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亲历者回忆：东京审判的真相（上）
来源：趣历史   2017-08-12 16:27:18

　　高文彬仍然保持着老派上海文人的作风，接受记者采访时穿着整洁的衬衫，头发也一丝不乱。他找出一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提供给记者做参考，依稀可见他当年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做秘书时的风格。“很可惜，当年我从日本带回国的很多资料和照片，现在都找不到了。”时年25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翻译和秘书，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现在他却成了在世的唯一一位亲历东京大审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历时2年零6个月，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又称“东京审判”。这期间，法庭公开开庭800余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书面证据共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读完毕。

　　颇为遗憾的是，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经历，当年的主要几位见证者——向哲浚、梅汝璈、倪征(日奥)等，都未曾留下回忆录。而经历了二十余载磨难的高文彬，虽然也曾想写一本回忆录，但几年前的一场大病也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如今，高文彬关于东京审判的片断回忆已成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涩谷原来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址，法庭是在一个小高地上，来往车辆要从下面花几分钟开上去，上面是一大块平地。进门口有一个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土堆，土堆中间竖立着一块木制的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花园后面是一座大楼，这里原来曾是日军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法庭后面宽敞的地区是练兵场，盟军在这里进行射击训练或者马队训练等。

　　3楼是各个国家检察官的办公室，我就在3楼办公，2楼是法官们的办公室，原则上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不能接触。向先生的办公室是一大间一小间，我跟朱庆儒秘书在外面大间，向先生在里面小间。朱庆儒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派来的，不懂英语，也帮不了多大忙，向先生外出或在下面出庭时，我必须守在办公室接收文件、处理公务等，所以一般上午10点以前我不能离开办公室。只有空闲时，我才找机会下去旁听。

　　审判大厅在大楼一层，是由以前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改建的。大厅呈方形，法官席和被告席遥遥相对。法官席有上下两排:前面是书记员或秘书，上面一排是法官席，当中是审判长韦伯，右边是美国法官，左边是英国法官，再其次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对这个安排表示不满，因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的牺牲最大、人员伤亡最大、财产损失最大、历时最久，所以把中国放在英国旁边是不合理的，他甚至以脱法官袍退庭来“威胁”。这样僵持了大概1个多小时，韦伯最后还是妥协了，决定按照投降书签字顺序排定法官位置。这样，坐在庭长左边第一位的便是梅汝璈。

　　26位被告战犯分成两行坐在法庭的另一边，辩护人席在他们的下面。第一天开庭时，那个鼓吹对外侵略的日本理论家大川周明，坐在东条英机的后面，第一天开庭大川使劲在东条的光头上“啪”一下子。东条回过看他，只好苦笑。大川周明还要打第二下，被站在最后的美国宪兵拉住。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有大川周明一个人在“耍”。结果他被送到美国的医院里检查，当时的结论是他精神不正常，不接受审判。本来是28个被告，两个死在监狱里，一个装疯的，实际上受审的只有25个。审判结束后，大川周明还自鸣得意地说自己没有疯，他是装疯的，法院被他骗了。

　　检察官与翻译们，都坐在法官与被告之间的区域里。他们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讲台，讲台上有红色和蓝色两种指示灯，显示为蓝色的时候停下来，显示为红灯时可以发言。这里还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审判东条英机时，东条的儿子、妻子都出席旁听。这一块也对普通的日本民众开放。国际法庭在门口有一间小屋，日本民众都可以到那里领取旁听券。

　　每天开庭时，11个国家的法官排队到场。法庭进门处有一个司仪官，法官们来之前，他会高声喊:“All personnel stand up”——所有人站起来;法官们坐好后，他又喊“All personnel be seated”。我后来看了那部电影《东京大审判》，里面的人说“Please stand up”，“Please sit down”，这并不是法庭上的语言。所以后来有人来采访我，我说他们应该先来了解一下，法庭上用的词都是专门规定的，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国际检察官的台子是一条长桌，两边可以坐七八个人。检察官与法官不同，不必每天都到，只有审到与自己国家有关的部分时才需要出席。但是法官必须每天都要出庭，比如审到中国部分时，新西兰法官其实完全与它无关，但他也必须出席。为了防止拍照时的强光刺激，很多法官出庭时都戴一副黑眼镜，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保护”，外人也看不到他们是否闭着眼睛。还有的法官有时低头在纸头上写写画画，也算是一种休息和消遣吧。

　　和法官们一样，全体被告每天都要出席。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将这些被告从关押他们的巢鸭监狱中提出，用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国军用吉普押送。军车的车窗蒙着黑布，外面完全不可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

　　对于这场审判，当时中国政府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所以明显准备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只有13位，相比之下苏联派了70多位，美国的更多。而审判一开始，最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是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来提出控告;而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定被告是无罪的，然后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所以在英美法中证据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东京审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机构的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每一位被告除了他自己聘请的几名日本籍律师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为每个被告配了一位美国律师，理由是这些被告不懂英美法。这些美国律师大多都比较有名，虽然法庭付他们的钱并不多，但这些日本战犯大都属于日本高层，家里面很有钱，所以这些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表现得也很敬业，拼命为他们辩护。辩护团一共有100多名日本律师，再加上近40位美国律师，以20多名被告而拥有一百数十名的辩护律师，这不但是纽伦堡法庭没有的，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何审判中所罕见的。由他们组成的庞大的国际辩护团，使得法庭的审理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对抗，也使我们中国代表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