免日军暴行的记载——不论取什么立场，因为只要所记是据实，日军的暴行就不可能“干净”地不留痕迹。
南京暴行，是日本军队的莫大罪愆，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孽债，所以长期以来在日本是一个讳谈的话题。1971年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后，此事开始引起关注[154]，并引起日本左右两翼经久不息的争论。但比起“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亦多被中性化地称为“事件”），它的影响还相当有限，所出资料也不够丰富。比如严格意义上的史料集，除了本文较多利用的《南京战史资料集》（1993年又出版了Ⅱ集），只有洞富雄所编《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Ⅰ“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关系资料编”，1985年版，Ⅱ“英文资料编”，1986年版，见前注；河出书房版《日中战争资料》中洞富雄所编《南京事件》二卷[1973年版]，与此书同）及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分“美国关系资料编”“中国关系资料编”二册，1992年版）。不过，从近年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相关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这里不妨再举两例。
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第十九班的小原孝太郎，应征时是千叶县小学教师，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1日入伍到39年8月7日除队，一日不缺。37年12月15日这样记：
那一带好象就是南京。翻过了山，在稍稍平坦的地方有个村庄。在这里遇到了让人吃惊的景象。在竹栅栏围着的广场中，多达二千名俘虏，在我军的警戒里小心地待着。让人吃惊。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攻击南京时俘获的俘虏。据说俘虏约有七千人。他们举着白旗来，被解除了武装。其中当然也有在战斗中俘获的，各种情况都有。他们中也在军服之外穿着便服的。在这里先检查一遍，以决定枪杀、役使还是释放。听说在后面的山里被枪杀俘虏的尸体，堆积如山。南京的大部分则好象已经过了清理。[155]
12月17日日记记：
二十七班去征发干草，在农家的草堆中发现了四名隐藏的败残兵，抓了回来。△△△（原文如此——引者）拔出刀，喀嚓一刀砍下，头便耸拉了下来。接着△△△的△△△拔刀再砍，头还没有落下来。△△△△再接着，说看老子的，飞快一刀，头滚到了前面，鲜血飞溅。腕力真是惊人。下午十六班也抓回了败残兵……。
俘虏来了，正是昨天在那个村子里的俘虏。拿着枪刺的约一个小队穿插在中间，走啊走，不知有多少。跑过去问，说是有四千俘虏。都是三三、三八和二十联队在这一带战斗俘获的。护卫也都是这些联队的人。带着这些东西派什么用处？是去南京么？有的说都枪杀，有的说带到南京去服役。——总之，不知道，但俘虏原有两万人，处理的只余下这些了。[156]
18日前往南京途中，小原孝太郎也遇到了大量的尸体，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记：“尸体堆积如山，想象着[我军]翻越尸体一路追击敌人直至南京附近的样子。”[157]这样“如山”的尸体的正身，当然是记述者所见的俘虏，因为战斗中死亡是不可能成“堆积”状的。
上已提及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的北山与上等兵，三十年代初曾因参加左翼组织被捕，37年8月31日应征。他的日记曾受到所在中队的检查。在12月13日日记中，北山与记载了一个中国学生兵，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暴虐而“乞求”日军对自己喉咙开枪，北山与说：
屠杀这样没有任何抵抗、指着自己的喉咙哀求“向这里开枪”的人，是日本兵的耻辱。[158]
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北山与也提到了杀俘：
过了晚十二点扫荡结束回来。好象解除了八百名的武装，一人不剩的全杀了。敌兵未必会想到被杀。似乎主要是学生，听说大学生也很多。[159]
除了当时的记载，近年也偶有当事人打破沉默，出来作证。如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某士兵（谓：“因虑胁迫，姓名不能公开”）作证：
[在往南京进发的途中]驻于某村落，男的全部从房子里带出去，用手枪或步枪枪杀。女子和小孩全部关入房内，晚上强奸，自己没干这样的事，但我想其他人很多都进行了强奸。而且，次日一早，将这些被强奸的女子和小孩全部杀死，最后连房子都烧毁。这是连回来住处都没有的杀戮着的前进。自己都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如此的愚蠢，得到的回答是这一地区抗日思想相当激烈，所以命令全部杀死。总之，这是一场放火、抢劫、强奸、杀人的罪孽深重的战争。
我认为这是我们实在应该道歉的一场战争。我们到了接近南京城的幕府山附近，这一次的俘虏到了无法数清的程度。两角六十五联队（“两角”指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当时第十三师团的主力在江北，仅派第六十五联队参与进攻南京，第十九联队之一部随六十五联队行动——引者）的俘虏约二万人。在这些“俘虏”中，从十二三岁的孩子到蓄着须有皱纹的老头，凡是男人都囊括了进去。
……[幕府山炮台下关押的五千被绑俘虏]这一次是两列纵排，向着不知道哪里的扬子江方向走去。两侧约两、三米处日本兵荷枪实弹，拉着绳索，但途中俘虏兵因一人跌倒，接着相继跌倒。没来得及爬起来，就都被刺刀嚓嚓地刺杀了。
后来的俘虏兵只能绕道而行，约一公里的路走了四公里才到了扬子江。扬子江南侧不知道是兵舍还是什么建筑物，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这里从二楼的窗口和一楼都有步兵端着枪对着。这里的广场坐着五千名俘虏。北面是约数米[高]的石垣，即使相当晚了仍能感到是高的石垣。因此，从那一侧是无法逃跑的。俘虏全部坐在那里。有想试军刀要把俘虏拉出来准备砍头的家伙，有想用枪刺刺的家伙，结果都如愿的干了。
自己实际自参战以来，没有砍过人头，借了曹长的刀，砍了正睡着的俘虏，但只砍了一半。实际砍头是不容易的。怎么都无法切下去。这时，“哇”的一声叫了起来，[俘虏]都站了起来。本来应该根据机关枪小队长“打”的命令，才不能不打。但五千人都站起来了，我们也都不能放手了。所以在没有“打”的命令下，哒哒哒哒就开起了机关枪。我也想打一发试试，就打了一发，因为觉得危险，就没再打，但机关枪一起射击，俘虏兵五千人就全部倒地了。
接着，拿着枪刺去刺，因为也许还有活着的，自己拿着的不是日本枪，而是支那枪，而支那枪不能装日本的枪刺，没办法，只能借战友的日本枪，而背着自己的支那枪，在人身上走着，刺了三十人以上。第二天早上，手臂痛得举不起来。[160]
这位因“胁迫”而不能公开姓名的原日军士兵的具体描述，是日军既违反国际法，更违反战争伦理的又一个铁证。这位原日军士兵说他当时听说“两角部队”所杀俘虏达二万人，这可仅是一个联队呵！
以上所征引的文献，虽然还远不是时下所能找到的全部，但已足以说明问题。本人多年来间或羁旅日本，对日本右翼历史观的荒诞无稽和日本大众在历史认识上的习非成是，有切肤的感受。但我仍不愿从动机上轻易疑人，对日本大众以至于日本右翼的种种谬见，我宁愿把它当作是由于不知而造成的“误解”，所以本文在证明《虚构》等右翼著作提出的有关观点经不起事实检验、因而不能成立的同时，也希望对日本大众客观地认识这一历史“枝节”——在中国人眼中则永远是“天下大事”——起一点微不足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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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2年6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各大媒体报道了前一日结束的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因这一结果有淡化侵略等倾向，受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批判。日本右翼则坚持说，在此次事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改“侵略”为“进出”的报道是“误报”。
[2] NHK是日本国营广播电台，秉持客观、公正，不受政治、商业的干扰是它标示的方针，所以战后经常受到日本右翼的攻击。如去年初因报道日军的性奴役问题，右翼主要刊物《正论》就称NHK的行为是“卖国行为”。（加瀬英明著〈NHKよ、それを売国行為と呼ぶのです〉，《正論》，東京，産経新聞社，2001年4月号，第56-67页。）同时，NHK的“中立”立场也受到了左翼的批评，如对同一报道，左派指出NHK屈服于右翼压力而对原节目删节，使原有的“意义”受到了损害。（西野瑠美子著〈NHK——消された映像〉，《マスコミ市民》，東京，マスコミ市民月刊，2001年5月，第2-9页。）
[3] 田中正明著《“南京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25日第1版，第287-289页。
[4] 田中正明著《“南京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第282-284页。
[5] 吉本榮著《南京大虐殺の虚構を砕け》，東京，新風書房1998年6月1日第1版，第7-8页。
[6] 冨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殺”はこうして作られた——東京裁判の欺瞒》，東京，展転社1998年11月23日第4次印刷版，第339页。
[7] 板倉由明著《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東京，日本図書刊行会2000年1月20日第2次印刷版，第44页。所谓“说法”之不能否认事实，诚如日本“大屠杀派”新一代中坚笠原十九司所说：“‘东京大空袭’也是战后才有的称呼，谁也没有因为它出现于战后而说它捏造。事件的历史真实在前，称呼在后，而且有可能变更。”（〈まぼろし派、中間派、大虐殺派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諸君！》，東京，文藝春秋社2001年2月号，第199页。）
[8] 鈴木明著《新“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東京，飛鳥新社1999年6月3日第1版，第408-409页。
[9] 松村俊夫著《“南京虐殺”への大疑問》，東京，展転社1998年12月13日第1版，第396页。
[10] 日本会議国際広報委員会編《再審“南京大虐殺”——世界に訴ぇる日本の冤罪》，東京，明成社2000年11月25日第2次印刷版，第65页。
[11] 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観研究会編《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歴史》2，東京，産経新聞社1996年12月30日第1版，第72页。
[12] 阿羅健一著《聞き書 南京事件》，東京，図書出版社1987年8月15日第1版，第298页。
[13] 藤岡信勝、東中野修道著《ザ·レイプ·ォ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おける“情報戦”の手口と戦略》，東京，祥傳社1999年9月10日第1版，第196页。
[14] 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的认定也已“蔚为大观”：“所谓东京审判……的非法性，世界的法学家都是一致认识的”（大井满著《仕組まれた“南京大虐殺”——攻略作戦の全貌とマスコミ報道の怖さ》，東京，展転社1998年6月6日第3次印刷版，第299页）；“从法的角度考虑，无论谁都会说东京审判是不可理喻的！”（小室直樹、渡部昇一著《封印の昭和史——“戦後五○年”自虐の終焉》，東京，徳間書店1995年10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165页）；“战后日本人卑屈的最大原因，是远东军事审判所下的‘日本是侵略者’的判决”（原子昭三著《世界史から見た日本天皇》，東京，展転社1998年5月27日第1版，第114页）；“所谓东京审判……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根据胜者的意愿强加的私刑”（小室直樹著《大東亜戦争ここに甦る——戦争と軍隊、そして国運の大研究》，東京，クレスト社1995年10月10日第2次印刷版，第5页）；“远东军事审判不是法律上的审判，而是围绕‘儆戒’或者‘复仇’下流的审判剧”（西部邁著、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国民の道徳》，東京，扶桑社2000年10月30日第1版，第135页）；“超国家的判定者以人类的名义显影犯罪国家，但实际上是掌握超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国家，为了更有利的占据地球上的位置，由力来决定战争胜败的结果，完全是没有道理和非宽容的”（西尾幹二著、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編《国民の歴史》，東京，扶桑社1999年10月30日第1版，第467页）；“‘谁都知道这时的证言是伪证’，但反论是不被允许的”（東中野修道著《“南京虐殺”の徹底検証》，東京，展転社2000年7月8日第4次印刷版，第375页）；“东京审判无论从法的、程序的、尤其是事实认知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结局不过是‘胜者的审判’”（藤岡信勝著《污辱の近現代史——いま克服のとき》，東京，徳間書店1996年10月31日第1版，第102页引Victors’Justic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15] 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史資料》9“南京事件”Ⅱ，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年11月30日第1版，第280页。秦郁彦《南京事件》所引与此有异文，如第一段后多出一句“甚至有以欢呼声迎接日本先头部队的市民”，如第二段“仅仅三日”为“仅仅二日”。（见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8月20日第20版，第3页。）
[16] 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1日第1版，第185-189页。
[17] 中文版《拉贝日记》，第191-196页。
[18] 中文版《拉贝日记》，第201-207页。
[19] 如贝茨所说：“我们每天去造访日本使馆，递呈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要求，以及关于暴力和犯罪的确切记录报告。”（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7月第1版，第1023页。）
[20] 中文版《拉贝日记》误植为“福田德康”，如第180页第2行、第183页第12行、第185页第13行等。福田笃泰后为吉田茂首相的秘书，曾历任防卫厅长官、行政厅长官、邮政大臣等职以及国会议员。
[21] 中文版《拉贝日记》误植为“冈崎胜雄”，如第190页倒数第7行、第191页倒数第6行等。冈崎胜男五十年代曾任外务大臣。
[22] 中文版《拉贝日记》误植为“福井喜代志”，如第191页第13行、同页第16行、第201页第10行等。时下不少史料集又误植为“富古伊”（姓氏“福井”之音读），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1034页第4行；中国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次印刷版，第657页第18行。福井淳当时曾代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
[23] 田中正明著《“南京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第36页。
[24] 转引自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172页。
[25] 一般多强调是损及了西方的利益，如所谓：“理由是攻击南京时炸沉了美舰帕奈号，炮击了英舰莱迪瓦特号，这一事件的外交交涉正在紧张进行，目下英美的气氛十分险恶，所以深虑这一作战的实行将会带来更严重的负面结果。”（井本熊男著《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年6月30日第1版，第184页。）但从原始文献看，此事应该与日军的暴行也有关系。如饭沼守日记12月30日记：“方面军中山参谋来，就此次十分遗憾的对外国使馆的非法行为及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对参谋长一人作了传达，让人惶恐。出示了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联名要求方面军在各国动向极其微妙之际，必须十分注意为主旨的电报。有广东方面作战也因此而中止的口吻。”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輯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非売品，東京，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229-230页。）当时国际舆论的压力，日军暴行是一重要方面。
[26] 河辺虎四郎著《市ヶ谷台から市ヶ谷台へ》，東京，時事通信社1962年第1版，第153页。
[27] 〈军紀風紀に関する件通牒〉，《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65页。
[28] 南京戦史編輯委員会著《南京戦史》，非売品，東京，偕行社1989年11月3日第1版，第398页。
[29] 国内多将中支那方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
[30] 当时作为阿南惟几随员的额田坦说：“13年（1938年）元旦，笔者随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向松井军司令官报告，据局长说‘中岛今朝吾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导违反人道’，因此而对之非难，并感叹士道的颓废。”（《陸軍省人事局長の回想》，转引自洞富雄著《決定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徳間書店1982年12月31日第1版，第22-23页。）
[31] 本间雅晴后在菲律宾击败麦克阿瑟，战后很快被处决，田中正明对此也极表不满，说：麦克阿瑟“对造成自己在菲律宾失败、名誉扫地地溃逃的本田雅晴中将，有极高的复仇热心。本间中将在审判开始仅二个月就遭到了处决。而且，这一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都指明由他的部下担任，所以等于是以私刑进行的处决。”（田中正明著《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東京，謙光社1987年3月7日第1版，第24页。）
[32] 田尻愛義著《田尻愛義回想録》，東京，原書房1977年10月11日第1版，第62页。
[33] 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史資料》8“南京事件”Ⅰ，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年11月25日第1版，第220页。
[34] 宇都宫直賢著《黄河、揚子江、珠江——中国勤務の思い出》，1980年，非売品，转引自《南京戦史》，第402-403页。
[35] 稲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上）》，原書房1970年，转引自南京事件調查研究会編《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東京，柏書房2001年3月30日第4次印刷版，第32页。
[36] 石射猪太郎著《外交官の一生——対中国外交の回想》，東京，太平出版社1974年4月15日第4次印刷版，第267页。
[37] 伊藤隆、渡辺行太郎編《続·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論社1988年版，转引自《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第31页。日军在南京的表现，即使完全从日本的立场出发，也不能不有所“遗憾”，如堀场一雄在四十年代末总结“国家经纶”时说：“攻占南京的结果，招来了十年仇恨，伤害了日军威信。”（堀場一雄著《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東京，时事通信社1962年9月10日第1版，第111页。）
[38]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20页。
[39]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22页。
[40]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24页。
[41]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29-230页。中山宁人在东京审判时向法庭提出的“宣誓口供书”之十八记：“因为传说南京的日本军有不法行为，松井大将颇为担心，让我去传达如下的训令。‘南京有日本军不法行为的传闻，如入城式时也提出注意，为了日本军的形象断不能有如上的事。特别是因为朝香宫司令官在此，军纪风纪更应严格，对行为不端者要严厉处罚。’”（《日中戦争史資料》8“南京事件”，第204页。）中山宁人在东京审判中为松井石根开脱不遗余力，但此说当不假。
[42]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34页。
[43]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37页。
[44]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37页。
[45] 据第三十三联队12月10日编制表，第八中队中队长为田泽博大尉，又据同联队〈南京附近战斗详报〉和12月10-14日死伤表，未载田泽博，而14日以后已无战事，又因上村利道等的日记都仅称天野为中尉，此处之称“中队长”，不知何故？录以备疑。
[46]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48页。
[47]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70页。
[48]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72页。
[49]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80页。
[50] 至于对日用品的掠夺，则是日军的一项“工作”。比如步兵第七联队在12月13-24日的“成果表”中就记载了大到各类汽车（32台）、小至压缩饼干（1600箱）的七十七种、成千上万件“卤获品”。（步兵第七聯隊〈南京城内掃蕩成果表〉，《南京戦史資料集》，第630页。）
[51]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87页。
[52]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92页。
[53] 岡田酉次著《日中戦争裏方記》，東京，東洋経済新聞社1975年11月25日第3次印刷版，第110页。
[54] 东京审判认定：“由于这类不利的报道以及在世界各国所引起的舆论的压迫，结果使日本政府召回了松井及其部下将校约八十名。”（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487页。）
[55] 11月22日松井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5日向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来员（影佐祯昭、柴山兼四郎）说的“二月之内可达成目的”。（〈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8页。）
[56]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1页。
[57] 转引自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31页。
[58] 《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第17页。
[59] 日本当时兵役法规定，年满二十岁作为现役被征召，经二年解除现役离队，以后的五年四个月为预备役，再后的十年为后备役。
[60] 〈陸軍大將畑俊六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2页。原文系于1938年“1月29日”，但其中有2月5日、6日事，而此条之次日为7日，故此条应是29日至2月6日的内容。
[61] 田中正明著《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第340、341页。
[62] 如洞富雄著〈松井大將陣中日誌改竄あとさき〉，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事件を考ぇる》，東京，大月書店1987年8月20日第1次印刷版，第55-68页。
[63] 此处所本南京戦史編輯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中所收〈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校对尚精，但删节甚多。
[64]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2页。
[65]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4页。
[66]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4页。
[67]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8页。
[68]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39页。
[69]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3页。
[70] 〈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4页。
[71] 但屠杀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他发出的扫荡令，当时这一命令一直传达到了每一个士兵，日军官兵都为此“奋勇争先”。关于松井石根对杀俘的责任，将专文另详。此处仅举一例。步兵第七联队第一中队水谷庄一等兵在日记〈战尘〉中这样记：“……三十六名枪杀。大家都拼命哭，请求饶命，但没有办法。真实无法判定，所以即使多少含有可怜的牺牲者也是无奈的。多少的牺牲者也是不得不的。‘彻底扫荡抗日份子和败残兵’是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下达的命令，所以是严厉的。”（水谷荘著〈戦塵〉，《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02页。）
[72] 据饭沼守日记2月7日所记，松井在当日举行的慰灵祭上说：“南京入城式时夸耀的心情，以及次日慰灵祭（12月18日）时的感觉，到今天一变而仅省下悲感。在这五十天的时间里，发生了几多忌讳之事，以至于战殁将士所建之功减半，何颜再见英灵？”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46页。）饭沼所记“几多”，即使是松井原话，当也是遮掩之词，因为“几多”之事是不可能使“功劳”减半的。
[73] 花山信勝著《平和の発見》，转引自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45-46页。
[74] 此处只说裕仁，实际整个皇族都是高度投入的。如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朝香宫将皇太后所赐真丝背心和点心赐予高级将领以资鼓励，饭沼守在12月9日日记中称：“无上感泣”。（〈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09页。）
[75] 全國各縣代表新聞五十社協力執筆《支那事變皇國之精華》“畏し事變時の竹の園生”，上海每日新聞社1939年1月25日第1版，第1页。
[7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大本営陸軍部》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年9月25日第1版，第471页。
[77] 《南京戦史資料集》，第18页
[78] 1975年10月31日回答日本记者俱乐部提问。（转引自津田道夫著《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東京，社会評論社1995年6月15日第1版，第259-260页。）
[79] 陈鹏仁译《昭和天皇回憶錄》，台北，台灣新生報出版部1991年9月第1版，第36页。此节之后的注文中更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所仲介的中日和平工作，于1937年12月有很大的进展。7日，蒋介石告诉陶德曼：愿以日方的和平条件为基础举行中日会谈。由广田弘毅外相得知这个消息的昭和天皇很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可是，此时参谋部已经根据畑军司令官很强烈的呈报意见下达了攻击南京的命令。这真是历史的转折点。”（同上第37页。）所谓“太好了”，不知何据？但从误松井石根为畑俊六及译文之不够严密看，此说尚不足称信。裕仁在美国主导下被免责，中、苏等国均持异议，日本右翼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亦表示不满——认为裕仁本来无罪，因而无责可免。裕仁无罪之说，随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加剧而被广泛接受。如近年对日本主流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近著中也认为裕仁是始终反对战争的。（见田原総一郎著《日本の戦争——なぜ、戦いに踏み切ったか？》第7章“八紘一宇”之“天皇の‘戦争反対’はなぜ通らなかったのか”小节，東京，小学館2001年1月1日第4次印刷版，第441-452页。）
[80] 《侍従長の遺言》，朝日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第37页。
[81] 津田道夫著《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第259页。日本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在遗书中以诗明志：“高远哉君恩，悠久哉皇国，当思君国百年计，一生荣辱生死何堪论”，表明要“一死报君国”。（山本义正著〈わが父山本五十六最後の晚餐と遺書〉，《正論》，東京，産経新聞社，2001年9月号，第61页。）当时日本无数将士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君恩”的感召下作出的。
[82] 田中正明著《“南京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第243页。所谓中国“宣传”之说，在日本右翼中十分流行，如《从报道战线看日中战争》说：“从战争中直至今天，由日本军造成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南京市内的二万人强奸事件，仍通行着。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宣传战的胜利。”（西岡香織著《報道戦線から見た日中戦争——陸軍報道部長馬淵逸雄の足跡》，東京，芙蓉書房1999年6月25日第1版，第127页。）
[83] 如女作家、现任日本财团会长曾野绫子最近在谈到本·拉登时，说其母亲出身于也门家族，“绝对进不了沙特阿拉伯的上流社会”，然后说：“他将‘私愤’化为‘公愤’。从这点上看是左翼的思想。左翼总是将自己的恨全部转变成‘公愤’，即所谓‘社会的恶’的语言。”（曾野綾子、徳岡孝夫対談〈我ら、キリスト教徒から見たィスラム〉，《諸君！》，東京，文藝春秋社，2001年12月号，第28页。）
[84] 转引自山中恒著《新聞は戦争を美化せよ！——戦時国家情報機構史》，東京，小学館2001年1月1日第1版，第225页。中山恒此著对战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对言论的控制有详实的论述。
[85] 〈大陸指第九號〉，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編輯、解説《現代史資料》9《日中戦争》2，東京，みずず書房1964年9月30日第1版，第217页。
[86] 转引自山中恒著《新聞は戦争を美化せよ！——戦時国家情報機構史》，第283页。
[87] 菊地昌典著〈南京事件と日本の新聞報道〉，《日中戦争資料》8付録，第2-4页。
[88]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20页。
[89]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1045页。
[9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161页。
[91] 《绝密、内阁情报部一·三一、情报第三号》，转引自山中恒著《新聞は戦争を美化せよ！——戦時国家情報機構史》，第285页。
[92] 森恭三著《私の朝日新聞史》，東京，田畑書店1981年9月30日第1版，第24页。
[93] 转引自洞富雄著《南京大虐殺の証明》，東京，朝日新聞社1986年3月5日第1版，第225-227页。
[94] 〈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40页。
[95] 〈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92页。
[96] 中文版《拉贝日记》，第599页。
[97] 当时无此人，据此名之字音还原应为“天谷”。1月9日起，日军天谷支队（支队长为第十一师团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少将）取代第十六师团警卫南京，故此处之“麻生”，当为天谷，即天谷直次郎。
[98] “本后”应为“本乡”，即前引上村利道所说与美领事打交道的本乡忠夫少佐。
[99] 中文版《拉贝日记》，第600-601页。
[100] 板仓由明曾提出质疑，认为“在当时的国际都市上海，日本军不具有阻止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文的权限。”（板倉由明著〈“南京大虐殺”の真相（続）——ティパ—リの陰謀〉，《じゅん刊·世界と日本》，内外ニュ—ス社，1984年6月15日号。）洞富雄据松井石根日记所记予以驳斥。（11月28日日记谓：“此日，在共同租界的支那政府的电报局、新闻检查所及海关等由我官宪接收。”《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誌》，東京，芙蓉書房1985年版，第115页，《南京戦史資料集》版此节被删除。洞富雄驳文见其所著《南京大虐殺の証明》，第41-42页。）板仓由明虽从不认错，但此文未再收入他的论集（板倉由明著《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東京，日本図書刊行会1999年12月8日第1版）。
[101] 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5次印刷版，第157-158页。田伯烈说：他之所以编著此书，目的正在于要将这些受到日方阻拦的信息“公诸世界”。（同上第158页）但北村稔最近撰文，认为当时的对外渠道不仅是电报，还可以通过航空邮路和无线电，如《纽约时报》记者F.Tilman Durdin就通过空邮发回了长篇记事。而且田伯烈报导的要旨，已在1938年1月21日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刊出。因此田伯烈的表现只是国民政府宣传部的“阴谋”。（见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第一部“国民党国際宣傳処と戦時対外戦略”，東京，文藝春秋社2001年11月20日第1版，第25-64页。）北村标榜“实事求是”（用中文原句），最近日本有人著文，指出北村的本质仍是“政治”的。（见山田要一著〈歴史改ざんの新意匠——北村稔“《南京事件》の探究”の実像〉，《人権と教育》341号，東京，社会評論社2002年5月20日，第139-149页。）
[102] 曾根一夫著《南京虐殺と戦争》，東京，泰流社1988年4月24日第2次印刷版，第106页。当时日军当局，对“归还军人”的言行相当注意，比如1941年兵务局长在参谋长会议上专门讲了回归军人“对军风纪不良状况的言过其实地夸大，虽非恶意，但逐渐培养反军反战思想”，故而要特别地予以重视（〈参谋长会同席に於ける兵務局長口演〉，藤原彰編輯、解説《資料日本現代史》1“軍隊内の反戦運動”，東京，大月書店1980年7月25日，第343页。）。但的确有不少日本老兵至今仍严把关口，决不为“皇军”“丢脸”。日本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近年多次采访已届高龄的一位侵滇老兵（当时为中尉），该老兵对“慰安妇”绝口否认，说从未听说有此等事，但在某次谈及其他话题时，这位老中尉不经意地说了这样一段话：“部队发给避孕套，但连武器弹药和食物都无法补充时，避孕套自然也无法分发了，士兵们只能把用过的避孕套洗净凉干，为了再次使用。”山田在此句之后不无揶揄地说：“这就是不知道‘从军慰安妇’，但给官兵们‘分发避孕套’的意味。”（山田正行著《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戦争——戦中期中国雲南省滇西地区の心理歴史研究》，鹿沼市[枥木]，グリ—ンピ—ス出版会2002年5月20日第1版，第103-104页。）
[103] 《人民評論》，伊藤書店出版，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南京大殘虐事件資料集》第2卷英文資料編，東京，青木書店1986年10月15日第1版，第3-4页。同氏所编《日中战争史资料》版所引同文未书金子廉二之名。（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史資料》9“南京事件”，第7页。）
[104] 小俣行男《侵掠》，转引自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17页。
[105] 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18页。
[106] 今井正剛著〈南京城内の大量殺人〉，猪瀬直樹監修、高梨正樹編《目撃者が語る日中戦争》，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89年11月10日第1版，第58页。今井文初刊于《特集·文藝春秋》1956年12月号。
[107] 松本重治著《上海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5月31日第1版，第675-676页。
[108] 秦郁彦虽不是“大屠杀派”，但他的学院式研究对动摇“虚构派”仍有贡献。日本“大屠杀派”对秦氏也多有肯定，如本多胜一以为，虽然他“对屠杀的定义和人数，在基本上抱有大的疑问”，但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评价”。（本多勝一編《裁かれた南京大虐殺》，東京，晚聲社1989年6月1日第3次印刷版，第5页。）对“虚构派”之名持保留意见，但对南京大屠杀持彻底否定立场的田中正明，对秦氏则批评道：“加登川、秦两氏都没有跨出东京审判史观一步，仅仅是数字上的不同，与屠杀派在本质上能说有什么区别么？”（田中正明著《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第67页。）加登川指加登川幸太郎，在《南京战史》编写成员中列名第一。虽然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南京战史》的基本倾向，但加登川本人的立场还是略有区别，他曾说：“南京12月13日攻占，但留下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污名。”（加登川幸太郎著《中国と日本陸軍》下，東京，圭文社1978年[未注明出版月份]第1版，第201页。）
[109] 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第18、17页。
[110] 日本战败以前军队由地缘组成，目的是以荣辱与共来增强战斗力。“片桐部队”是片桐护郎大佐为联队长的第十六师团步兵第十九旅团所辖的第九联队——京都联队。
[111] 铃木明1972年在日本右翼重镇《诸君！》发表《“南京大屠杀”之谜》，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叫屈，次年同名著作出版，成为七十年代以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浪潮的滥觞。（鈴木明著《“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東京，文藝春秋社1973年3月10日第1版。）近年日本“大屠杀派”已默认“比赛”为在军国主义环境里媒体的编造，但此二人之大量杀人不应有疑问。如在世的“大屠杀派”第一人藤原彰以为：此事“是作为战斗中的勇武传制作的，但可以认为杀过不抵抗的俘虏。”（〈まぼろし派、中間派、大虐殺派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第193页。）作者以为：日本“虚构派”的证明即便属实，也完全不足以动摇战时“百人斩”的记载。详请参拙文〈再论“百人斩”〉，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2] 日本学者津田道夫不同意“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的流行说法，认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总力战”，即所谓“圣战”，“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即使作为和战争领导层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津田道夫著《南京大屠殺与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中文版序言，《百年》，東京，百年雜誌社，1999年5月第3期，第74页。）作者更以为：“日本大众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益者；即使他们同受军国主义之害，这种受害与被侵略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拙文〈中國大陸的日本觀〉，《歷史月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6月号，第46页。）
[113] “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千人针’在后方女性中盛行。在白布或黄布上用红线一人一针绣出千个圆，以这个线头系上五钱或十钱的白铜钱。一般是腰围的形式。系着五钱的意思是‘超过四钱（日语死线的谐音）’，十钱的意思是‘超过九钱（日语苦战的谐音）’。另从‘虎走千里，千里归’出发，由寅年出生的女性，依年龄数缝针数。所谓‘千’的数字也意味着多数，渴望以这些数字，通过多数的合力避危就安。”（原田勝正等編集《日中戦争への道》，東京，講談社1989年10月20日第1版，第270页。）
[114] 石川達三著《生きている兵隊》，昭和戦争文学全集3《果してなき中国戦線》，東京，集英社1965年6月30日第1版，第23、27、78页。此处之江上叙述，与不少日军官兵日记的记载一致。
[115] 转引自田中正明著《南京事件の総括》第六章“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之十四，東京，謙光社1987年7月10日第2版，第226页。
[116] 《活着的士兵》很早就受到日本左翼知识人的批判，认为它对侵略战争“没有批判”，与“盲目迎合”侵略战争的“侵略文学”“帝国主义战争文学”没有本质区别（小田切秀雄著〈《生きている兵隊》批判——戦争と知識人の一つの場合〉，東京，《新日本文学》1946年3月号[創刊号]，第23-31页。）。但从“传信”的角度讲，石川的“自然主义”态度，反而使他的作品更近于真。
[117] 矢内原忠雄原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因内务省警保局审出他的〈国家的理想〉（《中央公论》1937年9月号）有“反战”思想，续而审出《民族与和平》（岩波书店1936年6月）有“反战”思想，不仅加以禁止，并要求文部省予以处罚，是故他在1937年12月辞去教职。（〈筆祸の矢内原教授辭表を提出〉，讀賣新聞社編輯局編《支那事變實記》第5輯，第12页。此书未注明出版地和出版时间，但从卷首陆军省报道部长马渊逸雄在序中所说“支那事变爆发以来四年有余”看，出版时间当在1941年。）
[118] 《嘉信》第三卷第一号，转引自《南京事件を考ぇる》，第3-4页。
[119] 〈木佐木久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31页。
[120] 〈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11页。
[121] 〈前田吉彦少尉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68页。
[122] 〈折田護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48-449页。
[123] 水谷荘著〈戦塵〉，《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03页。
[124] 《被隐藏的联队史》中记载的凌辱妇女的场面（下里正樹編著《隠された聯隊史——“20i”下級士兵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実相》“婦女凌辱現場の記録”，東京，青木書店1987年12月16日第2次印刷版，第55-57页），取材于东史郎的“阵中日记”。东史郎在日记体的《我们南京小分队》中也有不少记录（東史郎著《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10月10日、11月25日、12月21日条，東京，青木書店1996年10月25日新装第1版[初版为1987年]，第41-43、61-64、112-113页，此书是以后出版的《东史郎日记》的部分，但在系日等方面颇有异同），其中21日所记是作者本人凌辱的自供。1987年此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右翼的围攻，近年著名的“东史郎审判”即为围绕此书的折冲。日本左翼学者、“大屠杀”派对此书亦多持“冷淡”的态度。《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出版后，承东氏惠赠，作者尝与多种史料对勘，以为虽然确有“可疑”之处，但大体可以传信。此书之日文版几经周折，终于于去年由熊本出版文化会馆出版。已公开的日军官兵日记为什么较少强奸等记载，东史郎的遭遇提供了一个有认识意义的例子。
[125] 曾根一夫著《続私記南京虐殺——戦史にのらない戦争の話》，東京，彩流社1984年12月10日第1版，第60页。
[126] 〈牧原信夫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13页。
[127] 井口和起等編《南京事件 京都師団関係資料集》，東京，青木書店1989年12月5日第1版，第72页。
[128] 在第三节中已引证了日本当时所做的“与现实不符”的宣传，可日本总有人喜欢说中国的宣传，如前引北村稔近著第一章即大谈“国民党的国际宣传”（见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第一部“国民党国際宣傳処と戦時対外戦略”，第25-64页）。其实这种倒打一耙由来已久，战时日本就有如下的代表性说法：“此次事变后，（中国政府）加快了弥漫的国际宣传，对日本极度中伤以求第三国的同情支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中支に於ける教育、思想、宗教、宣傳、外國勢力”に關する調查報書》第四篇“宣傳”，參謀本部1940年4月[无日期]，第168-169页。原书未注明出版地，仅在扉页有一印刷贴条，说明委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查云云。）
[129] 〈中島今朝吾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333页。
[130] 大井满著《仕組まれた“南京大虐殺”——攻略作戦の全貌とマスコミ報道の怖さ》，第297页。
[131] 〈まぼろし派、中間派、大虐殺派三派合同大ァンケ—ト〉，第179页。
[132] 板倉由明著《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第287页。
[133] 〈支那事变当初六ヵ月間の戦鬪〉“三二、关于清除下关附近的尸体”，《南京戦史資料集》，第760页。洞富雄认为：“不论从日期也好，场所也好，角证言和鲁甦的证言都是关于同一事件的好解答。”（洞富雄著《南京大虐殺の証明》，第324页。）吉田裕也持同样看法。（吉田裕著《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東京，青木書店1986年第1版，第166页。）
[134] 《南京戦史》，第163页。
[135] 《南京戦史資料集》，第764页。
[136] 〈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08页。
[137] 泰山弘道著〈上海戦從軍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27-528页。
[138] 松井石根12月20日日记也有：“朝10点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的下关，此附近仍是狼籍之迹，尸体等仍尽其遗弃，今后必须清理。”（〈松井石根大將戦陣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1-22页。）松井的记录也是一有力证明，此处考虑到角氏与松井的关系而可能有的同源性，为避免——从最谨慎的角度说——循环证明，仅将松井的日记附录备查，而不作为证据。
[139] 〈“角証言”の信慿性について〉，《南京戦史資料集》，第764页。
[140] 《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都丁在12月18日的报道中说：“日本军占领下关，对守备队进行了大量的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沙囊之间，形成了高六英尺（feet）的冢。到15日深夜日本军仍没有清理尸体，而且二日间军车来往频繁，在尸体、犬马的尸骸上碾压着行进。”（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史資料》9“南京事件”，第283页。）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虽是对南京大屠杀质疑的第一部专书，但在他的访谈中，却有一条可证此事的重要口述，即当时随军的藤井慎一（电影《南京》的录音技师）所说的：“挹江门附近有大量的尸体，在尸体上架着木版，上面可以通汽车。”（鈴木明著《“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東京，文藝春秋社1989年5月30日第15次印刷版，第228页。）铃木明采访的时间早在七十年代初，此事尚未成为“问题”，不可能有那种心知肚明的“不谋而合”。所以此条口述可当铁证。
[141] 有关长勇所下命令之说，最早出自前已提及的田中隆吉，徳川义亲也说从藤田勇那里间接听说过此事。（徳川義親著《最後の殿樣》，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版，第172-173页。）现在已很难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142] 有关杀俘令，请参拙文〈日军屠杀令研究〉，北京，《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43] 泰山弘道著〈上海戦從軍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28页。
[144] 泰山弘道著〈上海戦從軍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28-530页。
[145] 泰山弘道著〈上海戦從軍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31页。
[146] “南京事件最新報告”《問題は“捕虜処断”をどう見るか》，東京，《諸君！》，文藝春秋社，2001年2月号，第129页。
[147] 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对这些超龄征召的老兵已深感忧虑：“军纪颓废的根源，在于召集兵。在于高龄的召集兵。”（《田中新一/支那事変記録 其の四》，转引自笠原十九司著《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11月20日第1版，第62页。）
[148] 〈前田吉彦少尉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64页。
[149] 〈牧原信夫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11-512页。
[150] 泰山弘道著〈上海戦從軍日誌〉，《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32页。“八万”之目，在当时似是一个“说法”。如“支那派遣军报道部”所编《南京的战迹和名胜》谓歼敌“八万”。（转引自市來義道編《南京》第七篇第二章“南京攻略史”，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1941年9月1日第1版，第626页。）如刊于1940年的“歌句”集《南京》，收有南京宪兵队分队长堀川静夫大尉的“咏歌”，其中也有“遗弃尸体八万”之语。（转引自《南京事件を考ぇる》，第206页。）〈饭沼守日记〉12月17日条谓：“依今日所判明，南京附近敌人约二十个师，十万人，派遣军各师团击灭之数约五万，海军及第十军击灭之数约三万，约二万散乱，今后击灭数预计仍会增加。”（〈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217页。）
[151] 〈井家又一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76页。
[152] 〈林正明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519页。
[153] 〈井家又一日記〉，《南京戦史資料集》，第479页。
[154] 本多胜一后来说：“我迄今写过各种各样的通讯，但像《中国之旅》连载时所引起的那么强烈而深刻的反应，是从未有过的。”（本多勝一編《裁かれた南京大屠殺》，東京，晚聲社1989年6月1日第3次印刷版，第85页。）
[155] 愛知大学国学樷書1，江口圭一、芝原拓自編《日中戦争従軍日記——一輜重兵の戦場体驗》，東京，法律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25日第1版，第134页。
[156] 《日中戦争従軍日記——一輜重兵の戦場体驗》，第136、137页。
[157] 《日中戦争従軍日記——一輜重兵の戦場体驗》，第137页。
[158] 《南京事件 京都師団関係資料集》，第71页。
[159] 《南京事件 京都師団関係資料集》，第71页。
[160] 南京大虐殺の真相を明らかにする全国聨絡会編《南京大虐殺——日本人への告発》，東京，東方出版1992年9月21日第1版，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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