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与援助：略论华侨与抗日战争
来源：huaxiamagazine   2020-08-29 15: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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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自然灾害多发，人民生活困苦，加之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交流逐渐密切，中国逐渐沦为西欧列强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来源地，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出国谋生成为了很多同胞的选择。诚如一名契约华工所诉，自己“不是受黄金梦的诱惑，不是被好奇心所冲动，完全是旧社会的无情的生活鞭子，驱使他们背井离乡”。这很好地说明了早期华侨移民国外之原因：绝大多数华侨都出身于广大劳动人民，迫于生计而旅居海外。与外国人或旅居地之本土人相较，华侨既无雄厚资本，又由于与国内亲属紧密联系需将积累的血汗钱寄回国内，他们在海外生存的压力可以想见。尽管如此，华侨对祖国充满着无限的眷恋和赤城的爱国之心，如容闳所言，“予对故土及同胞之爱长盛不衰，并因恻隐之心与日俱增”。每当中华民族命运处于危难之时，海外侨胞总是挺身而出，倾注一切支援祖国。“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并一直受到华侨资助的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于华侨的帮助，甚至以血汗换得仅能维持温饱工资的侨工，都肯出钱帮助。”

　　尤其自辛亥革命以降，华侨帮助国内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募资捐款，甚至直接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对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堪称“革命之母”。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华侨援助中国革命事业掀起第二次高潮。宋庆龄在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远在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尽其国民之天职，将其财力物力人力，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励”。

▲南美华侨在抗日捐款凭证上注明“作长期抗战军需之用”

　　尽管各种统计数据资料相差较大，如国民政府侨务委员统计出，截至1946年，海外华侨人数有八百五十万之众;当时报刊《国闻周报》所登载《华侨的抗战力量》统计数据为一千一百余万，然而大体上人们更偏向于认可后者。华侨约有两成旅居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剩余绝大多数则侨居在东南亚各国。无论如何，华侨人数庞大，散居地域之广，为当世所罕见。同样，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也为举世所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侨胞愤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残暴和国内军阀政府之麻木，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仅成立的救亡团体就达两千之多。如缅甸华侨兴商总会立即发出“为‘九一八’案电请国民政府切实筹备抵抗案”和“发表宣言唤起侨胞努力共谋对待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并致电国联和美国，请求国际力量干预日本侵略。

　　随着华北局势危机加重，日本或鲸吞或蚕食中国之野心昭然若揭，并在整个华人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华侨华人纷纷发表声明组建团体自发自愿以多种形式援助祖国抗战。1935年，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同胞不能坐视国亡族灭而要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而战斗。《八一宣言》在全球华侨华人中引发重大响应，侨胞纷纷要求国民政府一致抗日。如旅法华侨组建“巴黎中华抗日战线”;华盛顿华侨在“五卅”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新加坡侨胞于1936年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华侨分布最多的东南亚地区，侨胞在缅甸、菲律宾均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一场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之久的海外华侨华人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运动再一次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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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世纪30年代之中国而言，日本已然完成近代化变革并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跻身列强行列。无论工业水平、人员装备抑或是后勤保障，方方面面中国均极大落后于日本。而此时国民政府紊乱的财政金融状况也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华侨的援助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通过捐款、义卖、侨汇、购买公债等方式在经济上支援抗战。

　　捐款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种援助方式。华侨捐款的方式、类型呈多样化。如南洋华侨筹款会就曾在筹款细则中拟定出特别捐、卖花卖物捐、货物助赈捐、舟车小樊助赈捐、游艺演艺球赛捐等方式。为了将捐款变成一项长期化、制度化的行为，海外华侨发展出“常月捐”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援助方式。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总会发表《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其中警醒侨胞，对日作战将是长期性战争，华侨华人不能苟安海外，也并非可以依赖一两次的捐助解决问题，“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捐款，是长期助赈……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并表示“抗战一日不停，我们为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同年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华侨也采用了这种按月捐助的办法。“常月捐”的推行以及大量捐款汇至国内引起了国民政府强烈关注。蒋介石、宋子文等在致华侨救国团体电文中就提出，“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至巨关，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籍收实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亦通电要求海外侨胞应念及前方将士牺牲与战区民众的艰苦，推行长期捐助，“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

▲泰国华人为抗战捐款情景。(《南方日报》/林旭娜 摄)

　　经过政府鼓励和海外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常月捐”这种长期、固定性的捐助方式得到了推广和贯彻。整个南洋地区，无论无产阶级、工薪阶级都要按照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捐款;菲律宾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开始将月入的两成捐献国家，随后缩减为一成，但捐款总量却有增无减。据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忆，南洋各国1939―1941年间，马来西亚地区“常月捐”130余万、菲律宾60余万、缅甸30万、越南地区20余万等。全面抗战期间，在美华侨参加义捐的有3000多人，每人义捐数额占据人均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一名归侨回忆，他在菲律宾当店员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元，但是菲律宾华侨人均每月捐款却有5元，可以想见当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诚。据统计，战时仅东南亚地区华侨捐款数额就约达4 亿法币之巨;美洲地区所捐款数也达到近7 千万美元。由此可看出海外侨胞的捐款数额之巨、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

　　与此同时，侨胞汇款在抗战时期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所谓侨汇，即华侨外出打工赡养亲人的费用，是广大侨胞同国内亲友保持联络的纽带。战时因其数量非常庞大，货币价值相对稳定，故其对补充军费开支、平衡贸易逆差、稳定国民经济和法币币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陈嘉庚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华侨援助的重要性：抗战后国民政府“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虽如何极力推销，总不能达到半数”，“然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每次五万万元，至民国廿九年，抗战已三年半，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万万元，除首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银行何以有此能力?此则利用华侨汇款作纸币基金耳”。以1937―1940年侨汇收入和贸易入超作比，比率均在400倍以上。尤其到了1940年，中国侨汇收入为1,328,610,000法币，而贸易入超数仅为57,022,000法币，侨汇对入超比率为惊人的2319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美国并攻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南洋陷落。这一时期，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侨汇收入大为减少，而美洲特别是美国的侨胞仍旧为国内汇款，成为整个侨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截至全面抗战前夕，华侨华人支援国内汇款就达到了2亿多法币。1937年7月，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估算，1935―1937年间，华侨华人援助汇款累计达30亿元。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年内，华侨汇款几乎占据了中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三十。而在整个抗战期间，侨汇超过了95亿元。源源不断的侨汇为战时国民政府在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稳定本国货币价值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大缓解了国内财政捉襟见肘及贸易逆差过大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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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支援外，海外华侨非常重视利用宣传工具，他们经常采用办报刊、发函电和声明的方式以达成督促国民政府抗日、引导民间抗日言论、报道反侵略战争动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等目的。“九一八事变”在当时引起世界各国极大关注，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的消息也通过各类报刊媒介传播开来，从这一事件开始，海外报刊集中关注、报道抗战拉开了帷幕，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华侨创办报刊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一份侨委会的统计数据反映了这种状况：1935年，华侨华人所办报刊有84种，五年后增加至128种。短短数年间增加了数十种，在华人世界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美洲地区，华侨所办报刊有25种，遍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智利、多米尼加等国;欧洲地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祖国抗日情报》日刊创刊，德国创刊的《祖国抗日情报》一时间销量猛增，影响巨大;在新西兰，侨胞周润森所办《侨声》半月刊也在当地唤起侨众抗日情感、呼吁关注祖国抗战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毫无疑问，在这些报刊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种类最多、持续时间久、受众最多的依然是南洋地区华人华侨所办报刊。

　　进入抗战时期后，很多报刊往往专为宣传抗战而创刊，一些老字号报纸也因时趋势，联系社会实际，利用群众较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国内势态。如创刊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就在这一时期提出理论性的文章应该摆脱空喊口号而代之以引导群众舆论进而展开实际行动。一些新鲜的词语如“救亡弹药”、各类文学报告、小品也应充实在该报的宣传材料中，以不断提升表达技巧。老报人于友在《报人往事》一书中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许多进步人士迁往香港，结社撰文，抨击国民党压迫抗日力量，“《南洋商报》认真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一切可供刊登的材料，都被及时地刊登出来”。

　　华侨身份的特殊性及其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使他们的言论往往能较好地在国内重大事件中发挥一定作用。如1938年国民参政会召开前，陈嘉庚就曾致电大会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提案。汪精卫当时高声朗读至此处，“形容惨变，坐立不安”，并“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大会秘书处随即将之概括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对提案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是“从三千里外的新加坡放出一炮直达重庆……这个炮弹里所装的不是实弹而是纸弹”，“真是一个奇迹”。

　　在海外华侨组织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下，抗战甫一开始就在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一股回国救援的浪潮。广大侨胞纷纷组建服务团体、创办航空学校、组织技术人员归国、甚至直接参军不远万里奔赴战场。参战华侨人数之众，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这部分人中仅广东籍归国华侨就有四万余人，美洲和澳洲等地也有千名华侨。战争中，不少热血青年华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各方面统计材料，大量航空、机械、防控、化学、防毒、交通工程方面的侨胞人才返回祖国;医护人员招募信息甫见报刊，印尼立即就有400多人报名参加;南洋等地医疗队携带了大量金鸡霜纳等药品随军转战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救治大量病患;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携带金钱、物资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服务工作;为了修筑滇缅公路，南侨总会招募司机和技工，报名者达到数千名之多。马来西亚3000多名司机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这些司机们说，“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归国华侨人数如此众多，以致国民政府侨委会不得不制定《非常时期海外华侨专门技术人才调查表》分发各地以调查介绍华侨工作。对此，国民政府高度评价他们的贡献：“彼等中不少中产阶级之弟子，只以为同仇敌忾所驱使，是以历万险千辛而不辞，所以彼等对于祖国贡献效力之伟大，亦难以估量。”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将近百年，期间之艰辛困苦至今令中国人难以忘怀。战争中整个华人世界所迸发出的团结之伟力，更让我们铭记。广大侨胞至今还在为祖国统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自抗战以来凝聚的中华民族意识将永远激励来者不忘过去，着眼未来。