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警卫揭秘:新中国如何对待日本战犯
来源：华声在线   2017-09-01 14:25:0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

　　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当时中国由于内战，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将在中国被俘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

　　195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队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华北军区。接到命令后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公安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这是一项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部队接受这项任务后，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不死一个”很难。一方面日本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绝望就会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绝不会让他们活着。接到这个任务后，团长徐其富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些年他带部队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从没有一件任务令他这样为难过。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和其他领导认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势，对押解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执勤方案:为防止战犯途中被发现，徐其富建议押解列车上的玻璃窗都用纸贴上;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为加强领导，团长徐其富亲自带队参加这次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战斗力强、素质高的三营十一连担任这次押解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又从十连抽调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战士配合十一连执行任务。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干部战士共230人，部队出发之前，徐其富给战士作了简单的动员，动员中他说:“我们这次是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什么任务由于特殊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任务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听、不要猜疑，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部队以前执行任务，也有事先不告诉大家的时候，所以对徐其富的讲话，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动员之后，部队上了火车，列车一直向北开。

　　途中列车除了加水几乎没停过。列车大约快到长春时，徐其富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这次千里押解日本战犯的特殊任务，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上面要求我们这次押解要做到一个不能跑、一个不能死，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长途运行，列车到达了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这也是此次列车的终点站。部队下车后，押解部队住进了车站上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成立了战犯管理所，选派了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为管理所所长。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员，这次也和押解部队同车到达绥芬河车站。

　　一切安排好后，徐其富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会议，在会上徐其富向部队传达了这次任务的真实情况，并讲明了这次押解的意义，要求在此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触，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借机发泄个人对战犯的私愤。徐其富最后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定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好上级交给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扣子，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传达之后，部队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有的战士家里亲人被日军杀害，在学习讨论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愤地哭了。经过讨论，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950年7月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布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都拉了好多条电话线。这列特殊的火车就是押运日本战犯的列车。部队按着预定的执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苏军指挥官和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中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带队的苏联军官指挥士兵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一会儿工夫，战犯一个接一个地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战犯一个个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发出惊异的目光。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苏军点完名后，中方接收人员拿着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按照顺序上车。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不准他们打开车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等规定。

　　一切准备就绪后，列车开始运行。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着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

　　太阳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车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鼾声。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儿也不能懈怠，他们透过车厢里的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一路上，战犯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有的惊恐万状。为了避开在车站上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战犯押解的目的地——抚顺车站。

　　抚顺车站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下车后，老弱病残的战犯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战犯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

　　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做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

　　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这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为了不使战犯产生错觉，这次转移押解，没有戒备森严，没有造多大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车旅行。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