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不同在哪儿？
来源：搜狐   2017-08-09 14:49:00

　　1946年，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东京审判的法庭现场。

　　“东京审判法庭就像一个三流的纽伦堡秀。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布置上，暗色的背板、装饰用的菊花、为媒体摄像专门设置的区域。照明用的弧光灯看上去像是好莱坞电影首映。纽伦堡法庭的装饰要简单的多，但是气场更为庄严。纽伦堡有种瓦格纳歌剧的氛围，而东京审判法庭更像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

　　在历史上，关于东京审判的记录比纽伦堡审判的记录要少得多。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在1947年就出版了英语和法语双语版本，而东京审判的审判全文直到1977年之前都只有油印版。

　　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开始持续到1946年，是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首要战犯进行的数10次审判。

　　纽伦堡审判对包括戈林在内的24名纳粹独裁主要人物进行了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还对7个组织机构进行了审判。在大规模后续审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业集团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还有各行各业不计其数可能与纳粹有关的普通人在审判台上接受审问。

　　纽伦堡审判的三大罪状包括了“普通战争罪”以及首次提出的“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东京审判沿用了纽伦堡审判中的罪状。

　　根据百度文库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最初有28名被告被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全部都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其中有两人在审讯期间自然死亡，一人送往精神病院。

　　在最终接受审判的25人里，有7人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被处死刑，16人被判终身监禁，2人被判有期徒刑。主要获罪都属于“破坏和平罪”，虽然审判中列出了南京大屠杀，但没有一名被告被判“危害人类罪”。

　　与纽伦堡审判时法庭组成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平等原则不同，东京审判的11个法官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同盟国政府中挑选的。

　　最终麦克阿瑟任命了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为东京法庭庭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为检察长。在此前的纽伦堡审判中，除了对纳粹军官的审判，还有对协助纳粹的机构和商人的审判。而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当时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国内的财阀协助了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因此没有对任何商人和机构进行起诉。

　　这也在侧面上反映出了东京审判在搜集证据上所面临的问题。纳粹德国战败的时候，苏联和美军在德国境内快速推进，德军来不及销毁文件和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成了纽伦堡审判中的铁证。在犹太集中营，盟军发现了焚尸炉中尚未被处理完毕的遗骸，解救了一批幸存者，这些都成为了人证和物证。

　　而日本在从1945年投降到由盟军正式接管期间，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文件和档案，包括日本天皇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皇军、海军、战俘营、政府部门销毁了大量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的文件，包括“慰安妇”制度的资料。

　　有可能被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军官也得到了各种建议，有的人甚至提前就跑路了。为了搜集证据，中国检查组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百度文库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就记录了审判当时的证词原稿。

　　溥仪在东京审判中作证从最终的审判结果上，东京审判判定了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在庭审中列举出了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残忍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和纽伦堡审判一起，东京审判肯定了惩罚侵略战争罪犯的原则、提出了“危害人类罪”，这些都开了国际法上先河，为此后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是，如前所述，东京审判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美国主导、美苏冷战开始、审判主要针对亚太战场而非欧洲战场，严重局限了审判的范围，从而为日本政府和民间在战后对二战的认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