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被遗忘的“伯力城审判”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薛涌、孙家红   2017-05-19 10:39:53

　　人类首次针对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公开审判

　　作者：薛涌

　　提起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战犯的审判，人们会想起纽伦堡和东京的国际法庭，然而却很少知道在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审判。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开始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

　　审判分上下午进行，苏联老百姓起初对审判并不甚热心。然而，第一天上午的审判刚结束，人们就开始竞相转告，等下午的审判结束后，整个城市都在议论此事。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的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一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图为731部队人体试验资料照片

　　日本731部队是在昭和天皇的亲授御旨之下，专为生物战争而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天皇的弟弟还亲临731总部视察，并观看了中国犯人在一场活人作试验的毒气战中“行军”的电影。

　　战后，当苏联准备审判731的战犯时，麦克阿瑟已秘密赦免了美军抓到的日军战俘中的731战犯，以换取他们的合作，条件是帮美国取得731生物武器的“科研成果”。当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飞行员在被俘后也成了这种活人标本时，麦克阿瑟立即扣押了有关证据。

　　同时，苏联对这些战犯也给予轻判：大多数战犯只被判20至25年徒刑，一个只被判了两年，另一个被判了三年。几年后，一个罪犯在监狱中自杀，其余的人于1956年被悄悄放回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进入了日本的上层社会，比如日本血库的创建人，就是731部队的军医!几年前曾有报道：731部队的战犯们如今不仅在日本出人头地，而且公开定期聚会，共同回忆当年解剖活人时的“美好时光”。其中有一位甚至公开对记者说：我们抓到的那些根本不是人，而是“试验材料”，我们干的是我们应该干的工作。

　　分析家指出，苏联对战犯之所以轻判的最大可能是苏联也以轻刑换取了生物武器的情报。对这些战犯的审判记录有18卷从来未被苏联和俄罗斯公开过。

　　731部队撤退前销毁了大部分物证，但还有一些没被完全炸掉的遗迹存留下来，今天这些遗迹大部分已被新建筑代替。【来源：原载《重庆晚报》2001年7月8日 作者/薛涌】

　　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受审

　　因大国角力而长期未被足够重视

　　作者：孙家红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70年。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有多种多样的活动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

　　这里我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1949年12月25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

　　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局限

　　伯力城审判由于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和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

　　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

　　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

　　伯力审判(左一：三友一男 右一：山田乙三)

　　审判的国际反响十分强烈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

　　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不应被大家淡忘

　　中国(提前)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在1964年4月，自此关于日本战犯的个体的诉讼问责宣告终结，国内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发也骤然沉寂，距今已有半个世纪。

　　笔者发现：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审判，一直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少有关注。

　　目前中国学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记录，讨论研究中国抗战期间的细菌战、活体实验等问题，或根据新近发现资料或实地调查报告，就伯力城审判中未能发现或存在偏差的细菌战史实，进行补充和修正。换言之，比较侧重在细菌战或抗战史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审判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论者只是作些简单介绍。因而，透过冷战的历史烟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背景、审判过程、时代反响及其历史遗绪，尚是亟待研究开发的宏大历史问题。【原载《北京晨报》2015年5月3日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