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镜头下的东京审判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2017-09-12 14:34:30

《神州日报》1946年8月17日

　　郭传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以下简称“东京审判”)是二战后两大国际审判之一，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和反法西斯盟国的重要成员，是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国。审判和处罚战犯是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侵略战争的一种清算。因此，如何处罚日本战犯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相关报刊新闻史料较为丰富。这些新闻史料客观地再现了同盟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动态历史过程，反映出当时国内外舆论对审判战犯的态度与期望，揭露了日本战犯的大量罪行，是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及相关审判的重要文献。

　　笔者曾主持编纂了《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对当时近百种报刊资料进行系统查阅和整理，其中关于东京审判的报道3000余条，这些新闻镜头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关注审判进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历时两年半。对于这次审判，中国的官方媒体和民营报社都投入了很多力量进行报道。战后，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设立了东京分社，关注对战后日本处置和战争罪犯惩罚的相关进展，并派出专门记者报道东京审判。国民政府还专门发行《改造日报》，成立改造社，实际上由共产党员负责报社的具体工作，使《改造日报》成为报道东京审判为主，对日俘进行宣传教育的日文报纸。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民营报纸《大公报》《申报》《世界日报》《益世报》等报社都做了大量跟踪报道。

　　1945年5月3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惩罚战争罪犯》，该文呼吁重建国际法与国际正义，在此过程中必须彻底惩罚战争罪犯。随后，《波茨坦公告》确立了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以法律形式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它的发表得到了中国媒体的热烈响应，《大公报》连发两篇社评《严惩敌寇罪行》和《三国对日联合声明》，呼吁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严惩。《新华日报》于同年8月14日发表文章《侵略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将日本战争罪犯分为军阀军人、官僚和财阀三类，列举了相关战犯名单并进行介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严厉审判日本战犯的积极态度。

　　在战争嫌犯的确认和抓捕阶段，我国各方媒体及时刊发消息和评论，从不同角度向国内读者报道对日本战争嫌犯的确认和抓捕情况，如对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自杀情况的报道。在此阶段，裕仁是否应作为战犯进行抓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就有报道指出美国出于对日占领政策考虑，与英国协商不起诉裕仁。当时中央通讯社派驻东京的记者发回独家新闻，报道澳洲与纽西兰(即新西兰)政府提出战犯名单包括裕仁在内，“此使盟军总部，颇感为难。盖总部之意，乃不使日皇列入战犯名单也。”但随着审判期间相关证据的出现，裕仁的战争责任引起很大争议，如马来西亚的《中国报》发表了《日皇战罪难逃，木户侯日记为证》，《中央日报》报道法庭庭长韦伯“深信日皇应为战犯首领”等。 在起诉和法庭审理期间，国内新闻报道重点关注起诉书内容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起诉书揭露了各被告参与策划、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以及战争中违反国际法进行大规模屠杀、残酷虐待俘虏的罪行，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犯下的罪行昭告天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审判内容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开始，日军阴谋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通过新闻镜头一一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对庭审中战犯们推卸战争责任的诡辩，国内新闻媒体及时发表评论进行驳斥。

　　对审判结果，中外媒体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3日报道：“国际法庭中我方要员及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对法庭判决结果咸表满意。”苏联的《消息报》认为审判结果“无疑地是肯定的”。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认为判决结果“理属正当，无可非议”，《纽约时报》认为通过法庭审判，使美国人民认识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行为是有计划进行的。这些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对他们的判决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拥护，也使正义终于获得伸张。

　　但同时，《大公报》认为宣判7人死刑只是“具有选择及象征的意义”，仍然有很多重要战犯逍遥法外。苏联《红星报》评论：“日本主要军事战犯没有全部得到他们应得的刑罚，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庭审镜头拾零

　　日本战犯审判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等档案是我们研究东京审判必不可少的一手资料，而新闻媒体的现场报道尤其对法庭情况的记录以及基于报道所做的评论，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例如新闻镜头记录了庭审席上大川周明掌掴东条英机一幕，《新民报日刊》1946年5月4日发表《同是失意人何必用掌击》一文，描述了大川周明聆听公诉状时“悲极而啼，一如婴儿”，掌击东条英机之首。又如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东京法庭邀请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出庭作证。《世界日报》则在王冷斋回国后第一时间对其采访，连续5天在第一版刊发系列长篇通讯，以王冷斋出庭作证的亲身经历讲述审判情形，向国内读者介绍东京法庭的组织、证据搜集、审讯经过、法庭观感等，使读者对东京审判及战犯罪行有更深入的认识。再如对关键证人溥仪出庭作证的报道，据《北平新报》1946年8月17日报道，溥仪出庭穿着“西装，白衬衫，黑领带，似健康至佳，头发一绺下垂于其宽广之额前，渠以低沉之音调，缓慢发言”，还写道“旁听席中异常拥挤，前台为贵宾所保留之座位，及洋台中之座位均无虚座”，对现场和人物的描述非常生动形象。
 

　　审判余思

　　东京审判的历史事实及其正义呼声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但纵观国内新闻报道情况，整体上缺乏深度、系统的报道，不少报道篇幅较小且刊登在不起眼的位置。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了中央通讯社东京分社进行专门报道，但为了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新闻报道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未能有效动员国内舆论，对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如裕仁战争责任的赦免、细菌战、对日本财阀的追责以及19名甲级战犯嫌犯的释放等，官方媒体没有进行有力回击。

　　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奠定了战后远东的政治格局。媒体对日本重要战争罪犯审判的报道，向世人揭示了战争的残忍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蚕食中国、消磨中国人抵抗意识、杀戮民众的阴谋和罪行，表明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些新闻报道永远提醒我们铭记历史，警示未来。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