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中国如何参与东京审判（中）
来源：彭拜新闻   2017-08-15 15:35:42

　　二、日本的血债从何时算起?哪些人才是甲级战犯?

　　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起诉检察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各自独立工作。在开庭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有人认为，应当从1941年12月7日算起，因为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

　　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证据表明，阴谋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

　　所以“皇姑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1928年1月1日算起。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战争嫌犯名单，经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季南检察长(Joseph Berry Keenan)和各国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28名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

　　东京审判的总检察长季南(Joseph Berry Keenan)。(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档案表明，中国为提供甲级战犯名单作了很大贡献。早在1943年7月16日，中国就成立“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其中有9名列入甲级战犯名单。

　　日本战犯的合照。(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三、时间紧、任务急、人手少，但中国检察官只讲证据不作秀

　　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是在开庭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起诉书》对被告共提出55项罪状。起草起诉书，中国检察官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

　　按照英美法，必须寻找足够的人证物证才可能给戕害人类的侵略元凶定罪。而日本在战时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下令销毁证据，更给举证工作带来困难。

　　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组还是找到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是拿出铁铁的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而不是靠煽情的言辞。

　　四、末代皇帝出庭作证，南京屠杀铁案如山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为说服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出庭，中国检察组做了不少工作。

　　溥仪开始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裘劭恒秘书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季南检察长也亲自出面，溥仪终于同意。

　　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那年头要是有推特、微信朋友圈，点击量肯定爆表了。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

　　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3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正是基于确凿的人证物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

　　五、梅汝璈脱袍力争，为中国赢得应有地位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梅汝璈法官的第一个贡献是争座席。11位法官代表11个同盟国，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法官席上庭长坐在中间，无论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

　　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坚决反对，甚至卸下法袍，以示决心。最后，庭长不得不妥协，梅汝璈从开庭第一天，始终坐在庭长左侧。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东京审判的法庭，坐在法庭最高处的是11位法官，右四是梅汝璈，他坐在庭长韦伯的左手边。(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中国法官团队的第二个贡献是参与起草《判决书》。《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记录中占1446页。

　　《判决书》的第八章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共171页之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判决书》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判决书》还列举了日军在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暴行。

　　中国法官第三个贡献是争取多数，对7名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判处绞刑。

　　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本国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

　　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经过对每个被告的投票，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