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幸存的战俘出庭作证，东京审判还是不能如他们所愿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8-21 15:57:23

　　在东京审判时，有那么多目击者就获释战俘的生存条件出庭作证，幸存战俘提供了那么多证词和私人日记，但是爱德华兹和调查小组发现能够证明日军实施蓄意虐待和屠杀战俘的证据明显被忽视了，这点非常奇怪，尤其是调查小组在爱德华兹发现了战俘营指挥官的文件之后又有了第二次重大发现的情况下更让人觉得奇怪。爱德华兹回忆起第二次发现：

　　得知台湾总督安藤利吉(Richiki Ando)仍然生活在台北，生活在他自己家里，有仆人侍候，有警卫保护，我们非常震惊——你会相信吗?高层谈判之后，我们在他家附近的指挥部里发现了第二份处决命令。我们知道这份命令是真的。我们找到台湾总督的官方原件，原件是手写在米纸上的，书法写得很漂亮。

　　为什么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让安藤利吉继续留在这里?为什么不立即逮捕他?我们无法理解。在请求蒋介石签署逮捕令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只好请英国将军卡顿·德·维阿特(Carton de Wyatt)出面帮忙，最终他成功说服蒋介石签署了逮捕令。最后，安藤利吉被逮捕并被送到上海监狱关押。得知他自杀后，我们非常失望。他的参谋长諫山(Isayama)也自杀了。两人都没有受到审判。

　　爱德华兹和队友们并不知道，台湾方面允许台湾总督继续待在家里确实是有原因的：他是双重间谍。他故意把文件完整保存下来，等候盟军部队来找。

　　最后他被送到上海监狱关押，监督方面指示负责“防止自杀”的警卫不要管。对于安藤利吉而言，与向上级承认双重间谍身份或者出庭受审相比，他更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东京审判

　　爱德华兹知道，史蒂芬·格林翻译的15份文件，还有台湾总督手写的处决命令都在1946年9月19日(还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做准备)交给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部。所以，当爱德华兹出庭作证并听完了大部分审判后，他几乎是绝望地咆哮：“战犯审判中，我找到的文件一份也没有用上!”他的表现完全可以理解。

　　爱德华兹的回忆得到了阿诺德·布莱克曼(Arnold Brackman)的佐证。布莱克曼是合众通讯社的记者，他对在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以及其他主要决策者进行了报道。东条英机曾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和国务大臣，是日本内阁最强势的人物。布莱克曼写道：

　　在审判过程中，幸存战俘一次次出庭作证，他们说，战俘营指挥官告诉他们，如果日本遭到入侵，他们将被处决。没有人拿出文件来支持这些指控;据推测，那些有关处决战俘的秘密指令在日本投降后都被放火烧毁了。

　　不仅布莱克曼不知道这些文件存在，而且他和爱德华兹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份处决命令确实在1947年1月9日作为呈堂证供出示过，但是在公开审判时没有提及这份命令。检察官出示了“第2701号文件”;主审法官回答说：“接受为普通证据。”书记员随后宣布：“第2701号文件获得接受，编为2015号证据。”这份文件就是这么简单提了一下。法庭上在座人员中谁也不知道2015号证据就是那份战俘处决指令，包括布莱克曼和爱德华兹都不知道。

　　50多年后，事实才浮出水面。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国家档案馆高级档案管理员约翰·E. 泰勒的个人努力，这个证据现在才引起关注。泰勒跟作者一样感到困惑：处决命令上附着证据编号，手写在格林翻译副本上面。泰勒知道，这份文件如果有证据编号，那么这份文件就肯定会记录在审判笔录当中。通过查阅审判笔录索引，同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经验丰富的研究员米亚·沃勒的协助下，泰勒最终在2000年4月查明，1947年1月的某一天，2015号证据在战犯审判过程中出示了。随后他在审判笔录里进行查找，最终找到了上文提到的那段法庭对话。

　　然而谜底仍然没有解开：为什么这么关键的支持性文件在东京审判时没有引起更多重视?或许是因为这份命令是日本陆军大臣的办公室发布的，而他是内阁中唯一一位可以直接面见日本裕仁天皇并与天皇进行私下交谈的内阁成员。在审判进行过程中，华盛顿发来了明确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审判都不能牵涉到日本天皇，也不能传唤日本天皇出庭作证。虽然所有重要命令都是以天皇名义发布的。1947年11月25日，日本媒体报道称，前一天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私下会晤了日本天皇，其目的就是要确保他在审判过程中不会在无意中被牵涉到。在审判过程中，2015号证据以这种方式处理，表明季南确实忽视了这份证据，否则这份证据可能会造成他极力想避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