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走上国家无罪、集体遗忘道路的幕后推手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8-21 15:58:55

　　“那条狗不叫。”这是曾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霍丁·卡特三世(Hodding Carter III)对1946-1948年东京战争罪行审判的描述。那是1996年，他在东京那个战败国的首都开始进行那些审判之后的50年，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国立太平洋战争博物馆(尼米兹上将博物馆)研讨会召开时说的话。

　　卡特的话语引起听众的共鸣，他们是二战老兵，先前的战俘，历史学家，还有在东京、美莱村(My Lai，越南南方一村庄，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那里屠杀了包括婴儿在内的347名到504名平民，只有一名中尉被判处无期徒刑，实际上仅被囚禁三年半。——译者注)或波斯尼亚经历过战争罪行公诉的公诉人，报道那些事件的记者。半个世纪后，东京审判更多为人们所想起的是没有被审判的那些人，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其行为被展示并惩处的那些人。

　　历史学家还在研究美国政府给东京审判的召集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下达的严格指示的长期影响，即无论如何不让裕仁天皇受审，甚至不在诉讼中涉及。由于其统治者被免除责任，在日本领导人和民众当中形成了国家无罪之感，不愧疚，加上集体遗忘，在日本政府最高层面进行全面、广泛的道歉之前，这些仍将是争辩和反思的主题。

　　但对数以千计从矿山、钢铁厂、船厂和日本各行各业的工厂侥幸回家的盟军战俘来说，更大的疏忽是从来没有，哪怕是一个命令他们每天工作并从其无偿劳动中获利如此丰厚的日本公司的高管被追究责任，而且在整整两年的战争罪行举证期间甚至极少提到他们的姓名。对先前的战俘来说，那是一片死寂的沉默。

　　虽然美国方面在1946年4月29日公布了被起诉的甲级战犯的名单，但6个星期之前，在2月12日日本人与麦克阿瑟将军的国务院政治顾问午餐时做出了从那张名单上抹去日本的主要实业家(即“财阀”)的决定。这次午餐的东道主恰好是控制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三井工业帝国——的家族成员。这次非正式的午餐会在位于东京的三井银行总部高管餐厅内举行。

　　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William Sebald)刚到东京走马上任，他的前任就是在公开说应该让天皇受审后不久死于一起坠机事故的小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Jr.)。1对三井高管来说，西博尔德是一个容易蒙骗的人物。与在1945年到1952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被派到日本的给麦克阿瑟担任助手和顾问的其他人一样，西博尔德并不懂日本的语言、历史或文化。而从他对三井高管话语的反应来判断，西博尔德显然不知道与其共进午餐的高管当中有比任何其他企业集团要求使用更多美国战俘劳动力的企业负责人，不知道三井雇员让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忍饥挨饿，遭受毒打，他也不知道数百名战俘死在三井的物产上。

　　在这次会晤发生54年后，作者根据《信息自由法》看到了西博尔德谈及此事的备忘录。于2月份举行的午餐会东道主是三井高松(Taknatsu Mitsui;译注：疑为Takamatsu Mitsui)，三井控股公司的合伙人;宫崎清(Kiyoshi Miyazaki)，三井贸易公司总裁;松本季三志(Kisashi Matsumoto)，三井总部(Mitsui Head Office)常务董事;佐佐木四郎(Shiro Sasaki)，三井不动产公司总裁;冈田真司(Shinji Okada)，山崎工业公司(Sanki Kogyo Ko-Kan)总裁;桃源胜信(Katsunobu Kabuda)，台湾制糖公司总裁。[作者使用executive和CEO之类的当代术语描述日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因此直译，以示尊重作者。日本企业的名称也一律直译(比如用公司而不是株式会社)。此外，翻译的时间有限，而三井在战后的重组幅度最大，无从考证企业名称和人名，敬请方家斧正。特此致歉。——译者注]

　　三井高管知道该说什么才能奏效。他们表示期望冻结其部分资本，从而有助于支付战争赔偿。西博尔德写道：“所谓的财阀并不担心其重工业的一部分被用于赔偿。”照西博尔德的说法，他们担心的是拖延。他们看来急于付清赔款，继续生产经营活动，使其资本解冻，允许他们在重建日本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对麦克阿瑟及其幕僚否定他们的好想法表示困惑和沮丧。

　　西博尔德说他被告知“在他们的心中日本最大的商业集团总是亲美的”。但那些高管暗示他们对美国的“善意”正在消失：如果他们不能很快得到美国方面的明确指导和帮助，他们恐怕不得不寻求来自“非美国(读作苏联)方面”的帮助。当然，他们向其客人指出，任何美国人都会承认利润动机是最重要的，而规模大并非坏事——就看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车、美国钢铁、杜邦和福特公司吧。西博尔德写道：“作为日本公司，在军方的鞭挞之下，指望日本大企业集团在战争期间不执行政府指示而自行其是完全不合情理。”

　　三井高管警告西博尔德，如果过快解散财阀，日本实行共产主义的时机将成熟——当日本共产党在工人当中壮大之时，这正是国务院官员在冷战伊始不想听到的话语。

　　西博尔德在这顿日方彰显权力的午餐会中几乎说不上话。或者，就像他以外交辞令表述的那样：“西博尔德先生发现日本人急于展示他们的观点，对他来说，一般没必要直接表达意见或积极参与既用日语又用英语的讨论。他满足于偶尔提出一般问题，旨在得到他们对形势的某些方面的看法。”2

　　西博尔德的备忘录增强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及其副手约翰·J. 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的观点，六个月前，即1945年7月，麦克洛伊为占领日本起草了政策纲领。麦克洛伊后来解释道，解散财阀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与战争罪行的责任有关的惩罚措施，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财阀分子积极支持日本的战争政策，至少在史汀生先生的心目中如此”。3

　　尽管史汀生有这样的看法，华盛顿在1945年9月24日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包含这条命令：“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你将假设自1937年以来，无论是在工业、金融、贸易还是在农业领域，处于责任重大的关键职位上的任何人都是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和侵略的积极拥护者。”4

　　战争罪行审判的调查人员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试图收集足够的证据消除在华盛顿的这种主流意见，而令他们遗憾的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不同于德国实业家，他们清晰地留下他们深度参与战争的规划与资金筹措的档案线索，盟军的迅猛挺进使调查人员容易获取那些文件，日本实业家在所有被起诉的危险过去之前成功地隐瞒了他们的类似活动——或者说在宣布投降与美国部队占领日本之间留给他们的充足时间(近3个星期)里焚毁了能够找得到的文件。

　　如前所述，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的举证助手之一罗伯特·多尼希(Robert Donihi)向他提出应该取消针对财阀头目的待定指控，因为财阀看来并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无论这些美国人得出什么结论都会影响审判，那些审判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名义进行，但由美国政府通过麦克阿瑟将军加以控制。与他周围的幕僚一样，麦克阿瑟有关日本的直接知识非常少，而且也不在表面上试图增进了解。5据说他从不去乡下，或其他任何地方，除了从其宾馆到他的司令部。

　　不同于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出其经验最为丰富的顶尖检察官的大多数其他盟国，美国派出的是一位华而不实的执法者，政界圈内人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亲信。虽然约瑟夫·季南是一位良好的组织者和倾听者，拥有哈佛法学院的学位，但哪怕是他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都不认为他能胜任这份工作。阿诺德·布莱克曼(Arnold Brackman)为合众社报道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他说季南对亚洲事务的理解“不超过炒面的范围”。6相比之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William Webb)，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刚刚主持了在新加坡的战争罪行审判。

　　像在1945年末抵达东京的其他人一样，季南以为审判最多会持续六个月。得知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几乎没有发现有助于他们确定谁是计划和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人的相关记录——令他震惊。投降后的东京是举证人员的噩梦。

　　1946年4月29日公布起诉书时，名单上没有任何财阀的名字，激怒了美国的许多战时盟友，包括一些前来协助这次审判的一些人。助理检察官戈伦斯基(S. A. Golunsky)在莫斯科的《新时代》(New Times)上大发雷霆：“(日本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对日本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他们才是海盗式侵略的主要动力。无论日本军队在哪里出现，这些庞大的垄断章鱼都会伸出其触须。”

　　戈伦斯基说得对。如前所述，当日军的工程师决定修建一条穿越缅甸和泰国丛林的铁路时，三菱准备从中牟利，为这条铁路向军队提供食物和65万根木制枕木——以非常虚高的价格。

　　随着审判缓慢进行到1948年，对于美国控制的法庭做出的裁决，苏联远东广播电台用日语播放的一篇评论反映了苏联方面越来越大的失望，那些裁决看来违背了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共识。苏联评论员评论那份战时协议时说：

　　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资金的银行家和实业家(本来应该受到惩处)……美国的做法却与之相反，计划、支持、推动日本侵略战争的那些人受到美国控制的军事法庭的保护……难道美国官员不相信日本的陆海军将领、银行家和实业家犯下的杀害数以千计的美国官兵的罪行吗?也许美国有些人不希望开这个通过国际法惩罚发动战争的战犯的先例。

　　据罗伯特·多尼希说，一旦取消对财阀的指控，不提及日本公司的名称就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他有幸既在纽伦堡又在东京审判中出任检察官。哪怕某个公司雇员因虐待俘虏受审时，他通常被称作“平民看守”，而难得提到那家公司的名称。

　　在审判期间只有一次财阀的名字被突出地提及，那与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满洲国(当时伪满州国——译者注)的鸦片贸易有关。兴亚院(中国事务委员会)被指控由三菱、三井、川崎、安田和住友的银行提供资金。这个组织的总裁是天皇的叔叔近卫文麿(Fumimaro Konoe)，而其副总裁是外相、藏相、陆相、海相。检察官证明三菱控制了满洲国地区的鸦片贸易，而三井控制了华中和华南，这两个巨头共享华北。日本人进行鸦片贸易的目的是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聚拢财源。

　　但国际检察处在诉讼中没有讨论的是，麦克阿瑟的幕僚如何明显地阻断三菱、三井和其他公司的下一个售毒对象：美国占领军。在中国和其他被占的领土，在本国诸岛屿，日本国民被严厉禁止使用毒品。因此，当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从其反间谍机构得知大量鸦片被运回日本并藏在山区时，他急需找到这些东西，以便保护预期驻扎在日本的数以千计的美国人。

　　麦克阿瑟与第97步兵师炮兵部队指挥官舍曼·哈斯布鲁克(Sherman Hasbrouck)将军联系，这支部队刚从德国到来，作为本州岛北部的占领军进入驻扎地。哈斯布鲁克将军任命医学博士约翰·F. 凯利(John F. Kelly)少校负责麦克阿瑟匆忙组建的美国占领军第106特务连。凯利医生即将领导新创建的日本卫生部。他的任务是找到并没收贮藏的毒品，据说毒品藏在长野县境内。

　　到9月底，凯利医生的日语已经说得相当流利了，他在研究这个地区的一张日本地图时，采取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重复进行几十次的策略。一名来自一个日本望族的青年女子作为翻译伴随着他，外加一名司机，这个陆军下士有着稀奇古怪的姓名阿德米拉尔·纳尔逊·佩卡姆(Admiral Nelson Peckham;译注：Admiral有海军上将之意，此外，Admiral是法国名字，佩卡姆是英国姓氏，纳尔逊按英语发音音译，可能是英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或瑞典的名字)。那名翻译会提前打电话给当地市镇的派出所。凯利医生指示她说，这两个人会过来没收该地区所有的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毒品。他们会到派出所，在半个小时的礼貌对话与品茶之后，那名翻译会转向凯利医生说：“我认为我们最好明天再来。”第二天上午，凯利医生会收到一个电话;那名翻译会接过电话，开始写下道路指示。他们会沿着蜿蜒的山路开车，而在谷仓后面或公路沿线会找到一些装箱的毒品。

　　“那就是你在找的东西。”那名翻译会说。确实，它就是。

　　凯利医生在2000年4月的采访中说：“到10月底，我没收了4.5吨的鸦片。”两名日本士兵归凯利医生指挥，他给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看守越来越多的装毒品的箱子。他告诉那些士兵，如果少了任何东西，他们会接受军事审判并被枪毙。

　　“那年冬天我们遭遇大雪，但到1946年3月，我又没收了3.5吨的鸦片、4吨晶体可卡因。”

　　这一切非常文雅而慎重。隔夜没收的政策确保美国当局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这些违禁品原来存放在哪家公司的库房或矿井里，或是在哪些个人的家中。凯利医生只不过放出他希望每个派出所找到在特定市镇里的无论什么类型的毒品并把它们交给他的口风。(底下的事就交给派出所办了。——译者注)这次行动很成功。

　　凯利医生说这批藏匿的物资也包括“数以百计的显微镜，大量的奎宁。这些是医疗物资，我确保它们被交给当地的医院和诊所。”

　　凯利医生发现的违禁品登上了《星条旗》的头版，也出现在他家乡的报纸《布鲁克林之鹰》上，其中引用他的话说这些鸦片在合法的市场上会值400万(1945年的)美元，而在美国的黑市上值5000万美元。而那只不过是所发现的一半。到1946年4月，鸦片数量会翻一番。

　　在他离开长野县返回东京之际，凯利医生收到了一封真诚的感谢信，来自长野县知事物部薫郎(Monobe Kunro)。信件上的日期为1946年3月27日，物部薫郎知事在信中说：

　　亲爱的先生：

　　在你作为医疗处的指挥官在1945年10月来到长野县以来的6个月里，你致力于发还先前的军用医疗物资和设备，还有你关于公共卫生和预防瘟疫的宝贵指示，鄙县人民非常感谢。

　　在你离开我们之际，我们想送你一幅佐野峡水(Kosui Sano)的画作为纪念品，以此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和尊敬。

　　长野县知事，物部薫郎(签名)

　　这位知事也可能感谢凯利医生防止长野县成为可卡因和鸦片在战后亚洲分销的新中心而给他发了这封信。

　　凯利医生比国际检察处派去走访已知的战俘营所在地的大多数调查员更为成功。调查员威廉·吉尔(William Gill)是一名陆军中尉，他至今还记得那种前往已知的日本公司主管的战俘营场地后一再被告知所有记录已被焚毁的挫折感。“我们徒劳无益地搜寻可能有助于起诉的记录。”吉尔在1995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吉尔描述了在北海道某地与一名工厂主的交锋，他宣称曾是奥运会链球运动员，以此开始这次对话。当吉尔问及有关战俘的记录时，“他只是说他烧毁了它们。我们紧追不舍，问他是不是可能漏掉一些，会不会发现它们;他坚定地说他被告知销毁记录，而他一向是服从命令的模范。”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我们能做什么?”吉尔在1999年的采访中说，“我们不得不调头离去，两手空空。”吉尔说，有时记录被发现藏在神龛之中。他记得，窃听在巢鸭监狱等待审判的战犯嫌疑人的翻译偶尔会听到战犯讨论保守秘密的计谋，或者毁灭或隐藏证据的方式。

　　最臭名昭著的弄虚作假行为之一发生在威克岛，在那里指挥官酒井原繁松少将决定把他在1943年10月屠杀98名战俘的行为掩饰成美国海军轰炸的结果。他下令挖出那些战俘的遗骨，用两三天时间撒在先前被美国海军舰艇轰炸过的海滩上。然后他向东京发出一份“正式的”报告，说这就是那些战俘死亡的原因。

　　美国海军上校约翰·D. 墨菲(John D. Murphy)是太平洋战争罪行调查处处长，他在审判时说：“有关日本人在太平洋捕获的战俘的所有记录都被日本当局销毁，而且调查人员经常遇到日本指挥官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日本方面还企图故意隐瞒已被美方所知的尚在人世的战俘的所有信息。”

　　然而，一旦战争罪行审判结束，日本官员就有可能开始汇编非常详尽的《战俘待遇摘要记录》(Summary Record of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译注：作者在此前使用了日语的英语音译Furyo Joho Kyoku;怀疑是Furyo Jôhôkyoku，the Prisoner of War Information Bureau，战俘信息统计)，并于1955年出版。它包括在1946年12月完成的《有关战俘的国家立法文件选集》(Collected Documents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Concerning Prisoner of War)。这两套档案给出有关多少名俘虏被送到各个公司所在地，住宿和薪资安排如何，各战俘营开设和关闭的时间，由哪家公司管理的准确信息——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可能发现有用的一切情况，而在索取它们的时候就是得不到。

　　一名前战俘谈到在1987年访问三井公司川崎装卸公司综合楼的情况。当他在办公室介绍自己时，一名三井的经理亲切地接待他，随后打开一个文件柜，抽出一张三井在1943年拍摄的这名战俘及其朋友的战俘集体照!

　　当1998年前任检察官罗伯特·多尼希在一次访问中见到这一张还有其他的照片和文件的时候，惊呼：“只要我们在1946年有一份这样的证据，我们就能起诉财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