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做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5月2日,法庭做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
庭长卫勃想让两位和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
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争最尖锐的一天,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最后在梅汝璈的坚持下,卫勃只得同意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就座。
梅汝璈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法官座次
梅汝敖日记
5月3日,星期五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的这出历史性戏剧的第一幕。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8点50分,从车上下来第一个踩到混凝土地面的是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的南次郎。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曾经发表过“广田三原则”并起草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
第6个下来的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
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28人,但从囚车上下来的只有26人,另外两人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这天早上从泰国曼谷的美军战俘营起运,将被直接押送到法庭。
《朝日新闻》记者对战犯们的出现做了这样的描述:
“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这之后,法庭就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梅汝敖当天晚上的日记
一,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二,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三,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四,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面的最后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
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审判程序,充分照顾了被告的权利。
5月3日上午11点14分,首席检察官季南率领盟国检察团首先进入法庭,接着,是日本战犯被押进法庭。当法庭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的时候,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场。
卫勃率领全体法官出现在法庭上,梅汝敖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敖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绍了各国检察官,接着,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开始宣读起诉书。
让谁都没有想到是,就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秃头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声音很大,表情僵硬的东条回过头去,咧着嘴苦笑了一下。法庭里的人都笑了。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应敏捷的摄影师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精神变得恍恍忽忽。在5月3日上午的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中,大川周明举止反常,他光着脚,不断扭动着身子,神情怪异。下午再次开庭不久,就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
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在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的。”
在梅汝敖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他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介绍了为被告辩护团中的日本律师和美国律师。
当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认罪传讯”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
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对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
卫勃问:“什么理由?”
梅汝敖的日记,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
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
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
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
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敖的日记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我们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自己之中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
法庭对被告作“认罪传讯”。这是英美法中为了使审判成立的必要程序,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要是被告承认有罪,就不需要法庭调查和辩论,直接量刑;要是被告认为自己无罪,法庭就开始审判。
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70年的生涯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敖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象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即对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荒木贞夫:“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第26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全部指控,我,认为,无罪。”
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被告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立刻就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这次他们对“法庭的司法管辖权”中的“破坏和平罪”和“个人该不该承担战争责任”提出了强烈质疑。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
首席检察官季南对被告辩护团的发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提醒人们:
“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经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序幕就此结束。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
一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旁听券洛阳纸贵,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在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500日元的样子。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人们紧张地注视着,在法庭控辩双方激烈的对抗中,谁将占得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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