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审判不容忘却——重访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旧址
来源：法制日报   2017-08-29 15:51:29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开审判了一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史称“太原审判”,举世瞩目。

　　一场雷雨过后的太原格外凉爽,古色古香的建筑尽显历史的沧桑。在重访太原审判旧址的路上,作为目前惟一健在的全程参与太原侦讯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见证者,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王石林老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俯首沉思,向记者传达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历史不容忘却。

　　以德报怨

　　优厚对待在押日本战犯

　　杏花岭区小东门一号,山西新富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所在地。

　　从大门进入,经过废弃的生产区,汽车停在一个蓝色的铁门前。进入小院,两排旧式砖瓦房看起来毫不起眼。幽长黑暗的瓦房内部,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过道,两边是曾经的牢房,如今屋顶多处破损,木梁上挂满了蜘蛛网。几个工人正在清理着屋内的垃圾。

　　“这里以前是‘太原工程队’所在地,实际是日军关押、屠杀我抗日军民的集中营。解放后,这里成为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日籍战犯。”时隔60年后回访,王石林感慨颇多,“这里当年还是个三进大院,以检察院牵头搞的日籍战犯罪行联合调查办公室在这里办公,所以教育改造和侦讯工作也在这里进行。”

　　1952年7月至10月,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单位解送的136名日本战犯先后被移送并关押到这里。

　　与日军的屠杀、虐待不同,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物资匮乏,却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改造原则,创造条件给日本战犯优厚的生活待遇。

　　“他们吃中灶,每天有新鲜蔬菜、大米白面,还能经常吃到肉类,生病了还能吃小灶,每天有牛奶喝,而我们却只能吃大灶。”王石林回忆道,日本战犯的伙食标准是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2.5到3倍。

　　王石林告诉记者,很多管教人员的亲人就是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但是从关押到最终审判整整4年间,这里没有发生一起诸如虐囚之类的对战犯打击报复事件。相反,监狱中还设有图书室、医疗室、澡堂、操场等场所,并且定时给战犯们放映日本影片。后来,中方还组织日本战犯家属来太原探视,战犯的妻子、女儿甚至可以与战犯生活在一起。战犯城野宏的妻子城野凌子曾感叹道:“允许我们探视,还能同吃同住,真不像住在监狱。”

　　严谨审判

　　结果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在文瀛公园旁的人民大礼堂开庭,对富永顺太郎等9名重要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审判时,参加旁听的有闻讯赶来作证的死难者亲属、受害者和见证人以及各党政军机关和各界人民代表4000余人。

　　迎泽区纯阳宫路21号就是当年人民大礼堂所在地。光阴荏苒,曾经的大礼堂已经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的是仿明清建筑风格的山西饭店。站在这里,依然能听到当年庄严的宣判声。

　　“‘人民大礼堂’的前身是1914年由阎锡山倡议并筹资兴建的‘自省堂’,1950年更名为‘人民大礼堂’。”拾级而上,王石林一边仔细寻找着当年的遗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大礼堂是座东西朝向的仿欧式建筑,就在现在停车场的位置。

　　在饭店大厅的一角,一张当年庭审的照片引起了王石林的注意:“这就是当年的庭审现场,座无虚席,审判长宣布开庭之后更是鸦雀无声,大家都在聆听这些曾经的暴徒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为了让这场审判经得起历史考验,从1953年起,除了对战犯进行日常审讯外,办案人员更是跑遍大江南北,访现场、搜证据、寻找见证人。按照工作要求,战犯的每一项罪行都有相应证据,重点战犯的重点罪行要有两个以上证据予以佐证。

　　据统计,4年间,侦讯人员共取得证据材料18418件,经反复核对,可以正式作为证据材料的4532件,占全部材料的24%,其中包括受害人和被害人亲属控诉书、当地居民的证明和检举、战犯同僚和部下的证词材料、有关档案文件、书报、罪行照片、各种勋章、奖状、物证及其他材料;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材料的10920件,占全部材料60%,其中包括控诉和检举材料6489件、证明材料439件、调查报告1892件、其它材料2100件。

　　“为了做好出庭公诉准备工作,负责起诉的检察员和侦讯、管教人员,还一起系统整理被告人的具体犯罪材料,研究战犯的现实思想表现,并模拟法庭审判,以防止战犯在法庭上抵赖推脱。”王石林说,在正式开庭前,我们选择富永顺太郎一案作模拟审判,由我扮成被告人,在模拟法庭上提出各式各样的申辩,帮助公诉检察员有针对性地做好各种准备。

　　经过连续10天交叉审理,法庭对被起诉公审的9名日本战犯分别作出判决:判处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有期徒刑18年;相臬圭二有期徒刑15年;菊地修一有期徒刑13年;永富博之有期徒刑13年;大野泰治有期徒刑13年;笠实有期徒刑11年;住冈义一有期徒刑11年;神野文吉有期徒刑8年。不久,这批战犯被移送东北抚顺战犯监狱收押服刑。

　　高瞻远瞩

　　免予起诉推动中日友好

　　“‘对于日本战犯一个不判死刑,一个不判无期,判处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对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这是当时党中央对处理日本战犯的基本政策,对于这个政策很多人刚开始都想不通,包括我。”从山西饭店驶往太原面粉二厂的路上,王石林这样对记者说。

　　王石林回忆说,那会儿提起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很多人都主张判死刑。一次在北京培训的会议上,大伙儿又谈起这件事儿,在场的周恩来总理反问“为什么”,我站起来大声说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总理说,总共有1000多名战犯,全杀了就能平民愤吗?总理接着说,既然不能,为何不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回国,做些有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情呢?这一席话把我和当时在场的人都点透了。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小巷内行驶,言谈中,记者与王石林老人已经到了杏花岭区小东门21号——太原面粉二厂。进入大门,几栋高耸的大楼格外引人注目。不远处,是面粉厂的仓库。

　　“现在这栋高层家属楼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山西机械厂大礼堂。”站在仓库门口,王石林指着面前的一栋宿舍楼说,“那边的仓库还保留着以前的样子。”

　　1956年夏,在侦查终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山西在押的次要和悔罪表现较好的120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于6月2日和7月18日两次在山西机械厂大礼堂宣布免予起诉决定。王石林受命主持大会仪式,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副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太原工作组组长井助国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来自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居民和新闻单位代表两次共计1600余人参加旁听。

　　“听到自己被免予起诉,很多战犯有感于自己罪恶深重,却得到宽大处理,都失声痛哭,纷纷要求发言。”王石林回忆说,当时,战犯泽口良民哭诉道,“我自感理应受到严处,但中国人民反以宽大为怀,教育我重新做人,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会后,我国政府又给这些被免予起诉释放的人员发放了新制服装、毛毯、皮鞋等物品。随后,这批人员被交由中国红十字会从天津分批乘日本“兴安丸”轮船归国。

　　事实证明了中央政策的高瞻远瞩。经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回国后当即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几十年来,他们始终遵循“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誓言,通过写回忆录、进行广播电视宣传、演讲集会等方式,揭露、反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推进中日友好。

　　“61年前在太原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开创了教育改造国际战争罪犯的先例,既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更是对一切妄图再走日本军国主义可耻道路的侵略分子一个严正的警告。它标志着我国政治上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外来侵略者任意宰割中国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在回检察院的路上,王石林这样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