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口述亲历太原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上）
来源：太原道   2017-08-29 14:44:34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非常成功的，曾经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审判日本战犯一个是日本东京的审判法庭;另一个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庭。南京的法庭审判由于美国的干扰，把冈村宁次放走了，把谷寿夫判处了死刑。而我们新中国的这个法庭是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国家主人的法律和权力去审判日本战犯，从国际法来说，从国际标准来看，都是非常完整、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件事以前没有很好地宣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在，正好碰上安倍晋三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的手上既然掌握了这么重要的子弹，当然要打出去。

　　我现在先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战犯是怎么来的。

　　具体地讲，这些战犯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新中国建国以后，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来的日本战犯，总共有982人，其中有伪满汉奸71人。至于为什么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引渡，这个是苏联方面很有考虑的。这些人中再加上我们在大陆抓住的大概有六十几个，加起来总共是1062个战犯，这些人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还有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40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又是怎么来的呢?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军，把日本军队的一些人留了下来成立了第十总队，利用这些日本军队对抗我们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在日本军队的时候军阶都不高，一般都是尉以下的军官，但是阎锡山把他们连升三级，譬如城野宏大尉，就成了上校，上校就够战犯的标准了。所以这些日本战犯大都具有侵犯中国的罪行，再加上反革命的罪行，加在一起就成了战犯了。

　　这里面有一个人简直就是奇迹，这个人叫河本大作(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这个人就是策划实施杀害张作霖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是个大佐军官，事情败露之后，他在东北呆不下去了，就把他调到山西，做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只可惜我们去之前这个人死掉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接受我们审判的话，肯定能轰动全世界。以上就是这些战犯的大致情况。

　　这些战犯是1945年7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把日本的王牌关东军一举击垮后把这些人俘虏，直接就送到了苏联。当时苏联收容了大批日本、德国的俘虏。因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死了很多人，严重缺乏劳动力，就利用这些战犯当重劳力使用，让他们干很重的活，又由于物资匮乏，根本吃不饱，所以累死饿死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把这些人移交给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苏联已经被关押劳动了5年。当苏联方面把他们刚一押上火车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要去海参崴遣返他们回国，还很高兴。但后来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对了，开到中国境内绥芬河来了。当把他们移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凉了。大声喊叫，埋怨，辱骂，这是我们听到的当时的情况。

　　陈弘(后排左四)与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门前合影。后排左一为台胞冯志坚。(陈弘供图)

　　1953年，周总理就找谭政文副总检察长谈到这个事情，说抚顺太原关押的这些战犯应当处理了，他们在苏联关了5年，我们又关了3年，再不处理不行了。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来处理这些战犯。计划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抽调公安系统、法院系统，还有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和日文翻译共三百多人到北京来集训。总理的命令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各地很快就抽调来了干部，翻译也来了一百多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100多个翻译中，有我们台湾同胞六七个。这六七个人是：纪朝钦(纪斌副会长的父亲)、蔡明熹、陈妙龄(李达章的母亲)、冯志坚(翁泽生烈士的妹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还有上海的谢水秀、陈峰龙(北京市台联陈子云的父亲)和我。这七个人当中现在只有我和陈峰龙还活着。其他人都走了，很可惜。我一一列出这些人是要用事实证明，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中，有一位也是台胞，名字叫沈扶。他当时是旅大台盟的负责人，特意调来负责管我们这一批一百多个翻译的。沈扶也是一位延安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台盟中央担任副秘书长。

　　我们这些人集中后在北京真武庙接受培训，由谭政文副总检察长亲自给我们讲审讯学，怎样审讯罪犯，甚至连桌子怎么摆，怎么对待犯人等等都讲得很详细。受训三个月后，也就是1954年的2月，我们就被派到抚顺工作了。

　　我们去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这些战犯从抚顺下火车之后，一到监狱门前，看到“战犯”两个字就火了。特别生气，说什么：“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他们不能理解，于是开始反抗。本来以为是遣返他们回日本的，没想到回到了中国，他们知道自己的的罪行是在中国犯下的，这下必死无疑。特别是那些汉奸，更是必死无疑。所以很紧张，思想上很抵触。特别是那些少壮派校级军官，他们就故意跟你闹。给他发那个犯人的牌牌，撕下来不戴，还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了战犯管理所的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他们公然说什么：“我们根本不是败在了中国人手里，我们是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利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利关押我们!”就是这么的嚣张。还说什么：“你们把我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你们!”还有的校级军官说：“我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的，像鞍钢和抚顺露天煤矿，不就是我们建设的吗，所以我们不是侵略，是来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他们不会跟你直接对抗，他们会和声细气地劝你：“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战犯在苏联的时候是重劳力，而且吃不饱，没有接受任何的思想教育。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顽固不化，这一点和安倍晋三以及日本右翼的做法是一样的。到了中国之后，我方的政策是不要跑一个，不要死一个，适当劳动，维持生命，进行教育。有个战犯，名叫藤田茂，即使在监号里面，每天早上还要面向东方遥拜，这是他们日本人的规矩，遥拜日本天皇。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

　　面对这种困局，我们又是怎样破解的呢?

　　当时，我们的团领导经过审慎的研究，决定在监狱里开展认罪教育。请东北工作团的领导李甫山主人作形势报告。上午三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是由我来翻译的。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那么多战犯的面前作翻译。他们坐着小马扎，低着头，在下面听;我在台上，站在领导身边作翻译。当时，我心情真是大不一样。我感到真的是时代不同了。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受过日本人欺负、受过歧视的台湾人，今天居然翻了过来。我在台上，他们在台下。台下的这些人中不但有许多日本的高级军官，还有伪满洲国的文官精英们。他们都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领导的报告，而我则逐字逐句翻译给他们听。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到后来就放开了，感觉扬眉吐气，作为一个台湾人，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台上，给侵略中国的这些犯人作这样的一个训话式的报告，我真的感觉非常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