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一瞥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08-30 15:29:46

　　二战后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由盟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军事法庭负责。英国主导的军事法庭，设在香港、亚庇、纳闽、新加坡、新山、吉隆坡、太平、亚罗士打、彬乌伦、仰光、槟城等地。

　　樟宜博物馆是一处与二战有密切关系的历史遗迹，位于新加坡东部，远离闹市区。一个炎热如常的下午，坐地铁从市区出发横穿大半个新加坡岛，换出租车，走过一段路才到达。中年出租车司机根本不知道有樟宜博物馆这回事，原本走过了，绕了一圈，回头才找到地方。

　　这也并不奇怪。二战历史在新加坡算不上热门话题，在年轻人当中尤其如此，主流话语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讲述也多一带而过。不过，这段历史记忆时不时仍会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跳出来，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纪念活动上，也往往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扶着纪念碑的基座，放声痛哭。

　　“大检证”暴行

　　时光跳转回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一段审判的时期，当时的氛围应有不同。根据文献记载，战后在新加坡对日军战犯的审判是在远东地区对日军战犯的系列审判之一，由英国主导，从1946年1月至1948年3月，先后审判了131起日军军官、宪兵及一般士兵涉及屠杀及虐待平民的案件。大部分案件的战争罪犯被治罪，受害者主要是华人。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今年以此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新加坡战争犯罪法庭档案展”，展出了这些审判中11起战争罪案的档案卷宗，由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现存的档案中筛选。对于日军战犯的审判是以一个一个案件的形式进行，其中包括“大检证”屠杀。

　　从档案来看，当年的审判期间，日益清晰的日军暴行调查和描述印证了那之前几年日占时期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白色恐怖。1942年2月15日，正值农历新年，马来亚英军司令白思华中将(Authur Percival)签署投降书，原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就此沦陷，开始了三年的日占时期。此后不久，日军开始对新加坡进行扫荡，即所谓的“肃清”。

　　“大检证”是主要针对当地华人的筛查。当时新加坡是殖民地，华人对中国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为抗战出钱出力，陈嘉庚等著名侨领组织了抗日救国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新加坡沦陷之后，“大检证”要求18至50岁的华人男子到集中检证中心报到，被认定为抗日或参与抗日的华人立即遭到拘捕，随后被卡车运到海岸和偏僻之地，被残暴地屠杀。

　　许多上了年岁的华人对此仍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记者曾接触不少当地人提及当年的亲属在检证中一去不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能公开谈论。那时候正值青年时期的李光耀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如何被日军士兵殴打并在“大检证”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在这场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遇害，目前仍无一个定论的数字。历史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对这场大屠杀严守秘密;屠杀的地点选择在偏僻之地且不止一处，生还的人寥寥无几，尸首被冲走或掩埋;大屠杀之后的几年间，也没人敢公开谈论此事;一些人是全家遇难，无法进行准确登记。但学界认为，不管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根据日军驻新加坡指挥官河村三郎日记和日军参谋部情报的记录，也至少有5000人遇害。新加坡有许多人认为有5万人被日军杀害，日军对于妇孺老弱的杀害也时有幸存者提起。

　　艰难的审判

　　关于“大检证”屠杀的审判在1947年3月10日开始。法律讲究实证，历史学者卡尔·海克和凯文·布莱克本在其著作《战争记忆和现代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诞生》中写道，日军的部分暴行在当时要证实，对于调查人员来说很困难。控方根据调查登记，指控犯案者杀害大约5000人。最终只有7名参与“大检证”屠杀的日本军官被定罪，其中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中佐被处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人被判终身监禁。

　　两位学者说，殖民当局显然明白如此判罚难以让当地华人感觉到正义伸张，一位案件调查人员写道：“这里的人民信任我们，他们视我们为清廉正直的人，认为我们不曾受到野蛮罪行的污染，把我们视为前来给予他们正义的人，指望着我们能够惩罚那些曾经吊死、烧死或活埋他们丈夫和儿子的邪恶之人。但我们在新加坡能够给他们的，只有律师的枯燥词汇。”

　　虽然一些华人组织起来，要求将那些被定罪的日军战犯处以极刑，但最终的判罚没有改变。一些人也希望亲眼看到战犯被处以绞刑，最后少数受害者家属出现在行刑现场。

　　1947年6月27日出版的澳大利亚《信使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日军中将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中佐6月26日上午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因1942年屠杀新加坡华人的罪行而被处以绞刑。一些华人代表目睹了行刑过程，其中包括两名妇女。

　　暴行终究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从1962年开始，新加坡各地相继发现日军占领期间的遇难者遗骸，李显龙在近年一次访问日本期间也曾提起这在童年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不过，李显龙也说，随着时间逐渐远去，下一代人对这段历史的感受也许不会那么直接。

　　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同意展开调查，并在1967年达成共识。在谈判期间，日本政府拒绝了新加坡的赔偿要求，也没有道歉，甚至日本一些群体还有意压缩新加坡“大检证”屠杀的遇难者数字，或者有意淡化事件，但日本同意提供数千万美元“赠款”和贷款。与日本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新加坡修建了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默认翻过历史的这一页。

　　1945年日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之后，新加坡重归于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不过，新加坡的历史在这时候明显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转向，英国人不再像战前受到尊敬，新加坡人的独立意识开始萌芽，直到1965年建立共和国。此后新加坡的历史叙事倾向于塑造当地各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认同。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当地都有在死难人民纪念碑的纪念活动，但在日本投降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至少从官方层面，基本是静悄悄的。

　　立碑以铭记

　　1967年，坐落在闹市区美芝路的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落成，成为历史的标志。这是一座70米高的石碑，组成石碑的四个白色石柱，象征华裔、马来人、印度裔和欧亚裔共同担负苦难。时任总理李光耀在揭幕式上说，立碑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而是要纪念在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同胞，并提醒人们对任何新威胁保持充分警惕和戒备。

　　随着时光的转移，二战的一些历史遗迹受到关注。当然，视角也许已不尽相同。1995年，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将11个地点列为二战历史遗迹。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在2013年列为受保护的国家古迹。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也在其他一些二战遗迹所在地点树立起标志牌，其中有不少就在市政公园里。一些专注于二战历史的民间组织开始建立。

　　在如今辟为纪念馆的旧福特车厂，可以看到一些亲历者关于家人在防空洞躲藏被日军杀害的讲述。进入亚历山大医院时，日军刺死医护人员，连病床上的伤员也不放过。当然，最恐怖的无疑是“大检证”。在樟宜博物馆，关于二战历史的讲述则展现了沦陷时期的生活，尤其是樟宜监狱内的战俘在日军治下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日子显然也算不上好过。

　　旧福特车厂的访客并不多，樟宜博物馆则每天有大约200名访客，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访客。究其原因，这里曾是关押战俘的地方，甚至还存有战时的战俘名录供来访者查阅，一些澳、英等国访客会来翻一翻。反倒是本地访客显得并不多。

　　今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新加坡战争犯罪法庭档案展》从2月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5日。除了展出案件的卷宗，也有一些关于日军其他暴行和历史文物的介绍。国家博物馆表示，这一活动是为了纪念新加坡沦陷73周年和日本投降70周年。国家文物局政策规划司负责人陈子宇说，展览希望凸显新加坡战争罪犯法庭把日军战犯加以治罪所做的努力。81岁的魏天福是一名幸存者，他的父亲二战前曾在日本公司当书记员，“大检证”时，他凭着一张与日本老板的合照顺利过关，平安回到家人身边。许多人则没那么幸运。

　　李素梅女士在2005年编纂出版《昭南年代：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成为旧福特车厂的赠书。她在书中写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日军所到之处留下的暴行远超一般，主要在于其杀戮行为的残酷和对于屠戮生命的肆意，许多日军士兵因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作战而没有良心上的负罪感。战后日本的反省很多时候显得缺少诚意，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在紧接下来的冷战中需要日本扮演角色而对历史欠账匆匆带过，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

　　她认为，日本部分人甚至有一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如果任由极端民族主义扩散，而官方看起来又不能阻止这种情况蔓延的话，日本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正面这段历史。而这么多日本年轻人对于历史一无所知，则会使得历史重演的可能性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