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对日本关东军军官,以及731细菌战部队军官进行了公开审判。此前,1946-1948年,因为冷战需要,美国与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私下达成交易,以不予提起诉讼的条件,换取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生命为代价获取的资料。
苏联的此次审判,因之成为史上首次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审判。
今年5月,《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该社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种,收录了伯力审判中的大量审问笔录,其中苏联审判人人员对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等人的审问笔录,成为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他们供述的关于活人解剖实验的罪行,令人发指。
腾迅文化经授权摘录如下:
被告山田乙三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注:关东军总司令
我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准备细菌战的实际活动,其具体表现如下:
当我来到满洲就任了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我就从本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塚和兽医处长高桥1944年7月向我所做报告中知道,受我管辖的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是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
……
1945年6月,我命令关东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去视察了第731部队的工作,这次视察,是因为必须采取适当办法来增加细菌武器生产。关于这次视察结果,田村向我做了一些详细报告。
我听了第731部队长向我所做的报告之后,就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批准了使用细菌武器的两种最有效手段。
……
第731部队为了实验本部队内所产细菌武器效能起见,曾在实验室内以及近于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进行过对活人使用此种武器的实验。野外条件下的实验室由第731部队在安达站附近特别装置的打靶场上进行的。
从北野和田村两人的报告中,我知道了有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此外,我从我看过的那张影片上,同样也知道实验细菌武器效能一事,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1944年11月,我从北野的报告中知道了在安达站打靶场那里是拿活人来作实验的对象。1945年6月,我从田村的报告汇总知道了受实验的是一些被关在第731部队特别监狱内的人。
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一位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在这点上……我在事实上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关宪兵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受审
被告川岛清受审记录(1949年)
注:关东军731部队生产部长
我于1941至1943年期间负责领导的第四部(生产部),实际上是该部队中制造传染病细菌的工厂。生产部内装备有培养细菌的良好仪器,使我们每月能出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600公斤净炭疽热菌,或800~900公斤净伤寒菌、副伤寒菌或痢疾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事实上并不是每月都会培制出此种数量的细菌,因为这种数量是预定供战时消费的,实际上生产部所培制出的细菌量,只足供部队内日常工作中的需要。
为了检验所制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以及探求医治传染病的方法,第731部队内经常用活人,即被监禁的中国人和俄国人来进行实验,这些人都是由驻满日本宪兵机关专门送来实验的。
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监狱,专门禁闭这些用作实验的犯人,监狱设在部队内部,受实验者被严格与外界隔离开来,本部队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木头”,受实验者的这种名称,我从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口中多次听到过。
在实验室内用活人做对象的实验,是由第一部进行的。
……
当我任第一部部长时……除了在第一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同时还在第731部队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拿活人进行过实验。有次,我也参加过对活人进行试验的工作。
1941年6月,我同本部队人员们一起在安达站附近本部队打靶场上参加过检查鼠疫跳蚤炸弹效能的试验,在这次试验时,是对10~15各被绑在柱子上的犯人来检验细菌飞机弹的效能。当时从飞机上投下了10多个炸弹。
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731部队内广泛进行过用活人作为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会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死人的尸体经过检验后,就被放到该部队焚尸炉里去焚化……。
……
当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
1941年4月,当我刚到该部队任职的时候,我就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关得有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带有她在该监狱内生下而还不满一岁的孩子。当我在该部队任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是活着的。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她们决不会从这监狱里活着出去,她们也不免是和其余一切犯人一样同归于尽了……。
被告西俊英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注:731部队训练部部长
据我所知,1945年1至3月期间,在这监狱内对俄国人和中国作过传染斑疹伤寒的实验。1944年10月,在安达战打靶场上对5个中国战俘做过传染鼠疫(用鼠疫跳蚤)的实验;1943年冬季,在该部队内拿俄国人和中国人来进行冻伤四肢的实验。(关于这次实验情形,我看过实验者所写的报告书并看过特制的影片)
此外,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对10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20公尺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散片落到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被告三友一男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注: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1944年八九月间,我由科学工作员松井经孝指导,在第100部队场所内用七八个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进行实验,在他们身上检验过毒药效能,方法就是把被我放上了毒药的食物发给这些被捕人去吃。1944年8月末,我遵照松井指示把1公分海洛英放到一碗稀饭里,然后就把这碗稀饭发给一个被捕的中国人吃下,他吃下之后经过30分钟就失掉知觉,再经十五六个钟头就死掉了。我们下这份海洛英时,明知道是致命的份量,但对于这人的死活,我们是漠不关心的。
我对某些被捕者每人进行过五六次实验,目的是要检验朝鲜“朝颜”、海洛英、“巴克塔尔”和蓖麻青等毒药的效能。有个被捕的俄国人在受实验之后,身体虚弱得已经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松井叫我注射一剂氰化钾把他毒死,这人受到这种注射之后,马上就死掉了。
梶塚隆二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3日)
注:关东军医务处长
石井向我叙述说,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会统统死掉,说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散步的面积又太小……。石井告诉我说,在敌区散布霍乱菌,不仅效力小,而且难于实施。第一,因为细菌要从低空投掷,但在低空投掷便使敌方能自由地扫射飞机。第二,因为使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有极多的细菌,其次,石井还对我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厚,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这种情况就可减少飞机有被敌方高射炮击落的危险。同时,石井对我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尚未结束,例如究竟从高空投下的跳蚤能散布到多大面积这个问题,就还没有弄清楚。
谈到传染食品问题时,石井向我叙述说,在这方面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进行过实验。当时是把菜蔬、水果、鱼类和肉类染上细菌。结果查明出,对细菌战最适宜的是菜蔬,特别是叶子多的菜蔬。例如白菜,块根类由于表面平滑,较少适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一类的食品内去,要比把细菌染在水果外皮上的效力大些。据石井说,散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是菜蔬,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为证实这种情形,石井当时告诉我说,他部队内在进行实验,即将细菌装在炮弹和飞机弹内进行实验;从飞机上投掷细菌的实验,是在平房站该部队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实验打靶场上进行。至于最危险的细菌,则是在一个什么荒野地方来实验的。究竟在哪里,石井却没有说出。同时他又说到,第731部队内是用活人进行实验,但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进行过实验,石井没有向我说明,他只说到这些人是中国人,但马上他就声明他没有权说出这是什么人,因为这是“秘密底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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