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寒冷的西伯利亚河港城市伯力,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据日本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描述)。从中午12点起,在伯力城的红军文化宫里,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哈巴罗夫斯克在汉语中旧名“伯力”,故俄方称这场审判为“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新近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伯力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12名细菌战罪犯最高被判25年时至今日,相比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伯力审判作为二战后又一次重要审判,却并不那么为人所知。
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简称《审判资料》)显示,伯力审判从1949年10月开始准备和预审,12月6日至7日集中对12名被告逐一讯问。正式庭审会从12月25日持续到30日,由少校法官契尔特科夫等10名苏联人组成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包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的第一条”,判处他们2至25年不等的徒刑。
根据《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2)为坚持细菌武器效能,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3)1940年间,在它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4)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概括言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时,为达到其目的计,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敌人命的罪恶工具”。受审日本战犯刻意掩盖罪行在苏联对12名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日军用活人做细菌试验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被揭露出来。
如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在受审期间就供认:“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对10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至20公尺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散片落到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孙家红查证英文资料后发现,伯力审判的核心法律依据——法令第一条,所针对的主要是德国法西斯对于所羁押的苏联公民和红军所实施的杀害和刑戮罪行,以及苏联公民及其同谋的间谍和叛变罪行。“伯力审判时,日本战犯在交代战争罪行时曾采取技巧刻意掩盖罪行,并没有将731部队等细菌部队的完整组织情况以及全部犯罪罪行彻底交代。后来发现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访谈,更揭出一些在伯力法庭上没有被揭露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孙家红说。美苏角力下的正义审判二战后,对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最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在伯力审判之前进行,但它们却都没有对日本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
“原因之一是发动和研制细菌战争主要罪人、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用其408次细菌试验的研究成果作为免予起诉的条件,和驻日美军进行私下交易,逃避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目的是追究二战所有罪犯的责任,彰显历史的公正和正义性,它也弥补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漏罪’。”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菲洛诺夫告诉本报记者。
俄罗斯二战审判历史研究专家、伯力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亚历山大·拉夫伦佐夫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还为这些细菌研究资料支付给石井四郎25万日元。”
“无论是基于冷战思维和竞争利益,还是在苏联人看来自己是日本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最大受害者,或是出于苏联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的地位,在二战胜利后对战败国日本进行一场公开而正义的审判,来彰显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光辉形象,都显得十分必要。”孙家红分析道。
伯力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反响十分强烈。
虽然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这场审判,“但是,当时毛泽东就在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岁生日。”孙家红说,在这场审判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转发塔斯社新闻通稿,称这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审判结束后,中苏两国政府就进一步审判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公开函电往来。1950年,苏联政府还将一批日本细菌战罪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1956年,中国在太原和沈阳进行的日本战犯审判,跟伯力审判有密切关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袁光老将军回忆说,中国的战犯审判就是仿照伯力审判进行的,甚至,伯力审判的资料成为中国审判战犯的一项证据。”孙家红说。
而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伯力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罪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孙家红说。8月初的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又称伯力)美丽无比,蜿蜒的阿穆尔河绕城而过,河对岸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中国的最东部。沿着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姆拉维约夫-阿穆尔大街走到尽头,便是位于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团广场,这里高大的纪念碑和红白相间的蓝顶教堂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蓝顶教堂旁边,一组白色的建筑气势恢宏,建筑门前矗立着30多根白色混凝土柱子,这就是伯力审判旧址——曾经的红军文化宫,现在的俄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不巧的是,这里正在装修,周边被围了起来,只能从远处张望。
哈巴罗夫斯克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亚历山大·拉夫伦佐夫是专门研究二战审判历史的专家,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了许多内部档案材料,也见过当年参加审判人员,但遗憾的是,如今他们都去世了。他还给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档案材料和12个日本罪犯受审的档案照片。
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们还见到了二战历史专家、俄罗斯地理学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分会学术秘书亚历山大·菲洛诺夫。研究二战历史30多年的菲洛诺夫,提到伯力审判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当他听说我们想进去看看伯力审判旧址时,便主动领着我们再次来到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但仍被告知正在装修不开放。
第二天中午,本报记者再次来到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眼见就要无果而归,心里非常不甘,最后索性直接找到主管装修的工头。说明来意后,只见他笑了笑说,现在装修确实不好看,等明年装修好了你将看到一个漂亮的大厅。看到记者的坚持,他说只可以进去看一小会儿,意外的惊喜让记者激动不已,“感谢装修!”
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伯力审判现场,约1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被挪走了,尽管没有灯光,黑黑的一片,但两边屹立着的白色柱子,仍能透出昔日的威严与辉煌。也许是正在装修的原因,只觉得主席台高出大厅许多。
当年的主席台上,是由苏联军人组成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台下侧面是12名日本战犯,他们就是在这里供认如何对中国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活体细菌试验的。后面的观众席上,公开审判时每天有约780人出席。最后,12名被告都被定罪,并判处2年到25年有期徒刑——这在当时没有死刑的苏联是最重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六十多年前的这里,是伸张正义的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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