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戴万龄和他的“戴家军”
来源：国家公祭网   2024-03-18 15:08:49

▲敦化市历史博物馆里的戴万龄画像。

▲敦化市历史博物馆里的戴克政画像。

▲坐落在敦化烈士陵园的抗联五军团长戴克政烈士之墓。组图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周长庆摄

　　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榜”上，最近增刻了戴家7人的名字：戴万龄、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加上以前就榜上有名的戴克政，戴家英雄群体共有8名烈士。敦化戴家毁家纾难、精忠报国的历史在几十年后终于实至名归。

　　戴万龄(又名戴凤龄，字洪昌)是敦化城东富裕大户戴家的掌门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过花甲的开明乡绅，誓死不做亡国奴，率全家老少举旗抗日。他带领“戴家军”先后跟随中国国民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英勇顽强地战斗在长白山区，最后壮烈牺牲。到东北光复时，戴家一共有50多人抗日殉国，成年男人除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外全部牺牲，只有几个寡妇、孤儿幸存下来。

　　“戴万龄一家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举家抗日，前仆后继，是活生生的真实版“杨家将”，是不畏强敌、尽忠报国的杰出代表，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浓重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一曲反抗外敌侵略、捍卫民族独立、高扬民族气节的慷慨悲歌。”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教授说。

　　正直豪爽“大当家” 崇拜岳飞杨家将

　　戴万龄祖籍山东省莱州府掖县周廷社香合乡，生于1871年农历六月初一，4岁时跟随爷爷、父亲闯关东，来到吉林省额穆县黑石江东戴家堡子。一家人筚路蓝缕，勤俭持家，家业日兴。后来戴家人丁兴旺，开始分流，戴万龄一支来到敦化县沙河沿，辛苦创业，逐渐成为殷实之家。到戴万龄掌家时，戴家拥有土地400多垧，4代同堂60来口人，成为沙河沿一带的大户和首富。

　　为防土匪侵扰，经官府同意，戴家牵头组织了民团，拥枪百余支，并建筑了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的四合院，共有房屋80多间，院墙高9尺，四角筑有炮台，雇了不少“炮手”看家护院。

　　戴万龄一生坎坷，个人和家庭4次遭遇匪劫，为去晦气他4次改名为彭龄、喜龄、希龄、凤龄。戴凤龄是他最后使用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字。他把家业管理得井井有条，粮食堆积如山，猪牛马羊成群，还饲养梅花鹿;在敦化、宁安、官地建有百货、药材等商铺和烧锅、油房、磨房、粉房、豆腐房等作坊。

　　据戴家后人回忆，戴万龄是大高个儿，面部常带笑容，目光炯炯有神。他身体硬朗，腰挎大匣枪，骑枣红马，威风凛凛。他有深深的家国情怀，有正义感，从小崇拜岳飞、包公、郑成功、杨家将等英雄。他为人厚道，豪爽热情，和蔼仁慈，讲究信誉，好打抱不平，在当地很有威望。每逢灾荒年头，戴家都主动减租，慷慨解囊，救济乡亲。家里曾收留4个讨饭的老头长期居住，甚至为他们养老送终。

　　戴万龄15岁成亲，一共生有6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1女夭折)。来自孔孟之乡的他对于爱国教育极其重视，在家里开了私塾，让孩子们学习历史、军事等内容。他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给长子、次子、三子分别取名“克勤”“克俭”“克吉”，寄托“勤俭家业才能兴旺发达吉利”之意。孙子吃饭掉了饭粒他都让捡起来吃掉，还严禁子孙喝大酒、抽大烟、赌博和懒惰。他说人要有志向，要精忠报国，故给四子取名“克志”。如果儿子能入选官府做官，他希望能像包公那样公正不阿、为百姓做主，故给五子取名“克选”，有盼望入选、金榜题名之意。他说做人要走正道，故给六子取名“克政(正)”。

　　毁家纾国难 成立“戴家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不甘心做亡国奴，1932年2月8日在吉林省延吉县小城子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并自任总指挥。他出身绿林，曾经救过戴万龄一命。两人是山东老乡又兴趣相投，都反对日本人在东北的横行霸道，反对官府的腐败无能，遂叩头结拜为“盟兄弟”。

　　戴万龄深明民族大义，曾资助过反对日本修建吉林至敦化铁路的活动。他对日本人在东北的霸道行径深恶痛绝，对其狼子野心心存警惕，早就为抗日做准备，陆续变卖了城里的商铺，花重金购置了100多杆枪，还聘了一个东北军退役李姓军医到“戴家大院”坐诊。

　　王德林决定把攻打敦化县城作为救国军成立后的第一仗。1932年2月18日，他率军来到“戴家大院”，戴万龄杀猪宰羊，犒赏三军。王德林说：“大哥，日本鬼子已经欺负到家门口了，这回我跟小日本干到底了！你也参加我的队伍抗日吧！”戴万龄握着王德林的手立即说：“我早有此意，如贤弟不嫌弃，我愿抛家舍业追随贤弟，共同抗日报国！”王德林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任命戴万龄为救国军乡团大队长，让他迅速招兵买马。

　　戴万龄就以戴家子弟、家中“炮手”和长工共100来人为基础，又动员沙河沿左右村屯200来个猎户、“炮手”出身的青壮年，组成300来人的乡团大队。戴万龄的4个兄弟、5个儿子、3个女婿，都追随他参加了救国军。

　　1932年2月20日拂晓，戴万龄率乡团大队随救国军第一次攻打敦化县城，经过激烈战斗，一度占领了县城，给敌人以震撼。但由于攻城的情报被内奸告密，大批日军从吉林赶来增援并有飞机助阵，救国军不得不撤离。为避免日寇报复，戴万龄派人急速给沙河沿的家人送信，叫他们将家中枪支弹药、钱款、布匹收拾分装在20多条麻袋里，加上粮食，一共装满30多辆大车、几十张爬犁，其余的用马驮。戴家老少60来口分别骑马、坐车、步行，跟随救国军一起撤退，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漫漫的抗日之路。

　　很快，日军与伪军追到沙河沿，将“戴家大院”包围，杀死了留守的戴万生(戴万龄的堂弟)，放火烧毁了全部房屋和没来得及带走的大量粮食、物资。这更激起了当地百姓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坚定了戴家满门抗日到底的决心。

　　不久，乡团大队被正式改编为救国军第五营(也称独立营)，戴万岭为营长，戴克勤、戴克俭、戴克吉分别为连长，戴克志等9人为副连长，戴克政为传令兵，戴万龄的两个孙子为营长警卫员。这支部队因以戴家子弟、亲属为主体，也被称为“戴营”“戴家军”。此后戴营随救国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东部地区，先后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二次、三次攻打敦化以及攻打额穆、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

　　戴万龄治军有方，军纪严格。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戴营子弟兵很多是“炮手”、猎户出身，胆子大、枪法好，打仗争先恐后。

　　戴万龄还建立了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组织架构：全营设三个连，每连设一个连长、三个副连长(由三个排长兼任)，规定在战场上如果连长牺牲，副连长依顺序自动接任连长指挥;排、班也是如此。一个班十几人分为三个战斗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小组在运动作战时人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中间是神枪手，只负责开枪，边跑边打，弹无虚发，专打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他左边的人负责给他递上子弹的枪，他右边的人负责接空枪，并传递给后排的人退弹壳、上子弹、递到前排。这样的战斗小组以枪法准、冲锋猛的优势弥补了武器上的劣势，在几次突围战中效果很好。

　　1933年1月，面对日寇的重兵包围，救国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王德林退至东宁县中苏边境线一带，决定带领部分伤病员和家眷撤至苏联再绕道回关内。

　　临行前他对戴万龄说：“大哥，你也跟我去苏联吧！”戴万龄回答：“我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王德林无奈地说：“那你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往回打吧！”他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留下的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和戴万龄将部队分成两部，各率本部人马突围。戴万龄命一连打冲锋，二连在中间，三连断后。一连“炮手”多枪法好，戴克俭的“把兄弟”、被称为“独龙”的神枪手李海峰找出敌人的薄弱环节，带领战士奋勇冲杀，硬是把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率先冲了出去。二连夹在中间顺势冲出。三连大多为年轻人，跑得快，负责阻击追兵。戴克政率5人战斗小组殿后，他弹无虚发，追上来的一小队日本兵全被他撂倒。突出敌人重围后清点，戴营伤亡惨重，牺牲和受伤各有100多人。

　　戴营撤至汪清县罗子沟，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加入了“柴旅”，后随其参加了绥宁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戴营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从此“戴家军”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追随周保中军长转战白山黑水，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英勇不屈 壮烈牺牲

　　戴营开始组建时有300来人，最多时有四五百人，但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减员。1935年8月，部队在东宁县遭遇敌军重兵包围，戴营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后来攻打宁安又牺牲一些人。到1936年初，戴营已经不足百人，“柴旅”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后进行整编，由于抗联没有营的编制，戴营人员分散编入五军其他队伍。周保中军长考虑到戴万龄年事已高，委任他为副团长，专门负责军需后勤工作。

　　1937年，抗联五军大部队去了黑龙江省宝清、密山一带，在日寇不断“围剿”下，部队给养十分困难。留守宁安一带的戴万龄奉军长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戴家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均告失败，7人被捕，其中6人牺牲、1人入狱。

　　1937年深秋，为救部队燃眉之急，戴万龄亲自带着三儿子戴克吉等30多人潜回沙河沿一带筹粮。戴万龄藏身一亲属家时，被汉奸发现告密，引来鬼子抓捕。为不连累他人，戴万龄把两把手枪藏在灶坑灰堆里，走出房屋束手就擒。敌人将其两个大拇指用铁丝捆住、把双手背在身后，先在沙河沿、马鞍山游街示众，几天后押往敦化县城。戴克吉为营救父亲，率领战士们在马鞍山一带伏击敌人，打死数名日伪军，终因势单力薄，与十来个战士当场牺牲。

　　据戴家后人和沙河沿的老人回忆，戴万龄当时身穿灰色棉长袍，从容镇定地对乡亲们说：“父老乡亲们别难过，不要怕。这没什么，我们抗日没有错，鬼子早晚要完蛋！”

　　在敦化日本宪兵队，日寇对戴万龄严刑拷打，百般摧残，折磨多日，逼问他抗联部队的去向，他宁死不招，对鬼子骂不绝口。初冬第一场大雪来临时，残暴的日寇用两块钢板将戴万龄夹在中间，用铁丝捆绑后，泼上汽油点火焚烧。戴万龄疼得满地打滚，钢板都烧红了，仍骂声不绝，最后奄奄一息时被鬼子扔进了狼狗圈。

　　这位67岁的老英雄壮烈牺牲！

　　前仆后继 满门忠烈

　　据戴家后人统计和党史专家调查，戴万龄一家4代人参加抗日部队，前后牺牲了50多人。到抗战胜利时，活下来的只有年过七旬的戴广禄、几个寡妇和戴万龄的几个孙子辈的孤儿。

　　戴广禄是戴万龄的七叔，是戴家辈分最大的，但也仅比戴万龄大3岁。他在“戴家大院”负责驯养梅花鹿、管理中药材、给家人治病和制作火药，参加抗日部队后担任卫生员。有一次他在抢救伤员时被敌人炮弹片击中，由于弹片未能取出，在回到家乡几年后，因伤病复发、伤口感染而去世。

　　戴万龄的4个儿子、4个弟弟、1个女婿战死沙场，另外两个儿子也因抗日而牺牲，1个儿媳、1个孙子在艰苦转战途中因缺医少药而病逝。

　　戴万龄的长子戴克勤，1935年在东宁突围战中腿被打折、身上3处受伤，辗转回到沙河沿东沟养伤，不久被汉奸出卖而被捕。在日寇酷刑折磨下，他的手指甲全都脱落，仍坚强不屈，后被一个远亲保释出去，不久因伤重于1945年3月去世。他是戴家最后牺牲的青壮男丁。

　　戴万龄的五子戴克选，是戴家唯一未直接参加抗日队伍的人，父亲举旗抗日时他正在吉林市读书。戴万龄听从了抗日队伍中的地下共产党员胡泽民、陈翰章的建议，让克选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戴克选于是转入伪吉林地方警察学校学习数月后，进入敦化县伪警察队做地下情报员，多次为抗日部队购买弹药军需、提供情报。1939年他在一次为抗联购买500发子弹时，被两个同事怀疑并敲诈，在与他们搏斗时头部被打成重伤，4天后不治身亡。

　　从“刀下留人”到少壮栋梁

　　戴克政是戴万龄的六个儿子中排行最小也是最出色的一个。他从小便随大人在崇山峻岭中打猎，枪法极好，双手会打枪，长枪200米内弹无虚发。他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曾任警卫员、排长、连长，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青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出色。

　　1933年9月，救国军攻打东宁战斗失利后部队撤至老黑山，救国军参谋长胡泽民(中共地下党员)看戴克政身手了得，就把他要去当自己的警卫员。

　　一天在宿营地晩饭后，戴克政练习手枪时不慎走火，子弹穿透在二十步外散步的胡泽民腹部，造成致命伤。头脑仍很清醒的胡泽民临终前嘱咐同事和部下，发生这次事故纯属偶然，戴克政作战勇敢，能文能武，是个少年英才，不要为此处死他。本已就缚自愿赴死的戴克政终于被“刀下留人”，此后更加奋勉地工作。

　　此事之后，经陈翰章建议并多方工作，1934年，戴营转入救国军柴世荣旅。从此，戴营便在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

　　原想寻机处死戴克政为胡泽民报仇的周保中，看到戴克政在各项军事活动中忠挚活泼、事事争先、谦虚好学，诚心为抗日救国而努力，逐渐消除刑杀之念，转而对他勉励鞭策。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戴克政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提高，迅速成长起来，1936年他在抗联五军二师升为连长，1938年6月任三师九团团长。

　　1938年8月，戴克政因腿部负伤，与13名战士留守宝清县小团山临时营地并看守通敌犯人。13日，200多敌骑兵将营地重重包围，戴克政率战士们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弹尽援绝，与9名战友壮烈牺牲。日军在戴克政身上翻出了团长的证件，又残暴地向他的遗体连刺数刀。

　　时任东北抗联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得知戴克政牺牲后非常悲痛。他在1938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戴克政同志为民族解放战争牺牲之日，年仅二十三岁……戴同志对革命知识不但勤学精进，且每战身先士卒，指挥掌握有如久经练达者。凡游击所到之处，辄召开农民抗日宣传大会，对于抗日救国之言辞娓娓动人……当此抗战深入、东北游击运动极其吃紧之时，余对克政同志畀倚寄望甚深，不幸为时未几，少壮将星遽吿殒折。为民族国家牺牲光荣，堪同日月齐光。惟今五军栋梁摧毁，后继乏人，殊为感概也。”

　　“戴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

　　戴家男人抗日没有孬种，戴家女眷也不含糊。参加抗日部队后，她们承担起后勤保障、救护伤员、运送弹药、传递情报、照顾老幼等任务，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寇氏是戴家女眷的佼佼者和主心骨。

　　寇氏出生于敦化县沙河沿寇家屯，是寇家最小的孩子，从小聪明伶俐，随4个哥哥念私塾，有一定文化。寇氏18岁时嫁给戴克俭后，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处事公正，有主意有担当，深得全家上下喜欢，戴万龄就让她协助自己妻子高氏处理家庭事务。寇氏善于学习，领着大儿子和女儿跟戴广禄学艺，基本掌握了中医药和火药、引信的制作技术，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戴家有个规矩，想做戴家媳妇必须会打枪。寇氏在所有女眷中枪打得最好，能双手打枪，可以骑在马上一手打枪、一手给另一支枪压子弹。举家抗日后，因她组织能力强又能说会道，被戴万龄任命为戴营救护队长，并负责炊事、后勤等事务。寇氏裹了小脚行动不便，就跟女儿一起骑马行军。

　　在她的带领下，戴家女眷都学会了驾驭马匹，到战场上送弹药、饮食经常用马驮。一有时间，她们就挖野菜、采野果补充军粮的不足。寇氏非常坚强，除了丈夫牺牲时哭过一次，很少掉眼泪。她是戴营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殚精竭虑操持大事小情。

　　1935年，敌人的“围剿”日趋严重，战斗更加频繁。周保中军长决定家属不再随军一起行动，而是留在密营，承担缝纫、医疗等任务。戴万龄牺牲后，周保中为了戴家后继有人，决定让其家属离开部队疏散到地方隐蔽起来，休养生息。

　　遵照周保中指示和戴万龄生前嘱托，从1938年秋天开始，在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领下，幸存的戴家妇孺从宁安返回敦化。为了躲避敌人，他们昼伏夜行，专走山路小路，跋山涉水，一路乞讨，用了大约一年时间才秘密返回沙河沿。

　　戴万龄的亲家寇成把他们分散隐蔽在几个寇氏兄弟家，并把孩子们改为寇姓。寇氏和她娘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保护了戴家后代，终于迎来了胜利。

　　古有杨家将 近有戴家军

　　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戴万龄被当作“大地主”看待，戴家抗日历史没有得到正确评价，事迹鲜为人知，幸存后人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东北光复后和全国解放后，周保中将军曾3次派人寻找戴家后人而未果，他的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知1978年又到敦化寻找过戴家后人，并希望吉林省对戴家历史予以关注。吉林省和敦化市的党史研究人员也对戴家事迹进行了认真调查。

　　长期关注、宣传戴家事迹的敦化市关工委主任、敦化市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何效义说，戴万龄一家国难当头，挺身而出，铁骨铮铮，没有一个投降的，付出巨大牺牲，充分体现了民族精神、民族气节。

　　在戴家后人不懈努力和正义人士帮助下，戴家抗日事迹逐渐浮出水面。1995年民政部追认戴克政为烈士，他后来还被评为全国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龄等戴家7人为革命烈士。

　　古有杨家将，近有戴家军。目前，戴家抗日事迹已经载入敦化市历史博物馆，40多万字的历史纪实小说《戴家大院》经过12年收集整理也已出版。相关部门计划修建戴家烈士陵园、拍摄戴家抗日电影。

　　“戴家军”这个英雄之家的抗日事迹，举世罕见，感天动地，必将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周长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