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抗战纪：与祖国同生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2020-08-29 14:11:32

　　菲律宾华侨李康希前些日子接到了抗战阅兵的邀请。为以最佳身体状态迎接阅兵式，89岁的李康希又开始坚持锻炼身体，夜里他则常常梦见那些在华侨抗日支队里打游击时危险艰苦的日子……

　　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散布于全球的近千万华侨并不因为与祖国有地理隔阂而置身事外，他们的内心与祖国紧密相连，输财助战，救亡御侮，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空前的团结

　　1840年，传统而封闭的中国被鸦片战争轰开国门，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村破产，大批贫苦农民出国，成为华侨”，与此同时，大批“契约华工”被殖民者充作廉价劳动力贩运至国外，形成近代华人移民高潮。

　　后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介夫便是在这股移民潮里，于1928年从广东老家迫于生计而奔赴南洋。据他后来回忆，刚去的头几年，举目无亲，饱受颠沛流离、忍气吞声之苦，后来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算是“找了个栖身之处，聊以度日。”

　　据粗略估计，至抗战时期，像李介夫这样离开祖国侨居国外的华侨已达到800万—1000万人，他们集中分布于欧洲、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其中绝大部分侨居于东南亚，约占到总数的95%。

　　“海外更了解到家乡的可贵，在海外更感到弱者的悲伤。”异国的艰辛生活让李介夫们更懂得祖国的含义，自“九·一八事变”日本拉开侵华战争帷幕后，他们便“时常翘首北望那遥远的地方”，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变化。

　　当日本紧锣密鼓筹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菲律宾华侨白刃正在马尼拉《华侨商报》做学徒，他从外电里读到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不仅占领了东北四声，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他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全面侵华的步伐。同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为期六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当“国都变屠场”的号外传遍华侨社会时，“海外的炎黄子孙被空前激怒了”，他们怀着前所未有的悲痛和愤怒，将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最高潮。

　　据当时在南华女子中学读书的钟萍回忆，那时的新加坡，街上贴满了抵制日货的标语，学生站在街头向群众演讲，工厂的华工集体罢工，人们脱下洋布衫，穿上祖国的粗土布，各阶层人士奔走呼号，捐款捐物。在爱国校友会的鼓励下，钟萍参演了抗日戏剧《怒涛》，“台上台下，群情激昂，抗日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了大世界剧院，轰动了整个新加坡。”

　　受政治环境影响，美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则更为直接。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发起“禁运军火运动”， 西雅图700多位华侨集聚码头，阻止日轮“海安丸”号将制造武器的废铁运送回国，《华侨问题专号》记录：华侨们“循码头环行数圈，然后排成庞大的长形队伍，来往车辆几为之塞。侨校学生歌声远震，掌声雷鸣，深得来往观众同情。等到日轮离岸，侨胞始收队而归。”

　　与此同时，各地华侨逐渐走向联合团结，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抗战爆发前夕，菲律宾各界华侨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马尼拉市13个工会团体组织成立“劳联会”等组织。而及至“卢沟桥事变”半个月后，全菲华侨成立的爱国团体就暴增至367个。

　　1937年8月，在华人最为集中的美国旧金山，有政治分野的“美洲华侨拒日救国后援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联合召开救国会议，决议成立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各阶级、各党派的，不同信仰、不同倾向的，激进的、保守的华侨们捐弃前嫌，纷纷加入总会，呼吁“把一切捐献祖国，拥护抗战到底。”

　　华侨史学者任贵祥等认为，由于侨居国实行分化瓦解或分而治之的种族歧视政策，加之华侨内部存在封建思想等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前，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犹如一盘散沙”，“地域组织甚多，宗法思想浓厚，矛盾重重”，“犹如一种广泛蔓延的疾病”，严重阻碍了华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广泛蔓延的疾病”开始被强力扭转，抗日救国这一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将全世界华侨凝聚在了一起，日益趋向团结统一。

　　“华侨华人不分地域、党派、帮派，达成了空前的团结。”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第六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表示，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支援祖国服务抗日是海外华侨的杰出贡献。抗战时期，世界各地各种抗日团体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940多个，涌现出陈嘉庚、司徒美堂、邝炳舜、蚁光炎、李清泉等一大批著名爱国侨领，“也正是在这些爱国侨领和华侨抗日社团的组织影响下，千百万华侨凝聚在一起，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

　　另一个“大后方”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即将取得胜利的抗日战争时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

　　源源不断的财力和物力支持是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仅就捐款和侨汇而言，据国民政府当时的统计显示，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国币，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到当时中国军费的43%。有超过一半的侨胞曾为抗战捐款，无论工商巨贾，还是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踊跃认捐。

　　1941年还在上小学的华侨曾梅清，每逢无课时，便会胸前挂一铁皮盒，加入到卖花募捐的队伍中。红色的纸花由各个华侨学校的师生手工制作，卖花挣来的钱悉数捐给国内。“绝大多数人都会捐款，从几分几角到几十块不等。当时每条街道上都有卖花人，买过花的人就会把花放在胸前，以供辨识，也是荣耀。”

　　住在曾梅清斜对面的是侨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陈嘉庚生意很不景气，基本上都收盘了，但他始终坚持每月认捐国币2000元，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为首倡，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鼓动华侨捐款时呼喊：“悲观失望，见义不为，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

　　印尼华侨刘长英于抗战爆发后将儿子刘盛芳送回祖国杀敌。1939年冬，刘盛芳在陕西南郑空战中壮烈牺牲，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发给抚恤金1万元并附慰问信，刘长英提笔回信：值此抗战时间，国家经济上正待张罗之际，实不敢领受，拟请将盛芳恤金，全部捐赠祖国，为抗战军费。其信中爱国深情与丧子之痛交织出的复杂情感，读来委实令人心酸。

　　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僵持，为应付军费之困，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每逢债券发放，海外侨胞便踊跃认购，仅从1937至1939年，海外华侨便认购救国公债51150346元、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铸;截至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实与捐款无异。

　　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侨汇开始汇入国内，“增寄家费以益外汇”。自全面抗战爆发当年，侨汇数额便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更是连年居高不下。庞大的侨汇收入，填补了我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

　　急国家战事之所需，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另一个特点。1938年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基本处于被动防御及流动迁徙作战状态，伤亡惨重，同时由于东南沿海大部沦陷，许多医院制药厂及医疗器械遭到破坏或落入敌手，致使后方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不少伤员不战而亡，战力损失严重。

　　国内局势催动着海外华侨的心，药品和医疗器械随之成为华侨捐赠的重点。在盛产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的印尼，自抗战开始以来，华侨捐献药品合计约达1017亿粒;在欧洲瑞士，华侨仅1940年就为祖国捐献药品1146包，医疗器材183件……

　　及至1939年9月，即将进入寒冬，御寒成为抗战士兵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任全国妇女慰劳会领导人的宋美龄发动募集大衣活动，陈嘉庚随之于10月6日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布通告：“值此严冬倏届，将士无衣，忍冻受寒，辛勤为国，实堪轸念。”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南洋侨胞踊跃响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捐衣运动，仅一个多月就募得购衣款500多万元。

　　此外，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记载，抗战期间，美洲华侨还捐赠救护车200量，马来亚、缅甸华侨捐车300量;另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10月，华侨捐献坦克车27辆，救护车1000多辆，运输卡车和其他车辆数百辆。

　　“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正是凭借着这种慷慨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爱国热忱，抗战期间，千万海外华侨组成了保障抗战物资供应的另一个“大后方”。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

　　捐躯赴国难

　　1937年8月，为迅速实现“三月亡华”的狼子野心，日军利用“王牌”木更津轰炸机队在淞沪会战打响后对南京实施大轰炸。8月15日下午1时，6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偷袭我句容空军机场，中国空军迎头狙击，出战飞机以陈瑞钿、黄泮扬、黄新瑞、雷均炎、苏英祥等归侨飞行员为主力阵容，他们英勇抗击，击落日机6架，取得了开战以来0比6的空前大捷，一时间名声大震，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

　　为祖国输出战力人员是抗战期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其中尤以空军飞行员最为突出。日本自侵华以来，以成熟的航空工业体系频频压制中国，对中国军队和平民造成巨大杀伤。为改变中日空军战力的悬殊对比，旧金山、纽约、波特兰、洛杉矶等城市的广大华侨掀起航空救国运动，积极利用外国先进的航空培训条件，兴办航校培育“雏鹰”抗击日本，其中较为突出、影响最大的当属波特兰的美洲华侨航空学校。

　　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开始筹建，“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但因资金吃紧，前后共开办两期，招收学员36名，但归国服务的就达32人，其中就包括“中国战鹰”陈瑞钿、“空军虎将”黄泮扬等人。

　　资料显示，抗战期间，中国歼击机飞行员当中华侨占到四分之三，驻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均以华侨子弟为主。而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中也有上千名华侨青年，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力量。

　　在华侨飞行员与日寇搏斗于碧空之上时，数千名华侨在西南大地舍生忘死地守护着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1938年10月，日本逐渐将中国东南海陆交通切断，及至广州沦陷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因国内严重缺少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向“南侨总会”请求代雇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

　　据曾任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后来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庄明理回忆，招工广告一出，南洋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先后9批约3200余人回到祖国，“原拟聘驾驶员500名，修理人员50名，但后来应聘者数以千计。” 马来亚女教师白雪娇瞒过家庭，男扮女装报名参加机工队。在给父母的告别信中，她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由于修建仓促、疫病横行、敌机轰炸等因素，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的物资抢运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据庄明理回忆，当年3200余名机工回国，“数年后登记入册者不足一半，其余的不是牺牲、病故就是失散”。当年的《新华日报》描述：“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疾驶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及至1940年10月滇缅公路重开之后，“敌机的轰炸，愈趋愈烈”。

　　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华侨机工依旧保持着南洋华侨特有的气质和风骨。有一位陈姓华侨司机，平时颇为注意自己的仪表，每次登车前都要对着镜子梳理头发，精神抖擞地执行驾驶任务。1942年，他所在的车队在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寇飞机轰炸，虽然头颅被炸飞，但身子还端坐在驾驶座位上，手里紧紧握着方向盘。

　　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记载，仅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的三年中，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运输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为支援抗战、稳定后方做出巨大贡献。1989年7月，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云南昆明西山公园落成，碑文中言：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战斗在延安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传遍华侨社会时，时年14岁还在马尼拉南洋中学读书的王唯真觉得，“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在“心里急如火燎”的心情下，他向父亲王雨亭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几番遭拒与坚持后，终于在1938年10月踏上归国抗战的征程，而他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延安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着海外华侨的心，许多华侨克服艰险执着奔赴延安。据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秘书长的彭光涵回忆，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每个学期都有不少华侨学生。其中有些是冲破重重困难直接从国外回来的，如王唯真、白刃、张道时等;有些则是“七七”抗战前在平、津、沪、粤、闽等地读书的华侨学生，因国民党队节节败退，而到延安寻求抗日真理的。

　　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据王唯真回忆，“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同在南洋中学读书早于王唯真归国的张道时、吴一舟等，则完全是被延安散发的革命精神、爱国思想和政治平等的氛围所吸引，这令他们“心头燃起了光明的火把”。

　　据彭光涵在《华侨青年与延安》一文中记载，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约有600人左右。之后他们大部分自愿报名到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如同他一起到来的吴江、郭凌等便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去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另外部分华侨则因工作需要又回到国外继续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如后来牺牲在越南的华侨蔡白云等。

　　因敌后抗战需要，留在延安服务抗日的华侨为数众多。据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1942年6月的会员登记表统计，当时留在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归国华侨有220人，在延安各县工作的有60人。

　　王唯真便留在了延安。1941年11月他转调新华社，就工作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延安城已经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本飞机对那里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来自东西半球的各大通讯社，成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据当时在英文组从事英文电讯翻译工作的华侨沈光回忆，当时的工作设备极为简陋，收发报机的电源主要靠人工摇马达充电瓶解决，电报员英文水平不高，抄录的电文中字母错漏，遇到气候变化或机器故障，电文便残缺不全，他也常常自感“虽然念了十年多英语，但是国际新闻涉及面广，原有的英文水平和知识水平都不能适应”。然而，在充满友爱精神的革命组织里，在组长印尼华侨陈龙等人的帮助下，沈光等人的工作水平日渐提高。

　　选择延安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挫折与苦难，但这批在民族危亡之际奔赴延安的华侨们，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陈嘉庚到访延安时会见了华侨青年，他在后来回忆到，“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迫于外部形势的变化，在陕北公学读书的李介夫将奔赴前线，“这是7月的一个早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生活和学习过的窑洞，照耀着通往前方的大道”，他和战士们“背着背包，在鲜艳的红旗引导下，迈开雄壮的步伐，高唱着《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战线。”他们在心中默念：新的战斗开始了……

　　这种昂扬向上的情绪无疑预示着抗日战争光明的未来。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之下，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磨难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犹如浴火重生般的中国开始走向一条新的道路。70年后，当我们以最高规格、最诚挚之心纪念这份背负着血与泪的荣耀时，我们必须向那些在抗战中支援祖国、甚至献出生命的华侨们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值得永远地怀念。

　　(主要参考资料：《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历史不能忘记”丛书编委会，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回国抗战 奔赴延安》，文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任贵祥，中央编译出版社;《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杰出贡献》，李晓波、黄小坚，《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