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重要一页：庭审中确认了南京大屠杀（中）
来源：趣历史   2017-08-12 10:52:52

　　当被问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妇女的所作所为时，贝茨回答道:“这是发生在南京所有事件中最野蛮、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在我三个最近的邻居家中，妇女被强奸，包括大学教师的妻子。我五次在不同的场合遇见日本兵正在强奸妇女，并把她们拖走……。我个人非常保守的估计，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就有8000起强奸案。日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拉贝向当局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事认为发生了不下两万起强奸案。从早到晚，一队队日本兵，通常是15一20人在城里游荡，(但主要在安全区内，因为大多数难民聚集在那里)挨家挨户的搜寻妇女。因为我自己差点丧命，所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发生在金陵大学的强奸案。日本军官也参与了强奸。强奸既发生在白天，也发生在夜晚，许多就发生在路边。我的一个朋友目睹了在南京神学院操场上17名日本兵轮奸一名妇女。我不想重复与这些强奸案有关的虐待狂和不正常的举止，但我要说的是，仅在金陵大学就有一名9岁的小姑娘和一名76岁的祖母被强奸。”⒁

　　贝茨教授还就日军在南京的烧、抢行为在法庭上作证，并说明他是如何将这些暴行向日本使馆报告的。他说：“在前三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到日本使馆提交有关日军前一天暴行的书面报告或信件，并经常同日本使馆官员面谈，包括福田领事和田中副领事。这些官员除了将这些信件通过上海转交东京外，其他也无能为力。”⒂贝茨教授肯定他们写给日本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被转送到了东京外务省，他说：“我看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 Crew)发给美国驻南京使馆的电报，该电报详细地提到了这些报告，并说格鲁同日本官员，包括广田外相讨论过这些报告。”⒃

　　前日军参谋次长，和前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也作为诉方证人出庭，就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证。前者证实了日军在攻打上海时就制定了攻占南京的计划，并于1938年6-7月制定了占领汉口的计划;后者证实了其在上海期间，“收到了外交使团和新闻界有关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的报告，”但他“没有核实这些报告，只是将这些报告的摘要寄往东京外务省，收信人为外相。”⒄

　　1946年8月15日，马吉(Magee)牧师出庭作证。马吉于190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后又在隶属哈佛大学的圣公会神学院学习。1912一1940年在南京圣公会任牧师。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不仅用摄像机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几乎每天以给其妻子写信的方式，写了大量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及他每天的经历和感受。由于在法庭上辩方律师不许他宣读这些日记，因此，他简述了日记的主要内容。在谈到日军屠杀暴行时，马吉说道：“日军有组织地屠杀了许多人，到处都躺着尸体。我遇见了一队队被带去屠杀的人，这些人主要是被步枪和机枪打死的。我们也听说过不少人是被刺刀屠杀的。”他进一步说道:"12月14日我遇到两队中国平民，他们4人一组被捆在一起，至少有1000人被押走枪杀。12月16日有1000多平民被带到江边枪杀，其中包括14名我们的教民和一名中国牧师15岁的儿子。”⒅他还描述了他本人和另一名美国人及一名俄国人目睹的一次屠杀。“一名穿着长丝袍的中国人在我们所住的房子前的一条街道上行走，两个日本兵对他喊叫，他吓坏了，加快步伐想逃走。他以为拐过竹篱笆有个出口，但实际没有。日本兵走到他面前，大约在5码远的地方向他的脸部开枪，他被杀死了。这两个日本兵说笑着，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继续抽着烟，就象刚杀死一只野鸭一样，然后继续走路。”马吉还作证说，有一次他到下关去，看到江堤上有数百具平民的尸体堆在一起，许多被烧焦。在下关的一条街上，由于堆满了平民的尸体而无法通过。此外，马吉还拍到了一些妇女在街上跪在日本兵面前，请求日本兵释放她们即将被带走的男人，但日本兵毫不理会的镜头。⒆

　　马吉牧师还陈述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强奸案，包括发生在城南新路口7号一家11口人被杀，3人被强奸;一名10岁女童在12月20日被强奸;1938年2月1日，一名15岁的女孩被日本兵强奸6次;一名40多岁的寡妇被强奸18次;一名77岁的老太太两次被强奸;一名80岁的老太太在日本兵企图强奸她时说：“我太老了。”而被日本兵杀死。马吉还提到，一名日本军官碰到一名正在强奸妇女的日本兵时，仅打了这个日本兵一个耳光。他本人向日本哨兵报告强奸案时，他们仅大笑而已。⒇

　　二、诉方律师在法庭上宣读的证词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证人未能亲临法庭作证，但他们还是写下了一篇篇证词，并签名作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诉方律师共宣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词17份。

　　诉方律师宣读的第一份证词是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Smythe)于1946年6月7日写于南京的。斯迈思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南京金陵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自那时起一直在金大任教。斯迈思在证词里写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在宁海路5号办公，他和拉贝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日军占领南京后，我们不得不就日军的种种暴行进行抗议。通常由我起草抗议信，拉贝建议由于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由他和我轮流签名。在日军占领南京后6个星期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两份抗议书，一份由拉贝或是我自己亲自面交日本使馆，一份由信使送交日本使馆。在抗议书起草和送交日本人之前，我都尽一切努力使得报告准确，只要可能，我都要同调查案件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代表面谈，我只是将那些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报告记下，并转交给日本人。这些文件的抄件后来存档于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些报告和信件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日本使馆的其它信件后由徐淑希准确地编辑出版。在拉贝和我每天同日本使馆官员的会面中，他们从未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他们不断地保证要采取措施，但直到1938年2月，局势并没有什么改观。”(21)

　　接着是费区(Fitch)的证词。费区1883年1月27日出生于中国苏州。从1909年至1945年12月作为青年基督教协会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在中国工作。1945年12月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地区副主任。他在日军占领南京时留在南京，并任安全区主任。东京审判时他前往东京准备出庭作证，在东京等了一个月，后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需要不得不返回中国河南。但他留下了当年的日记摘抄作为证词。他写道:“数百名无辜的百姓当着你的面被抓去枪毙或当练刺杀的靶子，你不得不听那阵阵杀死他们的枪声。任何人只要跑开就被打死，这已成为一个规律。当时我们正在军政部附近，数以百计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许多无辜的平民被处死。12月15日我看见约1300名穿着平民服装的人从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被抓走，他们100人一组地被捆在一起。尽管我向日本军官表示抗议，他们还是被带走枪毙。1937年12月22日在我办公室东边的一个水塘里看见了约50具身穿平民服装的尸体。他们双手被反捆，有一具尸体的头被砍掉一半，后来我又看到数具类似的尸体。他们大多数为男子，也有妇女。”(22)费区还在日记中描述了12月20日日本兵用卡车运送从太平路商店里抢来的商品，然后放火将商店烧毁。那一夜他看到14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