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口述亲历太原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
来源：太原道   2017-08-29 14:54:51

　　作形势报告分为两批，尉以下的人大约八九百人是一批，还有一批是将军、校官以上和伪满的汉奸。作报告主要是给他们讲形势。这批战犯在苏联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报纸，更不可能让他们听广播，所以他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作报告就是让他们了解现在的形势。报告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他们，日本推行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所以你们这些人一方面是加害者，另一方面又是受害者。战败后，你们在日本的家属也是家破人亡。报告向他们开始讲很多目前日本的情况。上午作报告的时候，我看他们都很沉重，头都低着，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是静静地聆听。中午下来是吃饭，他们饭吃不下。伙房里报告，今天剩饭很多，犯人的饭量明显地减少了。到了下午再接着听报告，具体谈到了日本国内的现状，美军的轰炸造成了日本到处都是废墟，日本人生活十分困苦。日本军人复员后失业的很多，生活很困难。有的人为了生存，为了赚一点点钱，不得不做绑绑女郎(应召女郎)，受凌辱，还有的日本妇女被美军强暴。他们听到这些之后虽然仍旧低着头，但是却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他们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的家怎么样了，自己的家里人，自己的老婆女儿怎么样了?当讲到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侨民回到日本以后，每当遇到什么节日，都聚在一起上街头跳中国的秧歌，打腰鼓庆祝，生活过得非常愉快，经常举办一些欢庆的活动。听到这些，场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不像早晨刚开始的时候一副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讲到关键话的时发出“同感”的声音，就活跃了起来。

　　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陈弘(左一)担任翻译工作。(陈弘供图)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们才开始认罪。当然，在报告里也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认罪，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只有承认他们参与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的侵略战争罪行，真心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处理，才能有出路和前途。这一点我想他们是听明白了。

　　在开展认罪教育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揭发检举运动。就是让在监狱里的这些战争罪犯互相检举揭发。因为在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几乎是一个师团一个师团整建制地被俘虏过去的，最上面是师团长，旅团长，团长、营长直至小兵，全都端了过去。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从苏联直接被遣返回去了，但给我们送回来的也是隶属于好几个师团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互相揭发都很了解，下面犯的罪行都是上面师团长下的命令。苏联方面把这些人交给我们的时候，这批战犯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登记表，姓名、出生年月，只有简单的履历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普遍都不承认有罪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审判这些战犯呢?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除了认罪教育之外，还需培养一个认罪的典型，培养一个带头认罪的人。

　　选来选去，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古海忠之。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考上了高等文官。之后就到伪满来工作，一直做到伪满的总务厅次长。伪满的总务厅是掌握实权的，名义上的总理是张景惠，其实他只是听总务厅长官的。那时的总务厅长官叫做武部六藏，这个人等于是真正的伪满总理。可是这个人一直生病，脑血栓，在医院治疗。日本的文官制度是顶替，也就是主官不在的时候由副职顶替。这时的古海忠之已经爬到了次长的位置，等于是副总理了，武部六藏不在，就是古海忠之掌大权，主持日常工作。这个人官职够高，又是日本的精英人物，帝大文官考试第一名。因此他的认罪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古海忠之揭发，第一，日本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这种危机才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二日本在伪满洲国设立了戒烟总局，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鼓励中国人抽鸦片。伪满政府在热河大面积种植鸦片，收获以后，卖到关内去，进入中国内陆。虽然设立了禁烟所，名义上是让烟民戒烟，但实际上是让他们到禁烟所去抽大烟。他揭发说这种作为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灭亡，这是主要的目的。再一个目的就是中国人抽大烟要花掉很多的钱，日本人从鸦片专营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巨大财源。他的揭发和认罪这些战犯听得懂。他们知道贩卖毒品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是一种公认的罪恶，而日本一直是这么干的，这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残害了中华民族，这是很大的罪行。与古海忠之这样的罪行相比，自己的罪行简直差远了。所以触动了他们，心防开始动摇了。

　　我这里还要提一句，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曾经在这个伪满的总务厅当过科长，做过工作。如果他继续当下去的话，肯定也是被我们处理的战犯。这个人后来回到了日本，还当了首相，当了战犯被关起来，又放出来，所以安倍这样倒行逆施不承认有侵略罪行，也是为他的家族翻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看到连这样的精英人物都低头认罪了，心里想，“他那么大的罪行都认罪了，而且争取宽大处理，我为什么不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呢?”古海忠之认罪的影响非常大，战犯们纷纷认罪。

　　当时，因为我们的手边什么材料都没有，不能单凭口供去定罪。所以我们开始组织人员到他们军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外调回来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核实，同时确定并找来了证人，为后来的审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56年6月10日，陈弘(右)在太原法庭上。(陈弘供图)

　　到了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慎重，起诉书怎么写，怎样措辞，都考虑得很周全，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到最后，连彭真、总理都亲自过来对起诉书进行修改，还请法律专家进行琢磨，力求在起诉书方面站得住脚。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就不予起诉。彭真就曾经对我们说过，一旦起诉的话，只要一个证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其他的证据也有问题;一个人出现了问题，就会怀疑别的人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所以要经过本人交待，还要有经过核实的确实的证人证词，还有同案的揭发，只有这几个方面都齐备了，才予以起诉。所以这一套都是相当完整的，连那些战犯在接受审判后都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审判完全合乎国际的标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审判得到了各方面高度的肯定。审判时我们在沈阳开了两个军事法庭：一个专门审判军人，像这次公布的材料第一个战犯铃木启久是第177师团的中将师团长，就是在这个法庭审判的;另一个法庭审判伪满政府的那些文官。太原也开设了两个法庭。我先到太原对那里的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的审判，然后赶回沈阳参加对武部六藏等罪犯的审判。参加这两个案子法庭审判的翻译共分三个小组，郝平是翻译组的负责人，丁民(后来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驻日公使)、天津市公安局的一个姓于的科长和我分别担任法庭的翻译组长。在法庭上我是首席检察官的翻译，所以抚顺和太原两处的审判我都参加了。

　　现在再谈一谈审判时的情况。这次审判是历史性的，就像刚才照片里看到的场面一样。那些当初还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由于小兵们组织起来开师团长的批斗会，“我自己参加了什么行动，犯下了什么严重的罪行，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都是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下的命令，这是你下命令所犯的罪行，你应该认罪!”就是这样面对面的斗争。这样一来，这些将军回到监号里来终于坐不住了，这是皇军史上第一次的下克上，第一次由下级军官和士兵给上级军官造反，这在皇军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心里头很不舒服。就这样，他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其中有一个伪满铁路护卫队的司令中将赖谷启，批斗会的当天晚上，他把被单子撕下来，挂在暖气片上自杀了。这在我们关押的战犯中唯一的一个自杀的。从那以后管理所实行了看守员三分钟巡查一次的制度，自杀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为什么会自杀?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在这里居然发生了。这些战犯顽固不化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想想看一个师团长，他的思想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先是从陆军幼年学校(中学)，到陆军士官学校，再后来送到陆军大学，有这样完整的经历才能够当上将军。这些人从中学开始受的就是军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思想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所以会顽固不化。在他们脑袋里，对这些下级根本就不当人看的，平时理都不理。现在居然来造他的反，你说他怎么受得了?

　　日本战犯在法庭上掩面哭泣，表示认罪伏法。(陈弘供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经过教育以后，确实是变了，在法庭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法庭上就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没有办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的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了。我今天良心发现了，我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从宽处理!”前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古海忠之的一段最后陈述，他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要求处我以极刑!”这是竹海忠之讲的话。处极刑啊!他自己要求的。在世界的审判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告要求从严处理自己的，只有在我们的军事法庭上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好几个被告都是这样，在现场都哭了，表示谢罪。良心发现以后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什么。最形象的事情是，审判庭上被告席下面的地毯，这块被告站立的地毯上，因为几乎每一个被告都是流着眼泪谢罪，地毯都湿了，湿了一大片，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些我们当时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