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 （七） 最后的判决
来源：京华论坛   2017-09-01 11:12:0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要进入最后的尾声。随着1948年春天的到来，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这些战犯的最终命运到底如何。

　　1948年4月16日下午5点11分，在检察方面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两年的审理就此结束了。

　　日本战犯被押回巢鸭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做出最后判决。

　　由11个战胜国所组成的法庭随即展开秘密讨论，书写二战日本历史的终结篇，并决定日本战犯的命运。

　　按照预定的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的工作。经过法官们的讨论，判决书确定为11章。其中对中国的侵略部分单独列为一章。

　　作为来自中国的法官，梅汝敖理所当然负责判决书《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中国法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两百多页的判决书。这是所有判决书中撰写得最快的一份，并很快获得法官会议的通过。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中间，对战犯的量刑却纷争四起，莫衷一是。法官们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互不相让。

　　庭长卫勃的想法非常古怪，他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统统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

　　而印度法官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他主张全体被告无罪;

　　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他们的法官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

　　中国法官梅汝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从每个法官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是少数派。

　　梅汝敖甚至在私下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这是梅汝敖最艰难的日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参加审判的法官就曾经共同约定，法官会议上的所有投票、表决和彼此之间的意见均对外保密。所有法官都自始至终严格遵守了这一约定。

　　量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无法回避的使命。

　　11名法官必须做出他们的清醒而理智的抉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7月2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由美国陆军部9人和日本26个人组成的翻译团将从8月2日进入东京的服部住宅，切断一切同外界的联系，开始进行翻译判决书的工作。显然，这个工作是严格保密的。

　　在巢鸭监狱，等待判决的日本战犯度日如年。战犯重光葵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心情：

　　“4月16日休庭以后，已经过去3个月了，这3个月实在是太长了。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负担……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人们的心已经快要耗干了。”

　　当1948年初冬来临的时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迎来了它的最后开庭。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庭长卫勃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判决书共10章，英文文本总长度1212页。

　　战犯们提心吊胆听着判决书的宣读，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结果。

　　第7天，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

　　下午1点，卫勃开始宣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0章“法庭对检察方面起诉书罪行的认定”。

　　卫勃逐一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起诉书所做出的最终认定：

　　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卫勃接着说：“被告在接受宣判前，退席，按照起诉状排列的名单顺序，再一个一个单独进入法庭。”

　　15分钟以后，持续了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卫勃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最后一次走上法官席。卫勃的手里拿着量刑书开始宣读：“入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继续进行。根据审判条例第15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有罪的被告宣判。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终身监禁。”

　　被告土肥原贤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坂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松井石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还有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东条英机是最后出场的，他穿了一身军服。

　　卫勃：“被告东条英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在宣布判决的那天，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是在中国中央通讯社驻日分社收听的实况转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据以后公开的档案和梅汝敖法官的回忆，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的绞刑判决。

　　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票险胜。

　　除了梅汝敖之外，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

　　“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宣判并未立即执行。

　　日本战犯辩护团向盟军总部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对被告的判决。

　　盟军总部接受了这一申请，召集战胜国对日理事会在东京的代表商讨意见。

　　11月24日，盟军总部宣布，驳回一切重审要求，命令美国第8军司令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结果执行。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11月29日，由美国陆军部派出为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辩护的两个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

　　12月2日，又有5名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同样的上诉。

　　1948年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谴责与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

　　美国最高法院迫于国际正义力量的压力，于12月16日决定延缓对日本战犯“上诉书”的审理。

　　1948年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1票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行刑地点就确定在巢鸭监狱内进行。

　　7个战犯在听到法庭对自己的最终判决时，退回法庭一侧的休息室里就开始作诗。东条英机的诗：“樱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来了。”

　　透过这些貌似哀婉的诗句，人们能够感受这些曾经屠杀了千百万人生命的刽子手们，在走到他们人生末路的时候，仍然对没能实现的帝国梦想心存不甘。

　　从1948年12月22日晚上8点起，盟军在东京实施戒严。

　　晚上11点30分，7名被告在各自的执行绞刑的命令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一律换上美军救护工作服，戴上手铐。11点40分，从监狱通往刑场的近百米甬道两旁，每隔10步站着两个美国宪兵。主执行官和行刑宪兵、法医，由典狱长率队进入刑场。

　　应驻日盟军总部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美国、中国、英国、苏联4国驻日代表到场监督行刑。

　　执行官走上指挥台。按照抽签先后次序，第一个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

　　第二个上绞刑台的是东条英机。第3个上纹刑台的是松井石根，第4个是武藤章。第二批上绞刑台的是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36分钟以后，最后一个战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1分钟以后，战犯被处决的消息就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

　　几个小时以后，黎明时分，盟军总部的军用吉普车在蒙蒙的细雨中，把火化的战犯骨灰抛洒到荒野上。

　　次日，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夜。7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新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苏联的伯力等地也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的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恶贯满盈的战犯被处以死刑。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与不足。

　　向哲浚，1949年初春回国后，拒绝了国民政府给他的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1978年在上海去世。

　　倪征燠回国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高级法院检察长，但倪徵燠拒绝到任，回到东吴大学教书。1956年奉周恩来之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1985年，被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9月倪征燠在北京病逝。

　　梅汝敖在东京审判结束后，接到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部长的电报。梅汝敖公开声明拒绝到任。1949年12月1日，梅汝敖由香港一路辗转北上，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1950年，梅汝敖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顾问。1973年，梅汝敖在北京逝世。

　　在梅汝敖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