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东京审判对25名甲级战犯定罪之后,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当年12月,7名战犯被执行了绞刑之后,麦克阿瑟就释放了大量作为甲级战犯被羁押的日本人。其中就包括了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爷爷岸信介。
百度文库发布的“A级战犯通缉令”显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在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死的第二天就被释放了。他曾在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担任过三年多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于1979年8月获联合国和平奖,还在1980年3月任日中研究会顾问。
岸信介听从土肥原贤二之令,在二战期间负责搜刮中国奇珍异宝的黑社会头目儿玉誉义夫则与威洛比达成了交易。儿玉誉义夫通过给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一亿美元的经费来换取自由,并且免受任何有关战争犯罪的起诉。儿玉誉义夫后来成为自民党创始人之一,还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正式工作人员。
而美国当时的这些决定都因为一个原因——冷战。当时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对峙加剧,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需要把日本设定为美国的盟友,以共同对抗苏联。而杜鲁门认为如果再继续对战犯进行起诉审判,则很难与日本达成盟友关系。
1951年,在绕过中国之后,美国与其他47个二战战胜国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杜鲁门完全赦免了当时没有在服役中的日本战犯。据美国司法部门的特别调查办公室估计,从美国1949年停止对战犯的起诉之后,至少有数千名战犯逃过了起诉审判。
除此之外,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性奴役和“慰安妇”问题也是严重忽视。虽然东京审判认为几名被告犯有战争罪,包括强奸,但是对于日本军队在亚洲进行的“慰安妇”系统化性奴却采取了沉默态度。
尼古拉·亨利在《作为集体记忆的沉默:性暴力与东京审判》一文中指出,除了性别政治、受害人主要是亚洲人之外,对“慰安妇”系统的忽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京审判强调的是对最高层政治精英的起诉,因而绕开了受害者个人的遭遇。
在开始审判之前,东京法庭的检察长季南就发表了新闻声明,表示是时候“给侵略战争的推动者剥去民族英雄的光环”。而与“破坏和平罪”相比,“普通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不够政治化,因此在东京审判中仅仅起到了次要地位。
东京审判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从法官人选的任命到决定哪些人受到审判,政治因素在其中都起到了极大的干扰作用。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对日本的策略直接影响了东京审判的维度,并对此后日本对二战历史模棱两可的看法埋下了伏笔。简言之,东京审判是“不彻底”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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