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光鼐的坚守与斗争
来源：《团结报》　作者：王超   2025-09-02 09:12:48

　　【精彩提要】

　　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1933年发动“福建事变”，支持反蒋抗日。抗战胜利后，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会主委。

▲担任第六十一师师长时的蒋光鼐

　　01、联共反蒋抗日 为红军输送战略物资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要消灭十九路军的企图已十分明显，欲将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安徽，从而肢解十九路军。在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和蒋光鼐、蔡廷锴的抵制下，蒋介石只好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想借红军之手来打击和消灭。

　　1932年6月，蒋光鼐被任命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深知十九路军处境之险恶，所以一到福建就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1933年5月，蒋介石派督战官坐镇十九路军总部，催促十九路军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一线，致使区寿年师孤军深入，被红军重创。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在承认三个条件(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政权、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的原则下，同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订立战斗协定，联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蒋光鼐获悉后，非常高兴。他对蔡廷锴说：“蒋介石驱使十九路军‘剿共’孤军深入，是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这一招比他亲手歼灭我们更恶毒。如今红军提议真诚合作抗日，完全符合十九路军官兵不想再继续打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愿望。我们应当起来响应。也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我们很有必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

　　1933年7月，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派陈公培到福州会见蒋光鼐。此前，陈铭枢曾派梅龚彬去上海找中共联络未果。蒋光鼐与陈公培商量，请他为代表，火速和红军联络。蒋光鼐用绸子写了一封密信给前方红军，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共同抗日。陈公培于8月抵红三军团营地，见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双方经过沟通，陈公培带回了彭德怀一封信。彭德怀在复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随后蒋光鼐、蔡廷锴与在香港的陈铭枢商议，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和陈公培前往瑞金直接面见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全权代表，同徐名鸿进行具体的商谈。双方初步谈判了十九路军与红军的防线和福建省政府与苏区政府划界事宜，10月26日，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涉协定》，又称《抗日作战协定》。根据协定，福建方面向苏区供应了大批食盐等货物，使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一时失去了作用。后来，依据协定，人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分批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152人。徐名鸿回福州后，苏维埃中央也派出潘汉年、张云逸等为代表进入福建，商谈进一步的同盟行动和协商物资交换事宜。

　　02、雪中送炭 资助长征红军十万银圆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光鼐与李济深等人去了香港。从1935年开始，日本军队在我国华北地区不断地制造各种事端，加紧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抗日浪潮迭起，民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据李以劻回忆：“1935年春，红军已长征，经济很困难，憬公(蒋光鼐字憬然)与蔡廷锴商妥，从十九路军公积金项下捐助十万银圆，在香港交给中共代表潘汉年。”

　　1935年7月，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一些社会贤达，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蒋光鼐任代理主席。为了支持“大同盟”的活动，蒋光鼐卖掉了自己在香港九龙界限街的住房，得五万元，全部拿出来作为“大同盟”的活动经费。“大同盟”的宗旨是：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团结中国民众，推翻汉奸政府，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权。“大同盟”办有《大众报》《民族阵线》《大众动向》等报纸、杂志，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明确表示：“我们要求联共联俄、抗日救国。自福建起义以来，我们和共产党做了长期朋友。我们相信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对待一切友党，一切抗日力量的真诚。”

　　03、营救抗日爱国青年 组织抗日自卫团

　　1936年，张克明(民革北京市委会创始人之一)出于对十九路军抗日将领的仰慕，兼之有何思敬和梅龚彬的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同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何思敬领导下的华南总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7年，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在香港成立，张克明成为骨干成员。1938年春，张克明在龙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江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41年，张克明在香港《南洋商报》《经济通讯》任干事。次年3月，香港沦陷，他在赴韶关途经龙川时，被龙川国民党当局以“组织伪党，危害民国”罪名逮捕，情形十分紧张。蒋光鼐得知后，第一个打电报给龙川县县长，接着又寄一封信给龙川县县长，要他对爱国青年慎重处理。这是非常有力的救援。

　　是年冬天，关押十个月的张克明被蒋光鼐保释出狱。出狱后的张克明到了曲江，拟登门感谢救命之恩。可是蒋光鼐通过秘书告诉张克明，援救抗日爱国青年，是自己的本分，不必客气了。

　　直到1950年，张克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蒋光鼐，见面首先感谢救命之恩。蒋光鼐微微一笑，还是那句话，这本是自己的本分，不必客气。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香港的蒋光鼐闻讯立即赶回东莞，与本县的军政要人王若周、徐景唐、张我东等在莞城的“袁(崇焕)督师公祠”组织成立“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区统率委员会”，领导“惠(阳)、东(莞)、宝(安)”三县的民众抗日力量。蒋光鼐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王若周、徐景唐为副主任委员，张我东为东莞县总干事。在蒋光鼐的具体部署下，东莞成立了两个抗日自卫大队，分别由麦定唐、王泳佳担任大队长，并在学宫举办抗日自卫大队骨干训练班，培训抗日自卫团的官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好准备。

　　在蒋光鼐的影响下，无论是抗日自卫团还是骨干训练班，思想倾向都比较进步，因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以其他身份为掩护，加入抗日自卫团和骨干训练班。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侵占了虎门，抗日自卫大队分别在官涌卢屋、怀德、佛子坳等地抵抗过日本侵略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4年，蒋光鼐获悉中共广东东江纵队一直坚持在珠三角地区打游击、孤军奋战，后勤给养十分困难，他以个人工薪积蓄的20万元资助东江纵队。

　　04、坐镇南疆的抗日名将

　　蒋光鼐不仅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且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幕僚长。

　　1938年，广东被划为第四战区，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蒋光鼐受命为第四战区参谋长。战区司令部设在战时广东省省会韶关曲江。虽无实际兵权，蒋光鼐却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呕心沥血，对作战决策、稳定防线、整顿后方、训练部队等工作颇有建树。

　　蒋光鼐平日处事细心负责，讲究实效，办事迅速，工作效率很高，从不计个人得失。他经常工作到深夜12点，收集了多方面的信息，才肯去休息。如遇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地方，他就把主办人找来问清楚，决不马虎从事。

　　战区参谋处每天将敌情搜集好，按时给蒋光鼐送去，他总是埋头研究，以便向主官提出意见。那时由于日寇占领了广州，情况不断变化，蒋光鼐照例一个月内要召开两次幕僚长会议，研究敌情，了解部队作战能力及士气等情况。

　　据时任第四战区参谋处第二科中校主办参谋的陈一林回忆，1939年冬至1940年春，粤北第一次战役前，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下辖有六十五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缪培南、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共有四个师(一八七、一五八、一五二、一五七)及独立二十旅。他们奉命固守从化、花县一带。有情报说日军企图打通粤汉，与长沙、武汉之敌会师，截断我军的铁路运输线。日军随即以一个加强联队沿粤汉铁路北进，而另一个联队则沿翁(源)从(化)新(丰)公路北进，均遭各部的阻击。

　　正在此时，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却慌忙由三华撤至龙南县，局势非常混乱。各部队与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失去联络，而由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第四战区长官部始终没有撤离曲江，这是由于参谋长蒋光鼐指挥沉着、敌情判断正确的缘故。蒋光鼐当时认为广州的敌人并未增加新的番号，只是企图虚张声势，试探粤北我守军的力量，并不敢对曲江贸然强攻。

　　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一部分敌人越过吕田向新丰官渡进犯。长官部命令各部坚守阵地，非有命令，不准撤退，否则唯该师师长是问。师以下各级，如有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者，各师可以先斩后奏。由于蒋光鼐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终于取得粤北战役的第一次胜利。

　　1940年桂南战役后，第四战区被划分为四、七战区，张发奎仍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长官则由余汉谋继任，蒋光鼐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七战区作战区域是广东及闽西南赣粤边三南地区，指挥的部队系第十二、三十五集团军，所属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军与暂编二军，及几个独立师旅。1940年至1945年，历经粤北战役之大捷，第七战区部队虽伤亡众多，但最终联合友军取得抗日的胜利。

　　抗战期间，蒋光鼐受尽艰险，发扬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精神，迫使占据华南多年的日军23军团长田中久一屈膝投降。

《团结报》2025年8月28日 第7版　　作者：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