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46年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撒了什么谎？（二）
来源：北京日报   2016-11-05 09:41:37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 “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两方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时，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

　　驻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们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

　　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季楠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

　　根据1932年颁布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没有开过。

　　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是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是”。

　　但他渐渐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但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裁可”，溥仪在伪满十四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

　　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热情。据他的侄子毓喦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裁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大多数时间，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

　　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

　　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贵人”之死

　　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时“多说一些”。

　　19日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忽然面色悲戚：“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

　　谭玉龄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后，两个人感情甚笃。五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她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后面，他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八个字。

　　谈到谭玉龄的死，溥仪攥起拳头，捶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两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

　　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龄的死源于一场阴谋。

　　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龄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

　　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弟”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浩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龄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亲密的感情让日本人的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龄是可能的。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龄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怨恨的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做一个被迫害者。

　　如果说，谭玉龄的死是个疑案，那么溥仪在庭上讲述的另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

　　溥仪证明，1936年，身为伪满“兴安省省长”的凌升忽然被关东军拘捕。凌升本就与满洲皇室沾亲带故，他的儿子还刚刚与溥仪的四妹订婚，于是，溥仪想要为亲戚求个情。

　　但是，没有人买“皇帝”的账，一个关东军军官甚至威胁“凌升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凌家的儿子退了婚。

　　凌升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处决，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对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略有微词。

　　陈述到此，溥仪松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