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控诉日本天皇
来源：水煮历史 北平老赵    2017-02-07 11:21:06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始。8月16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举证。当被问到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出庭作证

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1949年二三月间，钱三强准备趁去巴黎出席4月份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留学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有关核物理的仪器和书籍。当时这需要大约20万美元。事情反映到中共中央之后，他就有些后悔，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用钱之处甚多。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即接到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面谈时，李维汉对他说，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可以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并告知这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准的，还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但当他拿到潮湿并带有霉味的美钞时，他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核物理研究的重视。钱三强虽然拿到了钱，却由于法国方面不给签证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了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

抗美援朝中与彭德怀等合影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曾同几名被俘的美军官兵进行过一次谈话。洪学智见到五名被俘官兵后，对他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放下武器的美军被俘人员实行宽待政策：不杀、不辱，允许保留私人财物，有伤有病及时给予治疗。你们不必有顾虑，说说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看法。”被俘的一名美军连长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是打仗的专家。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宽待。说实在的，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宽待政策’，副司令员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听到这里，洪学智笑着反问他：“为什么说我们是打仗的专家？”被俘的美军连长说：“仗，没有像你们这样打的。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摆好，开炮猛轰，接着飞机来炸，然后步兵上去。可是你们打仗却打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我们打仗从来不是这样打的。”洪学智坦诚地告诉他：“你们打仗是搞平推；我们则视敌情的不同，（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穿插、迂回、包抄。”听到这里，被俘的美军连长恍然大悟地说：“我们不熟悉你们这种打法。你们的打法使我们很头痛，我们伤透了脑筋。我们打仗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成群结队地出动；白天打仗，晚上休息。你们的士兵很勇敢，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你们是晚上也打，搞得我们坐卧不安，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了。”洪学智告诉美国被俘官兵：“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我们打仗，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武器装备虽不如人，却能克敌制胜，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