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四） 舌战侵华元凶
来源：京华论坛   2017-09-01 11:03:10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

　　在审判开始的时候，由于首席检察官季南看到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实在单薄，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起诉和指控任务，指派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同时，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将土肥原和板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人员担任。

　　但经过双方协商，问题得到了解决，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东南亚阶段的审讯，中国检察官则负责中国阶段的审讯。

　　倪征燠他们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在国内找到的证据不多，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想有针对性地寻找被告的犯罪证据就更困难了。

　　日本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在投降前后迅速销毁了大量的秘密档案和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他们干得是如此彻底，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也被销毁了。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

　　中国检察官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中国检察官从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检察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

　　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1947年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征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瞪大眼睛盯着法庭审理的进行。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燠讯问爱泽诚说，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说，不知道。

　　倪征燠问，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爱泽成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

　　爱泽成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证：

　　《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话：

　　“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征燠引用这份文件，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一起。

　　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了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日本外交部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

　　土肥原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严重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会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15个证人为他作证，板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

　　倪征燠出场，反驳板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

　　岛本是1931年9月18日当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

　　岛本说，他当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后来，等他酒醒了回到驻地，他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

　　倪征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就这样，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的轰下法庭。

　　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板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

　　倪征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

　　山胁说，是。

　　倪证燠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旨承办的吧?

　　山胁回答：是。

　　倪征燠当庭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

　　“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

　　“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

　　这些谈话，反映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被告板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山胁无言以对，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徵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板垣征四郎。中国检察方面很紧张，板垣征四郎也很紧张。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

　　板垣征四郎则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但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在倪征燠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

　　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代表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对1941年至1945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板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法庭最终判定他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