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树华：给法院留下一个审判样板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09-05 15:29:45

　　彭树华，1950年广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同年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工作，1955年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秘书。

　　在1956年对日战犯审判中，彭树华担任太原审判庭秘书。2015年8月19日，93岁高龄的彭老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

　　“接受这个任务很突然。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3月31日，部队就用专机送我和司法部一位同志到太原做提前准备工作，可见当时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回想当时，彭老依然很感慨。

　　到太原以后，当地并没有现成的法庭，工作组到处找，最后在太原公园里找到当时阎锡山盖的一个“善堂”。“这个地方呢，位置合适，在市中心，大小也合适，可容纳几百人，还有一个台子可做审判台。”彭树华回忆，“但是我们去考察场地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回声很大，会导致审判现场没法录音。”

　　找不到更好的场地，只能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工作组找到山西大学的教授来帮忙，试验了许多方案。“一开始说给水泥地板都铺上地毯。我们把整个山西的地毯都弄过来了，还是不行。又说把窗帘给换了，普通白布的换成灯芯绒，也不行。又在审判台后面加建了一堵隔音墙，用草和树枝压成的那种板，好了一点，但效果还不好。”彭老对当时的艰苦印象深刻，“最后想到开天窗，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法庭得到落实。”

　　作为审判庭秘书，彭树华一手安排了法庭的布局，定做了桌椅板凳。他说，当时的布局都是参考了东京审判和伯力审判来设计的，完全依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

　　审判也是依此进行。彭老回忆，当时检察机关起诉的法律文书很齐全，到了法庭上，控诉的每一项罪行都有人证物证书证。根据国际惯例，给每个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进行辩护，还安排了被告人陈述时间。

　　“这次审判程序非常正规，完全按照国际法准则进行。”彭老说，“当时国内司法程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通过对战犯的审判，摸索出了一套程序，为法院今后的审判工作树立一个样板，应该说这次审判对法院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彭树华是广西人，虽然没有直接经历过战火，但湘桂大战进行的时候，他正在桂林读中学，战火蔓延南下，他也加入了逃难的队伍，“火车根本挤不上去，站的地方都没有，我爬到火车顶上才逃回家。”回忆起逃难经过，彭老用“狼狈万分”来形容，“问我对日本人的态度，看到太阳旗就觉得十分可恶。”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接到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时，彭树华的心情是扬眉吐气，觉得无限光荣。

　　彭老对几名战犯印象深刻，一个是住冈义一，他被控诉将俘虏的300多名八路军在同一天里分两批拉到太原小东门赛马场，给日军新兵练胆，全部用刺刀刺死了。另一个是大野泰治，他参与了在哈尔滨对抗日英雄赵一曼的逮捕、刑讯和杀害行动。

　　“当时看了全国人大的决定，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觉得太宽大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但最终我们最多只判了20年，没有一个死刑和无期徒刑。”彭老说，“但后来慢慢也理解了，这些战犯并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在东京审判都得到处理了，他们的悔罪表现都很好。为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样处置也是对的。”

　　谈到这次审判的意义，彭树华表示，最重要的是，审判可以让我们不忘记历史，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