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战争认识”：日本人迟迟不愿正视历史？
来源：李伟男   2016-11-30 10:38:57

“战争往往伴随着历史问题的对立而展开”，然而“历史问题的对立”却又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自然消亡。战后的遗留问题、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历史问题的政治化，使战胜国和战败国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歧。

1949年后的中国继承了民国时期对抗战的评价话语，长时间受到“革命史观”的熏陶。而临海的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随着战后思想的改变而不断变换。这种历史认识的差异成为中日两国民众频频产生误解的主因。

丹尼尔·斯奈德在《走进日本》中谈到：“日本的教科书中之所以没有赞美战争的表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输掉了战争’。还有一点，针对战后的日本将如何解释战争这一问题，日本的各种教科书尚未形成共识。”

近年来，日本教科书是怎样书写二战历史的问题始终是中日韩三国争论不休的焦点。日本教科书究竟是怎样书写这段历史的？日本人为什么迟迟不愿正视历史？本期外刊扫描将试图去探究隐藏在日本教科书中的国民历史认识，以及这种历史认识产生的根源。

东京审判

战后日本的历史记忆

整理自: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太平洋戦争を中心として”，《防衛研究所紀要》，2002年2月8日

作者：庄司潤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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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了71年。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很多都已经去世，健在的人也都早早退出了主流舞台。现在的日本，是一个由战后出生的人主导的时代。当人们开始回顾这场战争，才发现所知甚少，又往往争议甚多。那些来自老一辈在战场上、监狱中或是空袭时亲身体验的回忆，因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域差异极大。学院内对于二战的认识来自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史料得出的关于“历史认识”严谨的学问；学院外，普通大众的历史认识大都形成自教育、媒体以及家庭所塑造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共识”。

这三种来源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乃至矛盾的地方。个人回忆往往会被“共识”所淘汰，而受到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本身又大相径庭。1995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为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爆炸的展览。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美国意图将二战后期为减少美军伤亡而投放原子弹的行为正当化，并且在刻意塑造这样的“共识”。这样，那些认为当时并非一定要使用原子弹的人就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共识”。然而在日本，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二战的定义始终没有形成长期一致的“共识”。本文作者以“太平洋战争”为例，来解释战后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战争结束后，日本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认识主要来自“东京审判”。即学者口中常常提到的“东京审判史观”。在长期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东京审判”的结果有着不言自明的权威。1931年的“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行动被看做一部分“军国主义者”“共同谋划”的侵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战胜国强行施加给战败国的历史认识，因此一直深受本国保守派的诟病。“东京审判史观”在联合国总司令部民间情报部的主导下，从1945年底开始在各大报刊新闻中反复出现。并示意出版了《太平洋战争史——从“奉天事变”到无条件投降》一书，将这种史观进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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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东京审判”话语首次遭到冲击。1951年“旧金山和约”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签署，使日本的战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逐渐走出战败国自卑的阴影。在美国的默许下，开始重新塑造自身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观”被引进日本。它认为真正引发战争的并不是所谓的部分“军国主义者”，而是源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是在以天皇制为核心下各方势力较量的结果。

因此，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是殖民地长期被支配民族的解放战争。为此，历史学会编纂了新的《太平洋战争史》（东洋经济新报社、全五卷）。其中代表作是远山茂树主编的《昭和史》，受当时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影响，这本书在提到“太平洋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同时，还强调日本大多数的国民都是受害者。

1955年后，日本在实现政治独立、经济复兴的背景下，左右两派都开始流露出对美国厌恶的情绪，这种情绪自然转移到历史认识上。保守派代表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宣扬太平洋战争是自佩里叩关以来致力于亚洲解放事业的日本最重要的战争，应该积极肯定。这一观点成为保守派历史观的典型，被继承下来。“美日安保条约”签订后，日本摆脱了长期对美的从属地位。进步派认为必须克服美军占领时期实行的“伪民主化”，在反美基调下批判的色彩很重。对进步派思想转变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后，美国用来紧紧拴住日本的绳索终于松动。

次年，鹤见俊辅将‘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三场战争统称作“十五年战争”（实际上是13年零11个月）。这便是在日本广为人知的“15年战争论”，将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战争视为侵略战争，谴责日本自身在亚洲犯下的种种暴行，质疑包括治安维持法在内的战前及战时的日本国家体制。将太平洋战争看成是以中国为核心反抗亚洲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最终亚洲人民取得胜利的战争。而战后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是对战争反思不足的产物。将太平洋战争以及之后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等战后体制都作为批判的对象。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牺牲者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英灵”，只是为这场侵略战争付出理应的代价。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作有本多胜一《中国之旅》（1972年），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的残暴行为；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1981），记录了日本对中国人民的伤害。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周福菊，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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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以后，随着各国关于二战的史料不断被公开，史学研究方法也不断被细化，日本本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先后发生了美国对越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重大政治事件，对日本人的历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苏、中作为战胜国在经历这些政治事件后，曾经口中的“正义”在用在自身时便显得暧昧不清。这一时期的日本，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纷争逐渐被搁置，冷静的“实证主义”研究初露头角。

真正使“日本人的战争认识”这一问题“国际化”的是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据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称，在日本最新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中，“侵略”被“进出”这样的中性词所取代。中国和韩国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抗议，当时在日本对这种修正同样存在批判的声音。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之后，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了时常引爆中日韩三国外交关系的火药桶。

但是据考证，当时日本媒体的这一报道实为误报，尽管如此，在台湾和韩国仍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虽说这是一次因“乌龙”事件引发的民族主义争端，但却是当时中日韩三国潜在政治矛盾的一种集中爆发。

川岛真在谈到中日韩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被称之为‘背诵科目’的社会课，往往在考试结束后，其内容就会忘到九霄云外。可是即便如此，教科书的记述依然备受关注，由于还受到教科书审定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其表述会被人看作是该国或该地区（公认）的‘正确’认识。”

韩国抗议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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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内阁对于“停战协议”的历史认识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期间发生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再此之前，内阁往往会受到“遗族会”势力的影响，而且这方面的认识往往还要牵涉到战后家属的补偿问题，因此为规避麻烦，以往内阁从未明确提及过日本是“侵略”。1973年的田中角荣内阁期间，对外宣称“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是否是侵略的问题，要留给后世的史家们来评判。”采取了政治家惯用的打太极手法，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82年，中曾根康弘任期内承认“国际上对于侵略的强烈批判是事实，政府应该对此有全面的认识。”1985年中曾根又进一步提到“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是错误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层面承认“日中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在这之后的内阁也一直没有明确否认“侵略”这一说法。

同样，在1989年竹下登内阁期间，做了更为细致的陈述“我们的国家在过去发动的那场战争，给领国和它的国民们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种侵略行径是无法否认的。”但事实上，日本政客的言论往往会将当时的国内高层政治局势作为参考，与党争和竞选密切相关。因此他们言论的可靠程度往往备受质疑。比如，一惯被视为对华温和派的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问北京期间，当提到二战时只说是“给中国增添了麻烦”，这种回答很日式，也很微妙。1984年裕仁天皇在接见韩国总统金斗焕时，对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历史仅表示“遗憾”，引起韩方不满。1985年，中曾根康弘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日本战后的历史认识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成为日本东北亚外交关系的长期困扰。一些人士希望国会能够就战后的历史认识通过一个明确的决议，在统一对外口径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直到1995年，这一战后遗留问题已经拖了50年，人们认为是时候该给出答案了。这一年，国会提出了“不战决议”，

“本院在战后50年之际，向全世界因这场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表达最诚挚的追悼。对世界近代史上诸殖民地的支配和侵略行为作出反思，对我国过去曾给别国民众带来的苦痛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将重新反思过去对于这场战争错误的历史认识，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决心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和平建设中。”

然而，这一决议在众议院最终投票中，由于新进党和共产党的缺席，以及赞同党派内部出现分裂，最终因赞同票数未过半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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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自然地将战后的日本与德国进行比较。认为同样作为战败国，德国与日本对于二战的历史认识，却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各国对此也有着不完全相同的阐释。日本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径产生了强烈的加害者意识。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加害者的意识十分稀薄，而受害者的意识却很强烈。”一方面源于太平洋战争的多面性。

日本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源于“佩里叩关”，自此以后，美国人曾“用强力打开日本国门”的印象逐渐根深蒂固。这让日本人很容易的相信这场战争是日美双方共同的责任。至于战争后期的苏联对日作战，则被看做是苏联单方打破“日苏中立条约”的表现。苏联对在满洲的日军进行了十分残酷的打击，战争结束后苏军将日本战俘拘役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这些都强化了日本的被害者意识。而在东南亚地区的战争则被看成是与其宗主国英国、荷兰的纷争，并非针对当地的居民。尽管日方承认“南京大屠杀”以及对朝鲜和台湾的殖民统治，却认为这些都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关。

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7年的日中战争以及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在中国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来作评判。而在日本，它们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刻意地区分开来。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被看成亚洲内部战争，在亚洲战场上同欧美展开的是“人种战争”，与苏联则是“意识形态之争”，除此之外还有“自存自卫”、“亚洲解放”等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对日本本国国民的舆论调查中，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占52%，认为“资源匮乏而不得已向他国采取军事行动，为了生存而战”的占45%，认为“太平洋战争美日双方都有责任”的占56%。

日德之间存在着主体选择的差异。日本认为，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当时的国民对政策决定的积极赞同和强烈支持不同，日本在发动战争时，大部分的国民在当时环境下只有顺从，却要承担起战争时期不断的空袭以及原子弹攻击这样的后果。普通的日本民众无法接受，受害者意识油然而生。对于德国来说，纳粹以及支持纳粹上台的德国民众理应承担战争全责，而日本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旧日本军，特别是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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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的“政治化”是中日韩之间始终无法解开心结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不战决议”还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旦涉及到宪法、防卫以及和平运动，都很难做到单纯的学术探讨。学院里的先生们批判“日本的宪法解释总是受历史认识的影响，一旦出现思想分歧，常常被国内的政治形势所绑架，根本就不存在严谨的历史意义上的探讨。”

政治家们为了向国民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提出要多宣扬日本历史光荣积极的一面，对这种历史污点要加以回避甚至予以抹除，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历史包袱。原东京大学校长，历史学者林健太郎对这种行为评价尖锐“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就必须要加以批判，连自己的错误都不能承认，那不是‘自虐’，而是‘自卑’。”

总而言之，冷静、谦虚的认识历史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无论结论多么令人难以接受，都是日本当前这一代人的不得不去承担的使命。

日美教科书中的太平洋战争

整理自: “日本とアメリカの教科書では、太平洋戦争をどう教えているか？”，《大統領》，2015年8月31日号

作者：東洋哲学研究所研究員 大島京子

图解：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一种

2015年的夏天，迎来了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年人们对“太平洋战争”的关注日益升温。曾经的交战双方——日本和美国，在美日全方位交好的今天，它们各自是怎样评价这场战争的？这篇短文将以两国的历史教科书为线索，希望能找到答案。很多人在被问及有关“历史”的问题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去想，这个问题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怎样讲的，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教科书塑造了普通大众最基本的历史认识。教科书中所书写的历史，也往往被当做常识。在学校教育中，每每涉及到各自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意味着他要肩负着传达政治正确的重任。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分别记述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观”，若非亲身处在全球商业和社交聚会中，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否则自身很难会发现这一点。

将全美国订购数量最多的“American Pageant”、“American Odyssey”与《详说日本史》中对太平洋战争的描绘进行比较。

对于珍珠港事件，“American Pageant”的描述是：

……与中国陷入4年以上苦战的战争发动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美国强烈要求日方退出中国而感到失去面子。是继续征服还是投降，他们最终选择了继续战斗……日本政府表现出想与华盛顿进行交涉的意图，以此来延长备战时间。1941年12月7日“黑暗星期天”的上午，从航空母舰飞来的日本战斗机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袭击了珍珠港。罗斯福在国会发言中强调，那一天是“永生难忘的耻辱之日”。日本的突袭取得了短暂的优势……然而，也是这场突袭，激励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振奋、团结。

“American Odyssey”中写道：

日本的总部随后承认批准了山本五十六的袭击美国领土的计划……然而山本自身对于日本与美国进行长期战争并不乐观。他预言到“对英美的战争在头半年或一年会看起来势如破竹，连连取胜。然而2年、3年、长时间之后，并不能保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没有任何警告，日本突如其来的战斗机的出现划破了夏威夷澄澈的天空，死亡骤然而至……日军击毁了包括5艘战列舰在内的舰艇共19艘，飞机188架。2300多美国人被杀。这是美军史上受到外国军队打击最严重的一场战役。

日本教科书《详说日本史》中是这样描述的：

美国方面的建议……对我国做了最后通告，要求我军撤退并恢复到满洲事变之前的状态。谈判变得绝望。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已经断言对美的交涉不会成功，做出了对英美开战的最终决定。12月8日，日本陆军在英属的马来半岛闪电登陆，海军在夏威夷珍珠港进行突袭。日本发布向美、英宣战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的一环——太平洋战争爆发。

对于“太平洋战争”，美国教科书中认为珍珠港事件是完全没有预兆的，日本单方面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在日本教科书中却被看做是预期之内的事件。美国的想法是，日本对准的是英国占领的马来半岛，以及美国占领的菲律宾。

与罗列史实、枯燥无味的日本教科书不同，美国教科书通常会引用政治家的名言。为了营造历史亲历感，也会出现大量的文学性描述。经调查发现，这种做法被广泛用在全美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美国的教材通常都是A4纸大小，近1000页的大部头著作。大部分都只记述殖民地结束后的400年的历史。与之相对，日本的标准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山川出版社）则是B5纸大小，只有440页，从原始到现在的全部历史都有涉及。

与日本相比，美国并没有全国通用的课程大纲或教材授权制度。各教科书出版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编辑。为了让更多的州和学区选择自己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出版社都会选择最大公约数的描述，选择认可程度最高的说法。美国的教科书会在争议性大的历史事件上做出标记。为了在历史教学中考察学生的批判和评价能力，方便师生对这一问题做讨论。例如关于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会提示此篇文章记述的是沿袭政府官方立场的说法“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目的”。教科书中同时还会提供一些与此观点尖锐对立的批判观点作为讨论的素材。

日本的教科书中一定会给出一个是非判断，例如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教科书则强调这是非人道的行为，致使很多日本人都产生了许多美国人都赞成在日投原子弹行为的根深蒂固的印象。而美国人往往觉得，教科书承担着促进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的职责。尽管存在着历史认识的差异，但也存在着共通的部分。例如集中关注人权、和平等普世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全球化时代历史教育的重要视角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