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来源：搜狐网   2018-12-21 08:59:07

　　那么，这些顽固的战犯使用了怎样的手段与管理所对抗?他们为何声称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哪个战犯狂妄想要见毛泽东?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战犯们产生了怎样的侥幸心理?日本战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怎样一场灵魂的洗涤?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主要有：原日本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实质上的副总理古海忠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少将部长齐藤美夫、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日本陆军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31名将官或相当于将官级人员。

　　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这批战犯都是日军上层人物，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日军下层官兵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侵略立场，不断散布侵略有理的舆论，他们的论调是：“日本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对外扩张”，“日本战败是由于犯了扩大战线的战术错误，但日本无疑是个强国，等着瞧，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等民族，我们虽然是战俘，但中国政府不敢随意处理我们。”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作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侵略者的骄狂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无耻的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18日，中央来电指示将全部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大转移时，这批日本战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他们的出头之日。他们断定中国军队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过不了几天美军打过来，他们就能得救了。有的战犯公开在管理人员面前狂叫：“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抵挡不住美军，你们能有什么办法挡住?妄想!”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捷报频传，不到两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日本战犯感到不可思议，比从前老实多了。

　　但日本战犯的头目并不服气，他们想出了新花招，有组织地向战犯管理所提出“我们不是战犯，是战俘，立即释放我们”的无理要求。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了当年日本战犯无理取闹的情景。

　　在监狱的院子中央，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挡住了金源的路，要求谈一谈。金源把他领到管理所所长办公室。还没等准许他坐下，他却已经坐到了椅子上。

　　“我要见毛泽东，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说完，藤田茂转过身子望着窗外。 “将军阁下，有话请和我说好了。”时任所长孙明斋回答。 “我不想和你淡，我要见毛泽东。”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 “不想说什么就回到监房去!”孙明斋站了起来。 藤田茂这时转过身来对视着孙明斋说：“你们践踏国际法，按照国际法，结束战争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他还叫嚣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处理战俘。

　　“这里没有俘虏，只有双手沾满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些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要记住，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权。”孙明斋回敬道。 这时，藤田茂猛地站起来，想说什么，但未发一言。金源回忆起这一幕时说：“他实际上是向我们发布‘宣战布告’!”。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监禁的日军战犯中，许多人隶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藤田茂在这些战犯中仍保持着上下级关系，很有号召力。藤田茂以所谓国际法煽动部下进行抗议、请愿、绝食，企图策划战犯与管理所“斗争”，他鼓动说：“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依照国际法规定，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践踏国际法。”

　　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积极响应藤田茂的主张。鹿毛繁太高举双手大喊：“战后才成立的你们国家是无权监禁我们的。”日本战犯对他的举动十分推崇，称赞他是“民族英雄”。在鹿毛繁太的煽动下，一些战犯在监狱的院子里边走边喊：“释放!释放!”

　　为了压制日本战犯的气焰，管理所在监狱四周显眼的地方架起了机枪，增加了岗哨，但机枪里没有装子弹。同时，取消了自由活动时间，减少了放风时间，把挑头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闭在独号监房。监狱很快恢复了平静。加强警戒后，有些战犯非常恐慌。一些战犯怨恨起那些煽动抗议的战犯头目。

　　几天后，金源路过监房时，鹿毛繁太对他说：“以前的事情是我错了，请原谅。” 金源指出：“你既然煽动那么多人，就应该在那些人面前反省错误。” 第二天鹿毛繁太交了检讨书，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金源让他重写，并让他在狱内广播中念出来。开始鹿毛繁太说什么也不念。金源没有让步，最后他只好在广播中念了检讨书：“我检查日前煽动闹事的错误，作为俘虏违反了监狱规定……”

　　鹿毛繁太的检讨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战犯们在监狱广播中听到鹿毛繁太的检讨声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会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错，一下子都蔫了。

　　鹿毛繁太

　　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清楚，日军战犯表面上服了，但内心中并不服，鹿毛繁太在检讨中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承认是战俘。管理所的领导认为对“战犯”与“战俘”的是非问题，不能靠压服，而是要用法律来解释，让日军战犯心服口服。

　　大多数日军战犯的狡辩，是根据战前的国际法，而对“二战”后制定的国际法一无所知。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解释，战争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所以，发动战争的行为不被认定为战争罪行。交战中，军人只有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和规定，如使用毒气杀害平民的行为才被定为战争犯罪。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些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发动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战胜国在人民的呼吁下，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法规。 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等级和概念。

　　根据上述原则，策划战争的战犯被定为甲级战犯，指挥者为乙级战犯，执行者为丙级战犯。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等罪行，他们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他们本国的刑律。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们说明了上述有关国际法规，但他们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捂着耳朵不听管理干部的解释。

　　曾任职伪满洲国的古海忠之，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在战犯中也很有威望，并且通晓法律。管理所便把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开了古海忠之检讨会。古海忠之检讨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力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力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古海忠之的检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日本战犯们再也不借国际法闹事了。

　　管理所为战犯烹饪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顽固的日本战犯，在教育上十分严厉，但在生活上就不同了。日本战犯可依照停战前的级别，享受与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生活待遇。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在押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3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3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周恩来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日本战犯可以在狱中的花园自由活动，除了每天打扫监房卫生外，什么活儿也不用干。其生活水平比在苏联监禁、劳动时，强了不知多少倍，日本战犯对此感触很深。

　　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以理服人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照，日本战犯的“武士道”精神被瓦解，他们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

　　伪满洲国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股长东城政雄作为侵华战犯被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宽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东城政雄对自己的战争罪恶深表反省，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谋杀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的罪行，同时揭发了田井久二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的秘密。

　　东城政雄交代：“我参与了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

　　中国政府对东城政雄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他被免予起诉释放出狱。东城政雄回国后说：“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东城政雄没有食言，尽管他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恐吓，仍我行我素。他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谈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思想转变的过程，积极倡导中日友好，对复活军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多次重返中国，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受到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

　　东城政雄在印有赵尚志头颅的奖状前的留影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军战犯，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除了会员之间的联谊活动外，主要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

　　日军远藤三郎中将回国后，四处讲话，写文章，宣传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为中日友好奋斗终生。日本战犯永富博道在晚年84岁时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罪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永富博道曾在中国各地参与杀害了300多名中国人，于1950被捕，在中国收容所服刑13年。回国后，他通过讲演和出书忏悔自己的罪行。2000年7月，老人觉得余生不多，便向外孙女讲述了埋藏心底的罪行：“我过去犯了很多罪，我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 他从一个精美的小盒子中取出了8个美丽的白色和茶色的石子。这是他1963年在中国被释放后，回国前路过南京时拾来的。他对外孙女说：“我不能忘记赎罪的心情，我把这些石子看作被我杀死的中国人。我想把这些石子还给中国。”

　　中国政府公布了永富《战犯供述书》的一部分，里面在回忆南京大屠杀时写到：““军官说，我给你做个示范。他拔出了日本刀，一刀就劈倒了一个中国人，鲜血呼的一声喷射而出，人头落地。一个中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纵身跃入扬子江的浊流。我从士兵手中借过一支枪，向在水中漂浮的中国人的脑袋射击。这是我在中国首次犯罪。我就是永富。这是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我直接杀害了61名中国人。其中枪毙了4名、打死2名、刺杀了9名、活埋女性2名……”

　　在许多日本战犯迫于压力、缄口不言的时候，永富老人顶着压力，大声疾呼：“日军有罪!”并把这历史之罪告诉后人，用忏悔来祈祷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