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报怨，养虎为患——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始末
来源：东方网   2018-12-21 09:18:56

　　1947年4月26日11时许，一名身穿草绿色呢制日本军服的矮胖男子被士兵架下汽车，拖入南京东郊雨花台刑场，面朝中华门方向按跪在地上。11时30分，行刑士兵向该男子脑后开枪，子弹从面部射出，人倒地身亡。四周围观的市民欢呼雀跃、掌声雷动。这是一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决，死者是前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首犯的谷寿夫。次日《中央日报》评论“此不可一世之杀人魔王，神色黯然，重临旧地，获得其应得的报应”。

　　2014年7月4日起，中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在网上刊布45名于1956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日本战犯供词。这些人罪行累累，同样堪称魔王，却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在当年，这是“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的决定。如今发布供词，则是为了“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民暴行”，谴责“日本安倍内阁上台以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的行为，更被媒体认为是中日紧张局势升级的表现。其实，战后中国审判与处理日本战犯的整个过程，都与国际环境、尤其是中日关系息息相关。

　　天皇曾是头号战犯

　　中国政府着手追究日本战争罪行始于1942年。这年1月，被德国占领的九个欧洲国家在英国伦敦签署惩治德国暴行宣言，与会的中国驻荷兰公使(随荷兰政府驻伦敦)金问泗深受触动，提出应当以同一原则惩治日本在华暴行，并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汇报。以此为开端，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门和各战区、各省政府开始搜集、调查日本战争暴行的工作。1942年8月，外交部致函新华日报社，请其就报道的山东清河日军暴行提供资料。

　　1944年5月，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设立远东-太平洋分会，成员包括中、美、英、澳、荷等11个国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向设在伦敦的总会提交战犯名单。6月，军令部以日军各部队作战经过和部队长名单为基础，拿出了《侵(华)战(争)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作为初步调查成果，该表对战争罪行的描述十分简单，名列第一位的日本天皇裕仁，罪行只有四个字“侵华罪魁”。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决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丙级战犯则交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因此，确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问题。1945年9月，行政院召集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军委会军令部、政治部，中央党部秘书处、宣传部、远东-太平洋分会等讨论日本战犯问题，之后专门组建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提出战犯名单。

　　中国各界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前外交部长宋子文等都表示应当废除天皇制度。但是，蒋介石对此并不认同，他决心“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日本的国体应当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因此，当美国将天皇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1945年9月底，行政院提出了包括134名军事战犯和48名政治战犯的初步名单，包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首相和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首的师团长以上级别军事主官，但天皇已被排除在外。

　　军政各界对这份名单意见不一。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制造九一八之一班日军阀实不可恕，我应即开单提出，其余不必多罗织”，王宠惠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也各有看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最终形成了20人的名单，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确定其中12人作为第一批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审判的甲级战犯，此后又确定22人作为第二批甲级战犯。这其中，除近卫文自杀外，均被缉拿归案。

　　与此同时，确定乙级、丙级战犯名单，以进行逮捕、引渡、审判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47年，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步确定战犯名单的基础上，公布了共261人的重要战犯名单，涵盖了甲级和乙级战犯。除了军事、政治战犯外，还包括主张侵华的政治社团头目，如神武会主持人菊池武夫;鼓吹侵华的报社主笔，如《东京日日新闻》的吉冈文六、《外交时报》半泽玉城，以及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兴中公司总裁十河信二、伪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等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战犯。

　　丙级战犯名单的确定以民间指控为主。据司法行政部报告，截至1946年10月就收到敌人罪行案件171152件。上海地方法院从1945年11月1日开始受理检举控告，原拟12月31日截止，但因登记人络绎不绝，到次年4月30日才结束登记，共受理案件13208件。但是，民间检控的案件多数只有罪行，其他证据、信息一概缺失，难以继续追究。如司法行政部已经受理的案件107040件中，有三分之二没有犯罪人的姓名。

　　处决日本战犯人数：110人

　　在确定战犯名单的同时，逮捕和审判战犯的工作也陆续展开。1946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上海、北平、沈阳、武汉、广州、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这九座城市也分别成立隶属当地军事机关的军事法庭，陆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和审判。

　　虽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遣返投降日军的同时，严令各战区、各港口运输司令部逮捕查扣被检控的战犯，但是，战后接收的混乱和日本投降前对相关证据的销毁，使一批原本经过调查可以确定的战犯成为漏网之鱼。同时，《同盟国互相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草案》又要求引渡战犯必须提出该犯之罪证，使检控材料缺失的中国战犯审判工作更加举步维艰。

　　对南京大屠杀战犯的逮捕和审判颇具代表性。当时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列为甲级战犯，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已经死亡，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等则因退役等缘故未被逮捕。最后被引渡到庭的，仅有第6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等数人。

　　引渡谷寿夫时，东京盟军总部曾担心其人是否能在中国受到“公平审判”。为了有效追究罪责及审判公正，南京军事法庭的检察官连日搜集材料、传讯证人、制作证词，甚至挖掘了5处坟墓，检验尸骨上百具，以确定被屠杀者的死因和身份。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向各行业收集证据并进行鉴定。南京市民也踊跃提供各种人证、物证，一份后来被列为“南字第一号”的关键证据，来历最为传奇。

　　大屠杀后不久，南京华东照相馆的伙计罗瑾发现，一名日军少尉送来冲洗的照片充斥屠杀国人的场面，便私下多冲洗了一套收藏。后来，他迫于生计考入汪伪警卫旅交通电讯集训队，仍将放有照片的相册带在身边。一次，日本教官到集训队营房检查，罗瑾将相册藏在厕所边泥墙内，事后却不见踪影。罗瑾以为相册被发现，急忙离队逃亡。其实，相册是被如厕的同队学员吴旋捡走的。吴旋看后意识到相册的作用，便将其珍藏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提交给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审判谷寿夫，到场观众两千余人，王宠惠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都到场听审，场外围观者也有数百人。法庭上宪兵森严，审判席前摆放着作为证据的被害者头骨。庭上，检察官以集体屠杀、屠杀、强奸、破坏财产、抢劫五项内容起诉谷寿夫。曾赴东京作证指控松井石根的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到场陈述所睹日军烧杀、强奸、抢劫行为及红字会收敛遗骨情形，法医潘英才说明第6师团进攻路线上发现的遗骨多为枪伤或铁器所击致死，证人金陵大学外籍教授贝德士、史迈士和被害人家属姚家隆、被害人陈二姑娘分别陈述所见所历事实经过。当京字第一号证据等血淋淋的照片、影像资料呈上时，谷寿夫也“慌乱不能自持”。虽然谷寿夫百般否认，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治军严格未有暴行”辩护，但并未为法庭所采信。

　　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证确凿，判处死刑，驳回申请复审。一个半月后，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上演了本文开头一幕。

　　对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中、下级军官的追究，原本应当是军事审判中的重要部分，但限于证据缺失，仅将当时日本报纸刊载屠杀中国人照片的第6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和“百人斩”竞赛的两位当事人——第16师团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大队副官野田毅等三人引渡到庭。这三人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媒体报道的行为。田中军吉称这张照片中他穿着夏装，而南京战役发生在冬季，不能作为证据。向井敏明、野田毅辩称“百人斩”是他们吹牛和记者编造的产物，目的是回日本后容易讨到老婆，但均被检察官一一驳回。三人最终被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据统计，除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33名战犯外，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共颁布战犯名单15批，共列战犯1575名。实际拘留战犯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战犯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战犯1029名)、嫌疑犯2104名。经过审判，共有16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10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为无罪、不起诉、不受理、非战犯或未结案人员。

　　死刑犯除谷寿夫外，还有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参与者、前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大将，以及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第92旅团旅团长平野仪一少将、台湾步兵第2联队长田中透少将等5名将官，其他则多为杀害民众或破坏地下组织的宪兵，如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中佐等，还有被越南华侨指控的岘港宪兵队特高课长田岛信雄等3人。以前山东督军张宗昌胞弟“张宗援”名义在山东组织伪军的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也被判处死刑，和他一样属于“其他”的死刑日本战犯共有35名。

　　“以德报怨”与“宽大政策”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最为后人诟病的一点，是释放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抗战胜利之初，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提出“现在我国境内当有日军一百零九万人，如骤将冈村列入罪犯公开发表，对于缴械事宜恐有影响”，参谋总长陈诚也曾要求蒋介石宽恕冈村。因此，冈村虽被列入战犯名单，却始终未被拘留。直到1949年1月，南京军事法庭以“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冈村宁次被判决无罪后，中共方面曾严厉表示反对，要求将其重新逮捕。正在运作与中共和谈的代总统李宗仁也曾下了逮捕令，但在汤恩伯等人的掩护下，冈村已经搭乘轮船回国。其他被关押服刑的日本战犯，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少将等人在内，也于1949年1月被运往日本继续关押。随后，他们因减刑、有期徒刑期满、保外就医等原因陆续被释放。1952年4月，台北当局与日本国签订了停战和约，4个月后在日本巢鸭监狱关押的剩余88名中国军事法庭判决的战犯全部被释放。

　　在1949年前，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战犯审判及其“以德报怨”政策持负面评价，多次发表社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审判结果是“第二次卖国”。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也曾在其控制区内审判、处决了一批日本战犯。如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以特务罪名处决了石灰公司经理小林德、宪兵准尉井上久男等9名被捕的日本人。在中共控制的东北九省，也逮捕处决了伪满政权中的日系官吏，如三江省次长手岛明义、通化省次长菅原达郎、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及副市长、副县长等20余人。

　　但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后，中共关押着两批日本战犯。一批是苏联于1950年7月移交的969名关东军官兵和伪满官吏;另一批则是国共战争期间俘虏的140名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残留军人及相关人员。中国政府在太原、抚顺、哈尔滨等地设置战犯管理所关押这些战犯。

　　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开始处理这批日本战犯，并将其视为打通中日间关系的重要渠道。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在日本发表了战犯名单，此时还有1069人在押，另外40人因病死亡。到1956年准备对在押战犯进行审判时，又有7人死亡，其中包括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协助阎锡山留用驻山西日军的河本大作。

　　1956年4月25日，中国向苏联送交了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说明“中国检察机关为做好审判的准备工作,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了必要的侦讯和调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毕”。但由于调查中存在“证据不全”、“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问题，最终确定了“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和对起诉审判的战犯“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的政策。

　　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沈阳、太原两地军事法庭开始对在押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属关东军系统的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以下8人，属伪满系统的武部六藏以下28人，属山西残留日军的城野宏以下9人被判处11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是近期公布45份战犯供词的来源。其他1017人免予起诉，立即释放。而这45人除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木真之助死于狱中外，其余到1964年已经全部释放。

　　其实，国共双方对待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或“宽大政策”，都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务实选择，也同样收取了丰厚的回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在冈村宁次的推动下，大批旧日军军官前往台湾培训国民党军军官，并参与了兵役制度和动员体制的建立，使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对抗大陆的人力资本。在日本政坛也形成了一股“亲台派”势力，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政府的往来，特别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的双方关系出了不少力。而被大陆新政权释放的日本战犯，也组成了以藤田茂为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打开冷战僵局及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持久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中日关系紧张之时，都会看到这群老人为中国奔走和游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