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口述亲历太原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下）
来源：太原道   2017-08-29 14:58:37

　　还有一个场景也令人难忘，就是在旁边证人一出来，站在证人席上，衣服一脱，露出背上长长的刀伤，很深的，给他一看，被告马上跪下来谢罪。好多被告讲到自己的罪行的时候都是跪下来的。在那里哭泣。这种审判的场景真的是让人感动。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说不完的。

　　这些战犯回国以后的情况我再说一说：这部分情况有的是我看报纸，有的是他们从日本捎来的信息，还有的是我直接工作中得到的。我从1953年底集训到最后把我一个人翻译留下来搞总结。为什么要留下我这个翻译呢?因为很多日本战犯回去以后写来了信，感谢信什么的，还有的他们的家属也写信来，需要有人翻译。于是就把我留下来了翻译这些信。这些信写得都很动人。我翻译完之后交给领导，领导就做成简报报给中央，所以我是从头至尾参与了整个的审判工作。另外，我不但参加了抚顺的工作两年，还到太原参与审判那里的140多名战犯一年多。两边的法庭我都参加了。作为一个台湾人，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还是比较全面的。

　　回国以后这些战犯的表现也很感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大约有一千多人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都释放回去了。不予起诉的文书是我翻译念的。一个一个的名字我都一个个地翻译，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我事先都查好了，标注明白，这不能念错了，念错放错了是不行的。释放共分三批，我都参加了。记得第一批战犯坐船回到舞鹤码头，日本全国的媒体都很关心被中国关押的战犯回来了，以为不定会爆出什么重大的惊人的消息。从船一靠港，天上直升飞机就开始照相。这些人上岸以后，他们列队整齐，其中一位总代表发言：“今天我们回到祖国，能够看到亲人，我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运。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宽大处理，而且给我们送了回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德。我们的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我们要重新做人，只能将今后的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他们这样的表述让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大失所望，而且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会从他们口中听到骂中国的话。他们以为把这些人关押了那么长的时间才给放回来。如果是在中国的法庭上，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讨好中国你可以讲一些违心的话，既然回到了祖国来，应当讲真心话才是呀!但是没有，竟然没有一个骂我们的。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回国的战犯集体总忏悔》。

　　在这里我还要特意提一下。此前从苏联被放回去的日本战俘，在新瀉上岸以后，他们列队举行反苏大游行。为什么呢?他们说苏联剥削他们，让他们干重劳动，还不给他们吃饱，很多人被活活饿死累死，就在那里控诉。而在舞鹤上岸从中国回去的人却对中国表示感谢和谢罪，这两相对照，效果的确是大不一样。

　　这些人回去以后，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从事日中友好运动。会长是藤田茂。前两天也公布了他的罪行。他是一个中将师团长，这个人还是很有威望的。回去以后他做了很多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政策一个不杀，使得这些人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所起的作用更大，这确实是中央的一个英明决策。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些人是1956年被放回去的。当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我们的代表团如果去日本，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没有人保护你。日本右翼有的时候会跑来干扰和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凡属有中国的代表团访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保护我们访日代表团。到了晚上，我们的代表团在旅馆里睡觉，他们就通宵轮流站岗来保护我们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代表团的行程，会通知下一站出面保护。譬如代表团坐火车离开东京去京都，京都火车站上就有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他们打着旗子，也不回避，向我们代表团报告：“我们是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我们要促进日中友好。”这种场面真的很感人。

　　还有的写信来表示感谢，有的是他们的太太写来的，有一位夫人来信说：“我的丈夫应征之前很粗暴的，经常欺负我。现在回来之后变了一个人，家务也做了，对我也体贴了，我感谢中国把我的丈夫改造好了!”

　　还有一个母亲教育自己的儿子：“你的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你一定要感恩中国，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不能朝西，要头朝西睡觉!”她教育他的儿子时时刻刻记住中国人的恩情。

　　还有就是出书，他们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了一本《三光》(三光政策)把这些罪行都写了下来。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在日本揭发这件事，因为当时日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日本没有办法出版，没有书店敢出版，因为出了书要出问题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书店肯出，日本右翼就跑来威胁，你要是敢出这本书我们就把你的书店毁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出版。这一类的书大概出了两本。

　　至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他们会经常来，那里是他们的再生之地，是教育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地方，很怀念。他们还自己出钱建了一座汉白玉的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要永远记住向中国人民谢罪。各位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956年6月10日，陈弘(后排左二)等工作人员在太原与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井助国、谭正文、冯荣昌。(陈弘供图)

　　最后我再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下达给陈弘作为翻译参加审判的通知书。(陈弘供图)

　　首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项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确实很难得。感到意气风发，扬眉吐气，挺起胸膛，昂首站立。记得过去在基隆上中学的时候，我受过日本人的欺负，受过歧视，也挨过打挨过骂。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会用日本人教我的日文去审判日本人，我的翻译生涯也是从搞这项工作开始的。我在复旦是学经济的，领导让我去做这个工作，经济专业没有用上，却从此走上了翻译工作的道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作为这六七个台湾人中的一员，这是很令人高兴的，这仿佛也是人生的命运注定的。

　　其次，我在台湾成长，是在日本殖民地的背景下长大的，对日本殖民政策有些感性的认识。日本人歧视我们，由于名额限制，台湾人连上个中学也是很困难的，竞争非常激烈，你如果不好好用功，根本上不了中学，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我之前的感性认识。但是当我参加东北工作团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看到了很多的档案材料，看到了他们的交待材料之后，我终于知道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全貌。我们面对着的这些日本伪满政府总务长官和次长这些人，还有日本人的副部长组成的木曜会(星期四)，这是伪满洲国进行重大决策的机构，决策会一旦定了之后，他们就回到各自的部门交给伪满汉奸去执行。类似像鸦片政策，戒烟所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卖烟，凡此种种，让我对殖民政策的全貌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三，我们人道主义感化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很有影响力。在管理所，他们的将军、校级军官以及尉以下军官吃的是不一样的，食堂分大中小灶，吃的是大米白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吃的却是高粱米。到了过年的时候，还让他们犯人自己捣年糕过年。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不错的。还有就是看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武部六藏。这个人实际上是伪满的总理，由于脑血栓一直病在床上，前后十几年，这个人后来判了20年。我们这次公布45名战犯的材料中，这个武部六藏是官职最大的，他的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的。他由于一直有病，没有上法庭，连起诉书都是直接送到他那里去，在病床前念的。他患病在床，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护士，每天喂他吃饭吃药，一天三次为他翻身按摩，而且没有长褥疮，对于瘫痪在床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期满，我们把他释放了。到了天津，他的老婆来接他。见到他时看到他红光满面，而且维持生命那么长时间没有长褥疮，非常吃惊，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这样实行人道主义的。还有的病人牙齿坏了，我们给他镶牙。有一个犯人患了精神病，我们很耐心地为他看病，竟然也治好了。他回国以后，他的家里人知道他曾经犯过精神病，而且被治好了，也非常感动。这个人回来故地重游的时候拉着我们那个时候的副市长的手痛哭，表示感谢。还要说的是，到了最后阶段，在释放这些人之前，我们还分批组织他们到抚顺、鞍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但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心服口服，而且对新中国建国以来欣欣向荣的建设与伪满洲国时萧条的情形做一个对比。

　　第四、还有一点我的体会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因为抚顺在美军飞机轰炸的范围，为了保障这些战犯的安全，我们曾经临时地把他们转移到哈尔滨去，这些战犯和伪满的汉奸们觉得美国人快打过来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会胜利，期望美国人来解救他们。因此虽然嘴上没有说，但看得出骨子里的兴高采烈。但是后来停战了，我们胜利了，他们又被转移回到抚顺来了。这下子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思想也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之后就老老实实认罪了。这就是说国家的实力很重要，朝鲜战争的胜利对战犯们的服罪认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