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上的无名勇士：华侨为抗战出了多少力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20-05-14 15:57:11

　　南侨总会支援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九•一八”事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陆续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抗战期间的全球华侨社团共3900余个，专事抗日工作的就有900余个。

　　在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东南亚，最著名的是1938年10月成立于新加坡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爱国侨领陈嘉庚担任主席，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成立后，海外华侨开始有了一个合法统一的筹款组织，成员大多数是地方侨领、商人及文教界人士，积极推动海外抗日救国运动。

从左至右：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

　　华侨远在海外，从捐款、购债、侨汇等经济上直接捐输，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形式。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的捐献数量之巨，实在难以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到1941年12月，南洋各地华侨每月平均捐输抗战的款额达国币734万元。八年全面抗战期间，美国广东籍华侨总共捐献高达2亿美金。那些年男女老少华侨组织义卖队走街串巷唱救亡歌曲，卖花筹募赈款的情景时常被老华侨说起。“先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呀!太太，买枝爱国花，光荣花，买花救国救家乡呀!”

　　除了“出钱”，“出力”就在于奔赴战场、支援战事。其中南洋侨胞应征滇缅运输机工就是典型案例。

海外侨胞捐款凭证

　　燃眉之急：“滇缅公路”通了，却没有司机

　　抗战爆发后，我国的国际交通仅剩下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外国货物进入内地，只能靠香港和越南的两个入口，1938年开辟的西南滇缅公路尤为重要。广东失守后，香港积存的货物军火和物资，急需经过仰光由滇缅公路运送回国内，或者从越南入口。

　　滇缅公路通车时，山路崎岖险峻，必须要有熟练的机工才能胜任运输任务。当时驾驶车辆的司机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经验。国民政府已经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机工1000多名，但远远不足敷用。如果此时去培训新机工，恐怕来不及。

　　中国政府把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在新加坡，名为“西南运输公司”，总机构办事处设立在昆明，主要负责人是宋子良。宋子良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能够代为招聘熟练运输司机和修机工人，来滇缅公路沿境及西南等省份服务，以解燃眉之急。宋子良提出机工的薪水、膳宿、衣服、医药都由政府供应。

　　于是南侨总会发布公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华侨青年报效祖国。1939年2月7日，公布《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六号)——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公告提出希望有专门技能的侨胞向各处华侨筹赈会或者分支各会报名。

　　应征者应符合以下四条：(1)具备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可证，粗识文字，健全体魄，无不良嗜好(尤以不嗜酒者)，年龄在20-40岁之间。(2)薪水每月国币30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机兼擅长者，可以酌情加工资，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3)国内服务的地点均在云南昆明或者广西龙州等处，概由越南入口，旅费由各地筹赈会发给。(4)凡是应征者，必须有当地人员或商店介绍，确认其具有爱国志愿者方符合条件。

陈嘉庚1940年在重庆

　　华侨青年不计报酬，漂洋过海赴滇缅

　　应征者大多为当地华侨青壮年。每一位机工回国服务的月薪非常低廉，才30元国币。相较而言，当时在重庆产业类男性技术工人(譬如机器类、印刷类、面粉业、纺织业类)的每月实际收入在1939年平均为67.6元、41.3元、57元、42元。到了1940年涨到了131元、88.7元、107元、84.7元。到了1941年更是大幅上涨，302元、206.6元、197元、210.3元。从数值上看，产业技术工人的工资都得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相应的物价“涨风之烈实足惊人”，以上海米价为例，1938年米价开始快速上升，由每年成倍上涨飙升到成百倍上涨。一比较，“30元”国币确实是杯水车薪。而这些华侨青年原先在南洋的每月收入达到叻币两三百元(1元叻币约等于8元国币)，相当丰厚。应该说，南洋华侨机工几乎是无报酬为国效劳，爱国之情可见一斑。

　　这些华侨子弟大部分是广东和福建籍。不少人原本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在侨居地娶妻生子，继承祖祖辈辈奋斗多年的家业，经商从政，积累财富。而一旦报名回国，不但物质条件艰苦，还可能战死沙场，永远不能与父母再相聚。但是他们毅然说服了亲朋好友，挥泪告别父母长辈、新婚妻子、膝下儿女，带着机器设备踏上了抗日征程。

　　短短数月，报名回国的机工就达到3200余人。他们分9批回国，大多数取道越南进入昆明，其中有300多人取道仰光。

南侨机工在滇缅边境

　　他们首先从南洋各个华侨聚居地赶到新加坡集合，再从新加坡集中搭乘轮船赶到越南的西贡。这一趟轮船之旅，顺利的话一般要花费3-4天，旅途颠簸，食物供给简单。抵达西贡后，改坐火车赶往昆明。这趟火车的旅程一般要花费3-4天。当时火车的运输条件非常简陋，车厢闷热异常，令人难忍呕吐。

　　这些机工到了昆明之后，首先经历2个月的简单军训，主要是礼仪、规则之类的训练。然后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的各个运输大队，投入紧张的运输任务。

　　从历史记录来看，运输队的条件非常恶劣：缺少御寒的大衣、住宿地方、军需医药;各个运输站的工作人员无精打采，且手续繁琐、进展缓慢;车辆不敷用，技术工人修理工具不够，车站也没有临时休息室;货运车辆损坏了停在山地里无人管理;司机和技术工人挨饿受冻两三天是家常便饭……

　　有少数人忍受不了当地的恶劣条件逃回南洋，但是大多数机工坚持了下来。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途中休息

　　“24道拐”里的“风花雪月”：道路险、阻、难

　　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的各种物资、内迁到大后方的民众所需的基本消费品，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这条被誉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路，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戌，行程需要6、7天。沿途要翻越众多高山，穿过澜沧江、怒江等大河，经过烟瘴之地，毒蚊恶虫的袭击没有间断。疟疾时常发生，再加上日本轰炸机经常来盘旋攻击，如此这般的艰苦可想而知，随时有生命危险。甚至有人描绘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奔驰在“风花雪月”之中——下关的大风、上关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由于避免被敌人发现，同时要突击运输大量的汽车和军用物资，大多时候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司机是开夜车。最考验司机和技术工人的是莫过于著名的贵州晴隆“24道拐”。

　　“24道拐”始建于1935年，全长5公里左右，是滇缅公路在贵州省境内的延伸部分。它是中国西南抗战运输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从云南昆明方向来的运输物资车辆必须经过这里送到前线和重庆。“24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的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

贵州晴隆“24道拐”

　　1940年，日军开始以越南为基地轰炸滇缅公路全线，并专门成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日军多次派飞机对“24道拐”进行轰炸，欲截断黔滇咽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准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受任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美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史迪威“维持滇缅公路”的运输，并致力于“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1942年，美国的公路工程部队进驻贵州睛隆修筑滇黔公路，驻扎在沙子岭3公里处，用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对“24道拐”进行维修。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美国工兵完成了修路任务，并一直驻守到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一个多月才逐渐撤离。

　　当时的南侨机工运输车队在美军未到来修缮公路之前，要不分昼夜、不分季节地驾驶重型运输车辆，完成“24道拐”的路段，可见任务之危险紧张。而每次轰炸之后，驻守滇缅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及时抢修大桥和公路，保证运输畅通。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

　　陈嘉庚：国民政府不能改善设备，华侨筹资解决

　　1939年，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听闻滇缅公路司机事宜进展不顺利，寝食难安，专门派人由仰光入口到昆明，沿着滇缅公路视察情况。考察发回的报告称：“所经各站设备极形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于是陈嘉庚直接向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函电称滇缅路段的车站设备不完善，希望速速改善，但最终并未得到中央的回应，进展不大。

　　陈嘉庚认为，如果是由于机工设备简陋导致进展不顺利，南侨总会可以代为筹资。

　　他把滇缅公路由宛町到昆明的九百多公里分为六段，每段150余公里，设置7个停车站，每站建立停车亭，可容纳货车300辆，面积达到五六万方尺(1方尺=0.09平米)。按照每方尺建筑费用国币1.5元算，共需8万余元。另外，建设工人宿舍、伙食房、阅报室、医院2万方尺，每方尺投入2.5元，共5万元。两项目共投入13万元。七个车站需要投入91万元。再加上零碎费用，合计100万元国币，折合新加坡币20余万元。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向南侨总会提出需要大宗药品，比如金鸡纳霜、匹灵片、仁丹及救伤绷带等。南侨总会决定由香港寄绷带到国内。金鸡纳霜由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出产，南侨总会总共用3个月时间、花费荷币30万元、买够5000万粒金鸡纳霜，寄给仰光，由西南运输处转交给国民政府。至于匹灵片、仁丹，陈嘉庚决定把制药机器从新加坡转移到重庆，自行购买药粉制造药片，为供给军需药品发挥了很大贡献。

　　最后的颠沛流离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在发挥了3年多的抗战生命线的作用，被日寇彻底切断。华侨机工被国民政府草率裁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此时南洋沦陷，侨汇断绝，华侨机工没法回去侨居地。当年那批斗志昂扬回国抗日的青年，除了在战场献出宝贵生命的侨胞外，有些华侨机工无依无靠，贫病交加甚至沦为乞讨人员;运气稍微好些的华侨靠朋友介绍找到新工作自谋出路;有些华侨机工被盟军选调去特种训练，到东南亚日占区做侦查工作，身处险境。

　　抗战胜利后，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回到侨居地。国民政府忙于应付国共内战，无暇顾及南洋机工。这批华侨迟迟未能回到南洋与亲人相聚。在陈嘉庚的交涉下，南侨机工终于获得每人200美元的经费，于1946年取道香港，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也有一批华侨机工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大陆，经历国民政府撤台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大转折。

　　今日重温历史，这些被称为“华之魂，侨之光”的同胞，其命运令人唏嘘，其爱国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位于云南畹町的南洋华侨抗日机工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