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云轩、丘财英夫妇以其个人名义及公司“南天”商号名义向各抗日救亡社团进行捐款的凭证。
十九路军汇款的票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东)梅州侨胞迅速行动,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前赴后继,积极建立或参与各种华侨抗日救亡社团,广泛筹赈募捐、抵制日货等,大量捐款捐物送往祖国抗日前线,大批热血华侨青年毅然回国请缨,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从1937年抗战起至1940年,仅梅县华侨捐款就达国币734350元,大米2400多包,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一大批。1940年,中国银行相继在梅县松口、兴宁、大埔、丰顺设立办事处,每年接收侨汇存款约200万美元,这些款项为祖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军费补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客居四海的侨胞心念烽烟四起的祖国,义无反顾与同胞共担国难。从远离硝烟的国外奔赴抗战前线,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成立筹饷组织,从经济、物资上支援祖国抗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期间,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侨胞节衣缩食,以年捐、月捐、节日特别捐、结婚祝寿喜筵节约捐、购买国债、公债等形式捐款救国。”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正如他前往南非拜访老华侨谢先生时所见,一叠陈旧的“救国公债”正反映了当时侨胞们的爱国之心。
据《梅州华侨华人史》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据各方面统计,海外侨胞每月捐款约达2000万元国币,相当于国内每月军费的1/3。据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抗战八年,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相当于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5.53亿元的2倍)。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购买了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多。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回国投资约16亿多元。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所有这些,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这些用血汗写就的数字,是海外侨胞报效祖国母亲的拳拳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是祖国坚持长期持久抗战的重要物资补充。
在这诸多的华侨中,梅州籍侨胞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抗战时期,梅州籍侨胞和其他侨胞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据邓锐介绍,他们成立了筹饷机构,不仅采用一日捐、一月捐、 “七七”献金、“双十”献金、棉花捐、劳军捐、卖花捐、航空献机捐等多种形式的捐款,还购买国债、寄送侨汇等,动员大家抗日救国。梅州籍侨领还积极参与或组织了东南亚各地的爱国救亡组织,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华侨救国总会”“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华侨救灾总会”“客家筹赈会”“嘉应筹赈会”“祟正会”等团体或机构,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抗日经费活动,大量捐款捐物送往祖国抗日前线,成为国内抗日军民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源泉。
据资料显示,1938年11月9日,梅州籍侨胞、工人丘财英捐出5.33叻币(马来西亚钱),获得“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特别捐收据”;谢云轩从1937年9月开始至12月每月捐出4叻币,获得“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月捐收据”;还有不少侨胞因为捐资抗战,获得了“马来亚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月捐徽章”。此外,还有不少侨胞认购了“救国公债”“华侨购买国债”等。而居住国内的侨属也在家乡出钱出力,如在大埔县的侨属汪文炬先生积极响应“赶走日本鬼子”的号召,1941年捐款购买飞机,获得“侨属捐款贡献飞机抗日”等。
据了解,从1937年抗战起至1940年,仅(梅州)梅县华侨捐款就达国币734350元,大米2400多包,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一大批。1940年,中国银行相继在梅县松口、兴宁、大埔、丰顺也设立办事处,每年接收侨汇存款约200万美元,这些款项为祖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军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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