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国家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判资料汇编成书,并翻译成中、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对此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尴尬的,因为他们不仅无法利用业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队人员(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站出来公开予以反驳——其实也无法反驳;更无法否认在东京审判期间,曾经接到中国和苏联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报告的事实。窘境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开动宣传机器,重点揭批苏联伯力城审判的法律程序和实体瑕疵,尤其特别强调这完全是冷战对手——苏联政府所操控的一场“政治秀”,因而在逻辑上,这场审判所揭示的内容绝不可信。
其实,1946年初,《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赤旗报》(日本共产党的报纸)等媒体纷纷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细菌武器实验,以及原细菌战队员回日后的潜藏情况进行披露。但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这方面的报道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间(也就是东京审判进行期间)对细菌战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却对此保持了沉默。(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在“冷战”敌对状态下,尤其在特别强调客观证据的美国法律文化背景下,美国的策略居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国民众数十年间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懵然无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美国记者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撰文揭破美国当年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幕。随后,又在美马里兰州的底特里克营军事档案馆里发现大量当年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原始材料。其后,随着美国政府相关档案逐步解密,人们更是发现:美国当时以极低的金钱成本(有说法是20万日元)便从石井四郎等人手中获取了这批罪恶资料,数位昔日当事者都承认这是一件十分划得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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